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
明媚如初，
我偶尔流泪，
却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爱哭的孩子，
我已学会了沉默，
只为附和你的冷漠，而选择习惯的淡漠。
爱你如初，
这是一个秘密，沉寂如初，
如同那间荒废了的教室般的，鸦雀无声。
雨夜，
静谧如初，
我想一个故事，落寞得惆怅如初，
我偶尔怀念，心碎如初，
我已学会了放手，
只为迎合你的厌倦，而不得已割舍眷恋，只好疲惫如初。
——摘自竺寸草的心情随笔《说一种如初》到阿哥家的时候，他在编草鞋。
老实说，他编的不利索，我看到他手中握着的是一截儿很粗糙很粗糙的枯草，他编的很费力，好像每扯一个线头，都会掉下一滴汗一样。我不曾晓得他会编草鞋的，也不曾晓得编个草鞋是这么费时的，看他满脸的疲惫，好像是编了很久的样子，这种细活儿，简直比拉牛车的粗活儿还要累。可是他却很耐心地接好每一个疙瘩，努力地把这头的疙瘩，接到那头的疙瘩上，然后再像盘发髻一样把草绳儿给串起来。
“成啊，”立在门外的我不禁打断他：“什么时候干起娘们的活儿来了。”
他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放下手中的活儿招呼我说：“来啦，进来坐会儿。”
我笑着搬了个凳子在他身旁坐定，低头了却发现地上已经搁了十几双草鞋，被他整整齐齐地码到了一起，俨然一座草绿色的小碉堡，齐刷刷地向着大地看齐。
“哟，”我调侃他：“照你这个编法，不消半天的工夫，小屋就该满喽。”
“没办法，”他操起那半截儿草绳塞到了鞋底，苦着脸说：“这是窦泌家唯一的生计，我想帮帮她，得尽可能地多编些。”
哦，原来是为了蜜豆，难怪那么拼，看着他焦急的样子，我不禁多嘴问了句：“你是这么想，可是她会要么？”
“会要的，她的背篓一般都放在屋外，我一天少往里头扔两双，她不会刻意去数的。”
他一脸欣慰地这么说着，仿佛偷偷模模给蜜豆多添几双草鞋是鼎值得开心的事儿，哦，不，或许对他而言，世界上没有比让蜜豆开心更令他开心的事儿了，唯一遗憾的是，蜜豆永远都不会了解他以她的开心为开心的心。
“看看吧，我给你弄的衣服。”
我从怀里扯出了被我裹得温热的衣服递给他，他接了过去，开心地说：“窦泌的么，你怎么弄到的？”
“哦，”我挠着头，忽悠他说：“我跟她说我家的拖把坏了，需要些不要的旧衣裳来绑拖把，她就把这件儿衣服拿给我了。”
“这样啊，”他仔细地看了看衣服，狐疑地问：“可是，她一向节俭，怎么会拿过年过节才穿的民服来给你绑拖把呢？”
“给我件儿民服也算她的奢侈啊，再说了，也可能是衣服小了，她胖了穿不上了，又或许是嫌它旧了，改做新衣服了也说不定，你至于这么一惊一乍的么，真是。”
我心虚地这么打着幌子，就在阿哥半信半疑的时候，门外忽然间响起了惊天的打锣声。
“怎么回事儿？”阿哥心惊地问。
“不知道，出去看看！”我跟阿哥走到门边儿，才一拉开门儿就看到大批的村民往山下赶。
耳边锣声震天，不远处，好事儿的阿花婶儿挽着秋波婶儿一起尾着大批地村民向山下奔走。
“阿妈，你不是去换东西吗？东西都还没换好呢，这又是急着去哪儿啊？”
阿哥冲过去拦下手提咸鱼干儿的秋波婶儿，不解地追问。“还换什么东西啊，换什么都换不来好心情！”
秋波婶儿捂着嘴乐开了，阿哥更为疑惑地问：“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
“好啦秋波，”阿花婶儿脸上笑着，嘴里却叹着气说：“人都快死了，你就别损了。”“谁快死了？”我和阿哥异口同声地问出了声。
“哟，你们还不知道？”她掩着嘴故作神秘地说：“窦泌从山下摔了下去，快死了呢，听到了么，这锣鼓声就是替她敲得呢。”
“不！”我背着莫大的悲痛辟谣：“这绝不可能，我今天早上都还见过她，怎么下午就出事儿了呢？”
“哎，谁知道呢，”阿花婶儿捏着下巴分析道：“好像是要拦什么巴士车来着，结果就出事儿了，不过世事无绝对，也说不准是她自己忽然想不开，从山上跳了下去呢？”
“窦泌不会想不开的，她不会的！”阿哥用力地摇着阿花婶儿的肩膀，悲痛得发狂：“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好好好，假的，假的，全是假的，你先放开我，我的老骨头都要被你摇散架啦。”阿花婶儿颤栗地安抚阿哥，看她两眼冒金星的样子，显然是要吐了。
“寸金。”秋波婶儿拉开了他，呵斥道：“你发什么疯，不就是死个人吗？与你何干哪，啊，至于摆这么个臭脸来扫兴吗！”
“扫兴？”阿哥拭泪苦笑：“你嫌我扫兴，窦泌死了，这就是你要的好心情吗？！”
“是，没错，没有什么事儿能更让我开怀啦，我要笑，我要大笑，哈哈哈！”
窦秋波双手叉腰，夸张地笑着，阿花婶儿用力地拖了她一把，催促道：“行啦，甭笑啦，待会儿够你笑的，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阿花婶儿，这话儿听得我好糊涂，”我戏谑道：“你们既然那么不关心蜜豆的生死，那又赶什么呢？”
“哟，寸草，话儿别说得那么难听嘛，”阿花婶儿捋了捋自己那蓬烫的跟杨花菜一样卷的头发，笑着说：“她现在死没死我是不知道，不过日子总还是要过的，听说城里有记者来了，专门为窦泌跳山的事儿做专访的，不跟你说了，这不，我都打扮好了，还赶着上镜呢！”
“你说够了没有！”阿哥把左手手攒成了拳头，伸出右手搁在左心房上忿忿地咆哮道：“我真怀疑你的心是不是肉长的！”
“闭嘴！”秋波婶儿在这时候出手给了阿哥一巴掌，又伸了跟指头指着阿哥说：“你给我听好了，要是窦泌真死了，也没什么不好，那么我就不用再担心你和那小妖精有任何瓜葛，不过你最好还是祈求她死了的好，因为她要是活着，我必定在第一时间弄死她，听懂了没有，如果你还想和她好，那就趁早死了那条心吧！”
阿哥不哭不笑地站在原地，他摊开巴掌捂着脸，就这么不哭不笑地，捂住他看不见情绪的忧伤。
唯恐天下不乱的阿花婶儿今天出奇地收敛，可能真的是赶着去抢镜头，她没有火上浇油，没有煽风点火，反而息事宁人地说：“秋波，别跟这儿磨机了，赶紧走吧，咱该掉队了。”
“回头再教训你！”秋波婶儿用她胖胖的粗手指在阿哥脑门儿上用力地戳了一下，之后就挽上阿花婶儿的手，向车站快步前进。
“得赶紧了，”阿花婶儿头也不扭地对秋波婶儿说：“听说是春城的‘8099999’民生台的记者呢，那摄像机的像素一定很好，我可以给我家的菜打广告了。”
秋波婶儿僵直了身子挪步往前，端正着头说：“说起菜啊我就恼火，最近老有不要脸的人我家地里偷菜，地里的土豆都少了很多呢，这事儿，我可得跟电视台的好好说说。”
·······
二人手挽手，扭着，一路唧唧歪歪地数落着鸡毛蒜皮儿的小事儿朝十里坡的车站去了。
阿哥依然捂着脸站在原地，像是丢了魂儿，又像是撞了客，呆若木鸡到死。
“阿哥。”我把手拍到他冰冰凉的肩上，担忧地问：“你还好吧？”
“窦泌··窦泌···，我要去找窦泌！”他像是忽然回过神儿来，又忽然疯了一样，甩开我的手便转身向十里坡的车站跑去。
我紧跟在他身后，不消三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十里坡底的车站。车站那儿人潮涌动，他们彼此簇拥，摩肩接踵得就像水里疯长的水葫芦，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跻身的缝隙。我和阿哥在人流中艰难地穿梭，好不容易才挤进了比较靠前的地方，岂料就听到人群中央传来骂街的尖锐声——
“我家的菜就是你偷得，不然你怎么会那么清楚我丢得是二十一个土豆，而不是二是二个呢！”
“我这是好心替你跟记者同志汇报具体情况胡乱估的数儿，你凭什么觉得是那天晚上是我去你家偷得土豆啊，啊？”
“哈哈，不打自招了吧，我只告诉你我家丢了土豆，又没告诉你我家是什么时候丢得土豆，所以我家的土豆就是你偷的！”
“凡事儿都讲个证据，记者同志，你给评评理，她这叫诬陷，我要去告她！”
“我还要告你呢，记者同志，这一段录回去你一定要播，让城里的父老乡亲都给评评理，这是偷盗，是犯罪，是出卖，是不要脸！我要告她，告她人尽可夫，告她恬不知耻！”
“哟，记者同志，听见没，一听就是个没文化的主儿，人尽可夫都用上了，老娘又没偷汉子，哪儿来的人尽可夫啊，还有，城里的都是知识分子，那都是博士，硕士，大学生！哪儿来的父老乡亲了，你这是鄙视，你在贬低城里人的身段，记者同志，报警，把这个多事儿的泼妇抓起来。”
“该抓的是你，你个小偷！”
“该抓的是你，你个神经病！”
“是你！”
“是你！”
“是你，是你！”
“是你是你是你！”
······
只见柳阿花和窦秋波拉着一名拿话筒的记者冲着彼此扯着嗓子吵吵，周围全是人，她们就站在人群中间哗众取宠着，声音也隔着话筒传得老大，就像过六月节时那震得老响的鼓声，砰砰地打个不停。
我抱着胳膊撞了阿哥一下：“听听，狗咬狗呢，真是丢人丢到家了。”阿哥似乎并不关心的的讥讽，他继续吃力地往前挤着，像是一尾带着挑衅的斗鱼，像人海的深处游去。
“让一让，让一让。”
“让一让。”
“请让一让。”
·······
对蜜豆的牵挂让他忘了绅士，他一次又一次用力地伸手，一次又一次用力地扒开挡在他前面的，像海浪般翻涌的，一波又一波的人群。
“谁啊你，懂不懂规矩！”
“喂，轻点儿！”
“哪儿来的毛小子，挤嘛子挤哟！”
········
人群中霎时间传来此起彼伏地谩骂声，一浪高过一浪，他就像是一只在海里泅渡的孤帆，充耳不闻地向前，再向前，不回头，不惧怕，直至累，直至倦，直至死。
“对不起。”
“对不起哦。”
“抱歉，抱歉。”
·····
我尾随其后，像一个行脚的僧侣般，合着双手向愤怒的群众致歉。在杀人目光中逗留了百余秒，我们终于得偿所愿地进入了人群的中心地带，而此刻，这片不大的土路，已经拉起了警戒线，黄色的绸带阻隔了一切的呱噪与足印，一摊未干的血迹，正安静地躺在暗黄的泥土中，忘了流动。
“窦泌！”
阿哥拔腿就往黄线里冲，站在旁边留守的警察死死地抱住阿哥，不让他前进半步。
“你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撒手！”
阿哥奋力地出手，朝着警察的后脑勺就是重重的一拳。警察疼得松了手，阿哥就像一只离弦的箭一样，向着那摊暗红的血迹飞去。
“阿哥。”我跟着冲了进去，他却像是被叫了冷水般，静静地朝我一摆手。
“嘘。让我和她好好待一会儿，就一会儿。”
炙热地，又是炙热而悲痛地，他就着那摊血迹的边缘缓缓地亲了下去。
那霎时间多出的印痕，像是一道如血的残阳，勾勒了他唇边如血般煞红的轮廓，我看到了有两行滚烫的泪流过，稀释了他嘴角血腥的温度。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继续在碧波山十里坡的现场为您追踪报道滚山丘的惨案，而今就在我们勘察现场出现了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现在呢已经闯进了警戒线，他们满脸地悲痛，由此可以断定这两位，才是和滚山丘的女子有关联的人，现在就由我替大家向他们询问一些具体情况。”
一名春城频道的女记者走到阿哥面前，举着话筒问：“这位先生，您好，看您这么悲伤，想必您是那名女子的亲人吧，有人举报说，你们贡献出这名女子来祭山神，请问当时您是怎么想得呢？”
阿哥瘫坐在地上，说不出一句话，我冲了过去，抢过记者地话筒对着她大声宣告：“什么祭山神，听好了，我们十里坡没有这样的陋习，请你不要以讹传讹！”
“这位先生。”女记者从摄像大师的手里要来了一个备用话筒，接着访问道：“既然这样，那那名女子为什么纵身从高山上跃下摔成重伤呢？”
“重伤？”我激动地抓着女记者的胳膊，紧张地追问：“你说她重伤了，那她现在人呢？”
“您不知道吗？不是你们村里的一名男子把她抱走了吗？巴士车上有乘客亲眼看到那名女子被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抱走，据说当时女子几近接近昏迷，如果不及时就医就会有生命危险，怎么，那名女子难道是被绑架了，而今生死未卜吗？”
绑架？！生死未卜？！“嘭！”话筒从我的手上滑落下去，发出一声偌大的声响，这不只是心惊地剜心，更是比剜心之痛，更大的疼痛。
“阿哥！”我冲到他面前，慌乱地重复着记者告诉我的那句：“蜜豆有可能被绑架了，而今生死未卜！””寸草，”他抓起一把混有血水的泥土，随即又抬起布满血丝的眼望着我，坚定地说：”不要信，她就在这儿，一直。vvww,,"“哗啦啦，”沙子流动着泻下一地血红地悲痛，他眼里装起满地的血迹，我望着他眼里装起满地血迹的天，一片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