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日的朝会上,对卫希颜的弹劾当然没有什么结果,后来朝议重点被赵鼎转到对名重生的追赠上。♀
南廷通过此次宗师之战，不费半分兵力得到了河南十九州之地，此皆为名重生之功，名重生因此战身殒，朝廷必然要有表彰和追封之举，否则难以平服天下武者之心,而且民众也会认为议朝廷不仁义。
朝臣对表彰追封没什么异议，但追封何等品级就有很大争议。赵鼎奏议追封太保,定谥“武义”；胡安国认为太过,最多追封检校少保，定谥“忠义”。
宋代的太保位列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少保位列三孤（少师、少傅、少保），职品均为正一品，可以拥有实权，也可以只为荣衔，如蔡京、雷动，都曾以太师领三省。但建炎立朝后，三公三孤都只成了荣衔，而且规定是给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文武官员加封——胡安国等官员认为，以名重生一战之功尚不足以加封三公三孤，最多追封检校少保。
检校少保是检校官。检校，本意是勾稽查核，加在官名之上有代理之意。至唐朝后期，“检校”官职成为散官或加官，没有职事之权。宋沿唐制，初期有检校官十九阶，至神宗元丰改制后，“检校”官职仅留下检校三公与检校三孤。因为是特旨诏除，不是正式拜授，检校三公三孤比起正式的三公三孤要低一阶，为从一品。当然从荣誉上来讲，也是低一阶的，后来便多作为对武臣的封赠了。
以宋朝重文轻武的风气，武臣很难得到三公、三孤的加封。当年卫希颜在黄河之战“身殒”，被赵桓追赠为三公最高的太师，是以尚书丞的文臣授衔而非武臣之故，而且当时国难当头，这个最高荣衔的追赠还有对英雄寄托的追思和鼓舞军民斗志的意义在内，与现今名重生的情况不一样。况且，名重生陨落前只是布衣百姓，并非朝廷重臣，若非他身为宗师的崇高地位，即使拥有使朝廷得河南十九州的大功也不可能被提到朝堂上议论追赠一品荣衔。
又说谥号之争。
谥号是对帝王、大臣及有地位和声望的名士在死去以后，根据其人的生平事迹、品德修养，而由他人评定给予的带有褒贬善恶的名号。唐宋的士大夫都极其看重谥号，因为“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所以谥号是光其大名，死而不朽，即：“闻谥者行之迹，而人所以旌善而惩恶，节惠而尊名也
所以宋朝的士大夫对定谥十分慎重，认为事大体重，不可以轻议。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死后都能得到谥号，规定是三品官员以上朝廷定谥，三品以下由亲属奏请——如名重生这般又是特例了。
按大宋谥法，文臣带“文”、武臣带“武”为最高等级谥号，如范仲淹、司马光谥号“文正”，王安石谥号“文”，狄青谥号“武襄”。建炎立朝后，又对谥法作了规范，《宋礼典谥法》规定，武臣以带“武”为最高谥号，按等级依序为：忠成昭靖、肃毅宪义、惠穆襄安……，第一谥号为“忠武”，其余均以“武”为起头。
赵鼎提议名重生定谥“武义”，位列最高谥号的第八字超级掌控者全文阅读。胡安国等反对官员以狄青和种师道为例，说狄青之功也只得谥“武襄”，而种师道定谥“忠宪”，尚未进“武”，名重生焉能进谥“武义”？
以赵鼎为首的支持派朝臣说，当年狄青定谥时，仁宗皇帝是要定“忠武”，因大臣作梗，起了文武偏颇的私心才定为“武襄”，本就不公；而种师道定谥时，是被当朝的靖康宰执打压，也有不公之嫌，都应重新作议，岂能以前人之不公而拘后人？又有王学派大臣说，王安石单谥“文”也是不公正的，当谥“文正”或“文成”，以彰其变法之功，立时引起了司马学派和程学派的激烈反对。
由此，朝殿上掀起了重议前臣谥号的争论。各派朝臣口沫横飞，争得面红耳赤，关于卫、名结侣之事就被有意无意地略过去了，甚至陈公辅和潘良贵这两位谏议大夫的注意力也转移了，挽着袖子加入了重议王安石谥号的争论之中。♀
散朝后，赵构气怒难抑，回到福宁宫内殿又砸了满屋子的瓷器，暴躁难平下又拔剑挥砍椅案，眼目通红地大吼，“都是一群私心之辈！……”他一边怒骂着，一边挥剑乱砍。殿内服侍的康履及几位内侍宫女都脸色发白地跪在地上哆嗦，尽量缩低身子不被注意，若被乱剑劈中那就是白挨了，心中惶然实是难以言述。
十三日，丁起等赴东海的官员返朝。
卫希颜当日入宫见了皇帝，递上服丧守孝的请假折子便离宫而去。据说君臣在福宁殿会见场面极为冷凝，不知说了些什么说崩了，卫国师冷斥皇帝“觊觎臣妻，无君主之德”，拂袖而去。据说皇帝大发脾气，提着剑乱劈乱砍，还杀了一名内侍。这些消息经由各种渠道被三省重臣得知，心中都各起波澜。
皇帝对名花流宗主有迎纳之意，当朝的几位资深宰执都隐晦知晓一二。
最初，当赵构还全然信任丁起的时候，就隐晦地向他提起此事。丁起当时瞠目，心里颇为不屑，后来与宋藻私下商议，虽然都觉得赵构配不上主君，但难免动了几分“则天之治”的心思，便由宋藻委婉试探，然而名可秀并无称帝之意，这不符合她的大道之路。于是赵构萌发的心思便被丁起以“江湖之首不宜入后宫”为由谏阻。
至后来，名可秀以共济会首誉满天下，赵构便又向胡安国隐晦道明心思。胡安国大骇，他曾在八蟠岭山道上见过名可秀一面，那女子的气度连眼前的皇帝陛下都逊色三分，再想想此女领袖群伦的才智手段，若迎入后宫，只怕又是一个武则天！当即肃颜正色阻止，说此女拥名花流、商盟、共济会三方势力，周旋江湖武林、商盟诸色人等，绝非贤淑之配，旦入后宫，恐后宫不宁，且祸及前朝，又恳切言说后宫妃嫔当择温顺恭谦，令赵构郁郁无比，只得作罢。
又后来，谯定得赵构信任，与胡安国看重礼法相比，谯定多了几分道家的洒月兑，见事论人都不拘于世俗之论。赵构忍不住询问谯定对名可秀的看法，言语神态中难免流露出两分倾慕。谯定虽没见过名可秀，但能执掌江湖武林并商盟的女宗主岂是易与之辈？谯定心里翻了个白眼，道：“此女，大野之鹏，湖海之鲸，枭傲之辈言下之意，这等女子，不会甘于后宫，陛下你的心思还是早早歇了罢。
赵构受了三次打击，情知此事难为，只得捺下。但名可秀一直未成亲，又给了赵构肖想的希望。其实关于名可秀年逾三旬未婚嫁之事，在江湖武林和商盟中也颇有揣测，武林群豪说名宗主当然是要娶不是嫁，又有人说其实名宗主早就择了入赘之郎，只是未公之于众，还有豪雄说以名宗主的才智地位，很难有男子堪匹配，后院养几个小郎也未尝不可以。这最后一种说法还有不少人赞同，包括名花流的属众和商盟里的人。皇城司察子探来的这些小道消息让赵构气恼不已，却也无可奈何，即使这些消息听起来很有七八分可信，但名可秀一日没有公开嫁娶，赵构就觉得自己还有希望——直到卫名结侣彻底打破他的期望。
胡安国接到宫中传出的消息后，脑门子一阵突突跳，姑且不论卫希颜与名可秀的婚事是否能被朝廷承认，但若是传出皇帝“觊觎臣妻”的谣言，于皇帝名声可大是不妙，何况胡安国还是知情人，皇帝对名可秀确实有心思，这“觊觎”之说绝非空穴来风。胡安国忽然觉得，卫名结侣或许是一件好事，至少能断了皇帝的心思，不会有“武后”之祸全能奇才最新章节。
丁起接到这个消息后，嘿笑了两声，命心月复侍从传了几份帖子出去，邀几位派系内的官员过府议事。
至当日下午，皇帝与卫希颜在福宁殿的对话已悄然传闻于朝官中。
能在朝中当官的多半都是心思机敏的，根据这番对话便补全了情节——
约模是十多年前，皇帝还是康王时，曾经远远见了当时还是名花流少宗主的名可秀一面，倾其风采，思之不忘，可惜“襄王有意，神女无情”；至康王登基后，曾多次召传相见，皆被名可秀所拒，皇帝思之不得；而今名可秀却与卫国师结为道侣，恰如晴天霹雳，皇帝嫉恨下口不择言，被卫国师所斥，拂袖而去，皇帝盛怒之下杀内侍泄愤……
朝官们脑补出来的情节比话本还要精彩，令人瞠目结舌，心中直道荒唐，也不知是说皇帝荒唐，还是卫希颜荒唐，或者二者都有。但赵构一向以来都在朝臣面前表现出帝王的冷静沉智，做出这般毫无理智让人嗔目之举，难免让人非议，赵构努力维持的英明天子形象也在朝官心中折了两分。
当日，又有消息灵敏者从临安府得闻，国师府已向临安府尹递交了卫国师与名中慧宗主的婚姻契帖——
按南廷建炎五年制订的《宋礼典婚法》规定，凡品官士民嫁娶，男女双方的婚帖必须在官府备案，包括：有官媒签名的纳采、问名定帖，婚契聘书上男女双方的签名，及双方父母（父母亡故则为近亲长辈或族中宗老）的签名。只要合法的婚帖递交官府备案，即使“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婚礼六礼中未行“纳征、请期、亲迎”三礼，婚约也正式成立。此法立法的宗旨一是防止男方迟迟不行“亲迎”礼有损女方利益，二是防止重婚，便于官府追查；三是针对越来越烈的婚嫁财礼之风，通过官府备帖以简化婚礼程序，来减少送财礼的环节。
当然，如果三书六礼齐全，即使婚帖不报官府备案，婚姻也是成立的。但在官府备案，就相当于多了一层保护，尤其是对女方的保护。所以，《婚法》颁布后，女方出嫁多半都要求上报官府备案。对品官之家来说，请期之后递交婚帖到官府备案，然后再行亲迎之礼，已经成了对女方家族的一种尊重礼节。卫希颜和名可秀的结侣仪式不同于任何婚礼，但其庄重、隆重和定契的严肃性又超过了婚礼的六礼，但因不同于法定六礼，未免被一些士人非议“不合礼法”，此番将婚契帖子递到临安府备案，从《婚法》来讲，已合乎律法。
这一日的晨报——《西湖时报》正式刊登了国师府和名花流共同发出的婚告，以及名花流发出的名重生的讣告。
次日，各大城邑的报纸都转载了卫名的婚告和名重生的讣告。
各帮派和武林世家的当家人纷纷前往京城，各大商号的商主也赶往京城，一是行祭拜之礼，二是送贺礼。
名重生的骨灰置入棺椁中，灵堂设在名花流京城分舵，分别设了四个祭拜灵堂，方便各方人士悼祭。讣告停灵七日，往来拜祭人员不绝，有武者，有商贾，有士人官员，也有普通的临安百姓，都是受过名花流恩惠的坊郭民众。在武者和士人官员祭拜的两个灵堂中，人们见到了身穿白布深衣、随同名可秀一起行孝礼的卫希颜。眼见得结侣的真人在此，那直面冲击的感觉与看报听报所得大不相同，让人瞬间空白，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只有“天作之合”闪念而过，即使之前非议两人结侣的那些士子和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两人的气度风采，珠联璧合。
至停灵第三日，以宰相丁起为祭告使的众位朝臣联袂而至，携旨而来。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关于谥号之议——
从宋代起，文臣的最高谥号是“文正”，武臣的最高谥号是“忠武”。
“文正”应该是起源于文贞，比如唐朝的魏征，但宋代之前，“文”字后面带的字似乎是没有等级的，如房玄龄谥号“文昭”，姚崇谥号“文献”，狄仁杰谥号“文惠”，并无明显的等级之分，还是很单纯地是按照个人的特点来定谥天下男修皆炉鼎最新章节。
到了宋朝，为了避仁宗赵祯的名讳，将文贞改为文正。虽然就历史渊源来讲，文贞和文正一脉相承，但是就地位而言，还是应该区别待为好。魏征谥号“文贞”应该是“清白守节曰贞”而定，这和正的意思有本质区别。
“文正”的发扬光大是从仁宗时代起。当时宋仁宗想赐谥他的老师夏竦“文正”，结果朝臣纷纷反对，司马光说道：“谥之至美，文正也！”（司马光的这个结论有可能是根据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到的谥法解得出）。
司马光说：“谥法本意：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而夏竦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言不副行，貌不应心。语其道德，则贪婬矣；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识，夏竦得‘文正’之号，不知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
最后仁宗被迫谥夏竦为“文庄”。
从这次争论之后，文正被士大夫所重，而第一美谥的地位得到确立。
自司马光以“文正”为最美被士大夫接受后，谥文正的标准甚为严格。
比如清代，一般的谥号是由大臣先选定几个谥号然后由皇帝选择，但是只有文正这一个谥号是大臣们无权建议的，只有当皇帝觉得失去一个股肱之臣、社稷栋梁的时候由自己建议，文正的特殊性可见一般了。
再论武臣谥号，狄青很冤，是被文臣猜忌而死，仁宗要定谥“忠武”，被一帮文臣给拧了，最终定谥“武襄”。又如岳飞，谥号“武穆”，这是宋孝宗时定的谥号，到宋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所以，正经的来说，岳飞应该是岳忠武，不是岳武穆，“忠武”是最高谥号。
又论：单谥和双谥。
单谥“文”和双谥“文正”，究竟谁的规格比较高呢？
唐代，人臣单谥一个“文”的，有五人：韩愈、白居易、李翱、陆希声、权德舆。
宋代，人臣单谥一个"文"的，有三人：杨亿、王安石、朱熹。
宋代谥号“文正”的，有八人：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郑居中、苏轼。（很多宋人士大夫认为：唯范仲淹、司马光、王旦应为文正，其余五人应是文贞，为避仁宗讳而为文正）
很难说“文”和“文正”哪个更高。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以欧阳修定谥号的过程来评断一二——
太常寺合议时说：“公（指欧阳修）为圣宋贤臣，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驰骋贯穿，述作数十百万言，以传先王之遗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马迁、扬雄、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方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知趋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汉唐者。太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如太师，真可谓文矣
博士李清臣阅读行状，考按谥法，说：唐韩愈、李翱、权德舆、孙狄，本朝杨亿，皆谥文。太师固宜以文谥。
但是，太常寺卿说：文则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谏诤，当加献，为文献；无已，则忠，为文忠。
众人又合议，说：文献迭犯庙谥，固不可，忠亦太师之大节。太师尝参天下政事，进言仁宗，乞早下诏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继体，今上即皇帝位，两预定策谋，有安社稷功。和裕内外，周旋两宫间，迄于英宗之视政。盖太师天性正直，心诚洞达，明白无所欺隐；不肯曲意顺俗，以自求便安好；论列是非，分别贤不肖，不避人之怨诽诅疾限制级贴身高手。忘身履危，以为朝廷立事。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丽“文”，宜为当。
于是，遂定谥上奏。
单从上面的过程来看，文忠并不是比文低的谥号，而是要以忠字来补充文字。
但又有说法言：当时的太常寺卿与欧阳修有矛盾，所以定谥时损了他一把，没能定成“文”。
又据说：欧阳修私德不修，有两桩丑闻，所以影响了他的定谥。
第一件事是关于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虽说是“外甥女”，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当然在宋代社会中欧阳修和她还是有严格的伦理与辈分关系。
欧阳修的妹妹嫁人不久便守了寡，欧阳修可怜她，便把她和外甥女接到自己身边抚养。外甥女长大成人，嫁给了欧阳修的远房侄子欧阳晟。欧阳晟可能有性能力障碍，外甥女耐受不住，便与家仆陈谏私通，被人发现送到了开封官府。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外甥女突然揭发欧阳修和她有不伦之情。后受人利用，屈打成招，竟然说欧阳修和她有**，还欺占了她娘家的财产——有人事先用张氏的家财购买田地，落在欧阳修名下。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置欧阳修于死地。欧阳修上表为自己辩白，仁宗皇帝也不相信欧阳修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多次作出批示，表明态度，但人言可畏，何况那些人不依不饶，他的政敌钱勰借此攻击他，欧阳修有口难辩，仁宗只好将欧阳修贬到滁州。
第二件事更严重了。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蒋宗孺犯了事，遭到弹劾，蒋本来希望欧阳修能帮自己开月兑一下，没想到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尽快处理。蒋对此恨恨不已，就揭露出欧阳修和大儿媳吴春燕有染。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这件事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去了，不过宋神宗不相信，方才作罢。
这两件事对欧阳修的打击很大，他心灰意冷，一再要求辞职，但未被允许，过了几年，就去世了。定谥时这两桩事被太常寺卿给翻了出来，影响欧阳修谥号“文”——从这么来看，似乎单谥“文”又比双谥高。
然而究竟何为真相，争议颇多，也无法就此断定“文”比“文正”高。
再看朱熹定谥时，刘后村言：“（朱熹）庇民之学，郁而未伸；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请以韩子（韩愈）之谥谥公——按此理解，“文”的谥号是比较符合朱熹的道德文章，而忠字则不及，和朱熹一生的官运联系，确无大忠之事表现出来。
某西个人认为，谥“文”之人有个规律，就是本身是学问大家，但是和政治的牵连并不大，这点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程朱理学”的朱熹，“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西昆体"诗歌主要人物杨亿等都可以看出来，虽然为官但是都不算是国之重臣，其他名气较小的如李翱、陆希声、权德舆等都是诗人出身，参政也不深入，或许可以由之认为谥“文”，是以突出表彰学问上的造诣？而在政治上的功绩不显著，故而没有选择另外一个字来配合。
当然上述规律有一个人是特例，即主导熙宁变法的宰相王安石，这是不折不扣的国之重臣，为什么也是单谥文呢？
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王安石的谥号“文”是哲宗定的，当时新旧两党的势力仍然在相互抗衡，哲宗本人也经历了从一个旧党支持者向新党靠拢的过程，特别是由于支持旧党的高太后的存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王安石的谥号很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妥协。
无论“文正”还是“文成”，旧党都不同意王安石定此谥，“文正”是要德才兼备、恪尽职守、忠君爱民——旧党认为王安石敛财，失君子之德，又乱法害民，不足以为正。而“文成”的成有安民立政之意，显然旧党认为王安石也是不具备的。于是，最终单谥一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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