年前的一个夏天，我踏上了一列老式列车，开始了去昭通城的路途。我是专程去看望石门坎的。为了石门坎那些飘落在历史风尘中的厚重的传奇，或者故事。
那个下雨天，从昭通城沿着古驿道，行程大约五个小时，我如愿到达石门坎。如同西南大山深处的很多小村落，石门坎山清水秀，宁静安详。一条小河缓缓在山谷间流淌，流向高山峡谷间，流向远方。
在一片只剩下断井颓垣的荒坡地上，村里的苗人给我说，那里，以前就是石门坎光华小学和教会教堂，医院等文教设施的聚居地。如今，这一大片曾孕育了中华历史上尤其是苗族文化奇观的土地，有的已经种上了苦荞或者燕麦，有的则成了苗族孩子们嬉戏放牛的乐园。
一百多后，我终于与石门坎相遇，与柏格理相遇。绵绵的高原的雨，带我走进了历史，走进了无边的诉说中。
苗族分为大花苗、小花苗、青苗，黑苗等几种，居住在石门坎的为大花苗。这在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有着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深重的苦难赋予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但苦难的生活也让他们的生活过的很是悲苦。
石门坎处于川滇黔三省的交界，居住在这里的大花苗贫穷而落后，为逃避杀戮，这支被称为“大花苗”的族系逃到了川滇黔最荒凉偏僻的山区，他们没有土地，靠租种彝族土目地主的土地，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困苦的时候，“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的传言让他们看到了“我们苗家的希望”。柏格理在昭通城传教的时候，常常有石门坎的苗族去找他治病，这些贫苦的苗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柏格理的日志中，有这样的记载：“他们大多是穿着用麻布制成的粗布衣服，衣不蔽体，一年四季都只穿着一件单衣。来看病的时候，总会带着一些自家种植的果蔬来，眼里面有期许也有羞怯。不管来多少人，我是要医治的，耶稣救一起人，他们都是基督的子民。”
在跟苗族的不断接触中，柏格理了解到，差不多所有的苗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那里的苗民更需要自己的帮助，于1904年，柏格理离开昭通的传教会所来到了石门坎。柏格理在石门坎设教堂，开医院，办学校，创造苗文，开启了这个穷乡僻壤的现代化之门，文化之门，辉煌之门。
1905年，在柏格理的推动下，石门坎学校在乡贤王玉杰的支持下创立，命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1906年，学校落成，开始招生，从此苗族教育奇葩绽放，名扬四海。随后，学校规模不断壮大，于1915年成立了光华学校初中和高中部，开始招收全日制学生。
20世纪20年代，石门坎的教育体系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成为覆盖川滇黔三省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1918年到1925年，西南苗族地区的初、高两级毕业生考试，各分校均集中在石门坎统考，由华西教育协会统一命题，统一评卷。这期间，世界上第一位苗族博士吴性纯从这里走出。吴性纯在光华小学接受了初、高中教育后，赴成都华西大学预科学习，一年后升华西大学本科学习，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的吴性纯回到石门坎工作，开办了石门坎平民医院。1931年任石门坎光华小学校长。吴性纯为了激励学生，创办了光华小学校歌，歌词是这样的：
威宁西北乡，毗邻昭阳。看石门高敞，光华校旗树黔疆。客来自远方，热心来渡东西洋，拍七数风琴，吹芦律笙簧，音和谐，兴悠长，齐声高唱，大风浃浃。好男儿，当自强，天下一家共乐一堂。学优长，寻光明，要日就月将。要学那惜阴大禹寸晷无荒，要如何名副其。
大师执教，志高意远。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石门坎培养出来的民族精英人才济济，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些民族人才有毕业于华西大学社会历史系后来参与创立国立贵州大学的杨汉先，毕业于华西协和西科大学后来成为贵州省政府首任卫生厅长的张超轮，有毕业于华西大学教育系后来成为贵州省政府教育厅长的朱焕章等。此外，朱明换毕业于黄埔军校，张友伦、王建明等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张国辉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
石门坎的声望在全国日隆，逐渐引起了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南京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视。蒋介石就曾经命令当时驻守贵州的杨森来石门坎调查，还专门在石门坎设立了国民党的支部。
1936年，贵州省主席杨森亲临石门坎调查苗族社会情况，不少政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调查报告和评论。国民党贵州民政厅视察员写道：“贵州其他民族很少像苗族这样受教育，即使是受教育也只是识字而已。石门坎则不然。……设学校，苗彝民族多入其数，受其教育感化，勤于畜牧农业，衣服装饰多改旧装，民族性最淳朴，多皆自食其力，不为盗，不为乞丐，少吸烟，系诚难能可贵者也。”白敦厚写道：以威宁、彝良为中心地带，花苗在苗族中性格淳朴聪明，智慧文化最高。管城泽在《边事研究》中写道：“谁说苗人野蛮？他们的心向上，恐非内地各族能赶得上的。同时也给国内民族一个好模范的启示。”
石门坎培养出来的苗族精英们肩负时代使命，抒写了很多壮丽诗篇。
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自立为帝，在北京复辟。蔡锷将军在云南组织护**，出川讨袁。蔡锷将军是柏格理的好朋友，柏格理支持老朋友，志书蔡锷将军：袁氏弃民主共和不顾，一心复古改制，实为天理所不容，将军此番北伐，大快人心，必将大胜凯旋。护**途径石门坎，光华小学数百学生夹道欢迎，送给护**1000多由石门坎苗民们捐赠的大洋，鼓舞了护**的士气。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黔西北苗族地区以石门坎为中心，在王兴中和钟焕然等老师的领导下，组织张超轮等年龄较大的学生百余人，利用云炉河坝赶场天，到街上粘贴标语口号，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石门坎学校师生为了支持抗日，连夜赶排抗日短剧，用苗文翻译《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在当地群众中演唱、演出，反响强烈。随后，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求学的苗族学生杨汉先，草拟了《告四川联区同胞书》，大声呼吁：“值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团结起来抗日。我们苗族是中华民族之一，我们要努力前进，将来可达自决自治目的。”
1937年9月，十万川军出川，北上抗日，其中就有苗族青年千余人。石门坎先后有陶开群、张仁义、朱兴明等数十人参加了部队，加入了滚滚抗日洪流。他们有的北上中原，参加了台儿庄战役，血沃神州，有的出国远征，参加了滇缅会战，长眠在异国他乡……
1945年至1950年间活跃于黔西北的“威宁游击团”，积极配合**华西地下党的工作，为黔西北和威宁地区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徜徉在历史与现实间，眼前是一会是一百年前的繁华，一会是一百年后的荒芜，不知咋地，我的脑海里尽是《红楼梦》里的那首偈语：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
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是甑士隐为《好了歌》做的解注，抒发的是人生无常，转瞬即变的消极思想，此日我在石门坎看到当年的胜迹人物两非，曾经的游泳池如今长满蒿草，石门坎光华小学只剩一堵石墙，教堂不复存在，足球场成了放牛坡……
几个五六岁的小孩子操着五音不全的嗓门，在野地上玩儿，村里的民居，土墙茅草，在风雨中飘摇，若不是亲自到了这里，谁会相信，这就是当初灿烂了世界的石门坎？心情居然有些沉重……
这是一番被上帝抛弃了多年的贵胄公子，今天的他，依然还在流浪，还在找寻着他的文化的根。在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的世界中，人们已经差不多把他忘记了，尽管他实实在在的存在过。我们是不是太物质了？我们是不是太健忘了？我真的不希望，这西部苗疆的文化圣地，它只会出现在一个少年年轻的记忆和光怪陆离的梦境中。若不是多年前在报端看到那本《未知的中国》的介绍，若不是柏格理的故事吸引了我，今天我也不会到达石门坎。这昙花一现的文化奇迹啊，注定是一个沉重而又很难敲得出声音的石头。只有在心里默默的祈祷，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它，关注它，这沉睡了近一百年的石门坎，该醒了……
爬上光滑的石梯，走过一段窄窄的路，来到柏格理的坟墓。这个来自异国他乡，忠心耿耿推动中国石门坎发展的福音使者，教育先驱，默默的来，默默的去。只留下一代苗族精英，留下一个文化奇迹，还有一方小小的土堆和墓碑上的对联：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士诚为上帝忠臣。
石门坎期待复兴。一百多年有英国牧师扫开混沌，迎来光明；一百年后，谁来领袖石门复兴？
“苗族蒙昧无知，又非常贫困，又有不好的风俗习惯，敬鬼精酗酒等恶习。别的民族又歧视，笑语我们无知。我们自己又不知道害羞和前进。幸亏上帝使他的传道人员到我们这里，指明我们要走的道路。”
“荆棘的天地谁可怜我们；砍掉荆棘，丢得老远。感谢上帝，拯救他的人民，使传教士柏格理来到我们地方传教。我们有书读，我们有好名声，精神愉快，心灵纯洁，战胜了黑暗，从此我们要经常唱，心里永远记住。”
走过是石门坎溯源碑，我记住了石门坎苗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