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的悲痛，都像个孩子，抹着鼻水，哭到雨打梨花，那份苍凉，那份蓦然，都以颓废的姿态，凭吊着过往的尘埃，我只能眼巴巴看着时光夹起尾巴，从指缝里灰溜溜的跑远，却又束手无策，很多事情，我说不出口，很多话，我也憋在心里，那巨大的光的投影，映出了心底的彷徨，对准了那成片的黑白，勾勒出灰色的边界，于人生的轨迹上，轻描淡写了，那一抹骇人的伤感。
——摘自竺寸草的心情随笔《痛到肺腑的难过》
今天，又一个看不到明天的阴天。
无数个阴天，其实都像今天一样，摆着一张拉得老长的臭脸，告诉我：“我不让你好过。”
其实，它就是让我好过，我也不会好好过。
我在屋子里拉起了一块儿黑布，不给别人脸色，也不让别人给我脸色。
很多时候，我都忘了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过惯了黑暗，所以也就记不起白天的明亮，和耀眼。今朝的日出与我无关，他朝的日落与我无差，我包下了一天24小时的黑夜，不想吃饭，不想睡觉，只想圈在墙角挨边儿的旮旯里，一日一日地数着时间，过我一个人的寂寞。
哦，是的，寂寞。没有她的，寂寞。
我抽不来烟丝的，可是自从她失踪以后，我就学会了抽，呛喉地疼痛能让我暂时忘记她，于是我生命的真谛，除了忘记，还是忘记。
我需要用尽一切地麻痹我自己，哪怕忘不了，也要在忘不了的煎熬中，变得麻木。就像现在这样，吐着一圈一圈的颓废，看白烟像她一样地消失，让我恼，让我痛，让我眼巴巴地望着，却怎么也抓也抓不到。
我想，她大概是不想让我找到的，所以才会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得那么彻底的。我又想，她大概是很想被我找到的，所以才会愤愤然地消失，好让我好找的。她一定是乐坏了，此刻正躲在一个我看不到的角落看着我，欣赏我为她颓废，为她痴，为她狂，然后撅着嘴小声地骂上我一句：“失去我，你活该。”
哦，我宁愿她是躲起来的，而不是真的消失。
我始终都没能找到那个带走她的神秘男人，村里头就一家诊所，可是我里里外外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她。令人不可接受的是，苗俊也跟着一块儿失踪了，我曾经怀疑过带走蜜豆的人就是他，可是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我否决了，试问一个连拿着菜刀杀只鸡都不敢地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又上哪儿去借一对儿雄心豹子胆去绑架一个比老虎还老虎的母老虎呢？这太说不过去了。我失去了她的一切消息，不知道她吃不吃得上饱饭，睡不睡得上好觉，不知道她过得到底好不好，甚至不知道她还活没活着。这怎么办？这该怎么办？天可以替我作证，我是真的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忘了她吧，人已经没了。”大妞已经有好几次闯进我的小黑屋，也不止一次地这么对我说着。而我每次都是红着眼睛把她赶出去，淡淡地说上一句：“扯淡。”我不相信一个人没了能没得这么彻底的，谁不是说过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什么都没见着，所以我不要听任何人冲着我说哪怕多一句的一派胡言。
真的，一句也不想听。
屋子很闷，空气很闷，心情很闷，眼里的一切都写着个大大的闷字儿。我恼透了，也气透了，我很想把又恼又气地情绪给一股脑地抛出去，只是，我没有方向。
“呼呼呼”窗帘迎着风呼啦啦地响着，我把水烟筒竖在了墙角，拉开了书桌的抽屉。
“哗啦。”很轻的一声响，老旧的抽屉开了条缝，里头的红豆盖着一层细细地灰，满满地探出了头——一样地饱满，一样地红润，一样安静地它们还躺在抽屉里，一副睡得很熟的样子。
我找到了十五个空空的易拉罐，用红豆把它们塞得满满的，再拿皮筋把每一个罐口封好。我决定，把我满月复的相思掩埋，也决定，去厂里把工作辞了，就此呆在我不见光的角落，为着遗忘沉沦。
日晒三竿，没有遮天蔽日的云，我说不出悲喜地站到了厂里的水泥地上，向监工头儿，作我作为零时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辞职。
“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吗？”他说：“你是个肯吃苦的小伙子。”
“不了，谢谢您。”我把手搁在额角扬起一个45度的军礼，郑重地说：“再见。”
出厂的时候要绕过一品香食堂，正值午饭的时间，食堂里头都坐满了，很多劳工都捧着饭碗蹲在地上，往嘴里大口大口地趴着很没有营养的饭菜。
虽然望着那些青菜豆腐汤让人很提不起食欲，但我还是决定带四份儿饭菜回去，我一份，大妞阿爹各一份儿，还有阿哥，可能不吃不喝地正饿得紧呢，我不是一个人吃饱就能全家不饿的人，所以不得不顾及我剩下的这三个仅有的亲人，是的，仅有的，绝对。
“老板，”我递给售票的大爷四十元钱：“来四盒盒饭。”
我付完钱走到打饭的窗口拿了四盒温凉的盒饭，不是很热，但凑合着能吃。我把盒饭摞起来装进了袋子，可就在我拎着盒饭要离开的时候，食堂口几个民工的对话，吸引了我的注意——
“你别牛了，拉趟夜车能赚1200块钱？快拉倒吧。”
“真的呀，你以为我蒙你啊。”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从兜里捞出一打钱，在手上使劲儿地拍了拍：“怎么样，厚实吧，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吧，你们一个个就傻不啦几地羡慕吧！”
“哥们儿，你牛，可是这么好的事儿，怎么就让你这么个傻大个儿给赶上了呢？”
“不懂了吧，”胖男人拔下了别在耳朵上的香烟，叼进嘴里点了火说：“这叫救急如救火，何况那还是一条奄奄一息的命呢。”
“咋回事儿啊，你别老调人胃口，有啥话一次性给兄弟们说清楚，你老这么憋着不难受啊。”
替他点火的一个民工有些急地催促他，只见胖男人吐了口大大的烟圈，得瑟不已地说：“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很紧急，那个男的抱着个女的，非得去城里，你们晓得不，那女的浑身是血，大晚上的可吓人了，不过看她那样子，连说句话喘个气儿都困难啊。我心想，这是条命啊，我要肯往城里跑一趟，那就是捡回了她一条命啊，所以啊，我不光是为了赚这笔钱，也是为了见义勇为啊。”
“得了吧，还见义勇为呢，要我说，你就是趁火打劫，乘机捞一笔油水。”
“去去去，”胖男人笑着往工友的肩上用力地锤了一拳：“有你这么损自个儿兄弟的么，真没品你。”
······
“啪啪！”饭盒不安分地散落在地，我越听越迈不开步子，越听越觉得揪心，终于，我抑制不住地走了过去，对着那个胖工友探询道：“请问，您开车送的那一男一女，是不是都是十多岁的样子，年纪不大的？”
“你是？”他眯起比老鼠眼还要小几倍的小眼睛上下打量我，我从兜里掏出了仅剩的180元钱，全部递给了他：“一个好打听的人，想向您咨询点儿事儿，方便的话，还请您告知一二。”
“方便，方便，”胖男人接过了信息费，一把塞进了洗的发旧的裤兜里：“你说的没错，那女的是十岁的样子，不过那男的看上去要稍大一些，呃，二十来岁的样子，戴一副宽边眼镜，像个学生。”
天！苗俊，他真的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的山老虎也敢拐！
“那么，”我激动得颤栗着说：“您把他们送到城里的哪个地方了呢？”
“昆明的昆医附二院，”他说：“你要是需要，我可以把具体的地址写给你。”
“好的，好的！有劳了！”
他从兜里捞出一张巴掌大的纸，从上头撕下一小半儿，又从工友那儿借了只拇指般大小的铅笔，在那小半张纸上写了起来。
“这就是具体的方位，去哪儿应该能找到她们，”他咬着笔套含糊地告诉我：“我看那姑娘伤得挺重的，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
“多谢！”
离开了工地，我一刻不停地朝阿哥家奔去。家里只有阿哥一个人，我到的时候，他正趴在桌子上喝闷酒，瓶瓶罐罐地堆了一地。
“阿哥，”我跟他说：“我晓得蜜豆在哪里了。”
“什么豆？呵呵，别逗了。”他醉了，眯起半条缝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又抬起桌子上的半瓶酒凑到嘴边喝了起来。
“咕咚咕咚，”像是想刻意地不省人事，酒水发出哽咽地声响，带着浑浑噩噩的气泡，一同流进了人体狭长而滚烫的咽喉，就此不见天日。
“真的，我晓得她在哪儿了，”我攒紧了拳头，每说一个‘她’就用力地在桌子上锤一下，我无比激动地告诉他：“她，我是说她，窦泌，窦泌啊！她没死，她还活着，还活着！”
这时候酒刚好喝完，他好像醒了，又或者说是如梦初醒似的把空酒瓶摔到了地上，“哗啦，”玻璃分崩离析地刮到了地上，无比真实地，开出了破碎的梦里花儿，疼痛里渗出了绽放的快乐，那破碎中暗涌地碎语，就像是古拙的经文一样，把一切的浑浑噩噩，都念叨破了。
他抓住我的一只胳膊，瞪大了眼睛问我：“你说的窦泌还活着？！她真的还活着？！”
“太好了，”他模了一把鼻水，开心地问：“告诉我，她在哪儿，我要去找她，现在就要去找她。”
我冷静地把他押回到座位上，抱歉地答复他：“阿哥你不能去。”
“为什么，”他质疑地拍案而起：“难道你想告诉我你只是在开我玩笑？！”
“没有人会拿她的生命开玩笑，你不会，我更不会，只是，”我犹豫着说：“只是你还有阿妈，她那么痛恨蜜豆，要是被她知道蜜豆还活着，而你又去找她，那你阿妈会善罢甘休么？你要是出了十里坡，那天下就难太平了。”
他有些踉跄地重新跌回到座位上，痛苦地说：“这么说我什么都不能为她做，什么都不能。”
“别这么气馁，”我拍着胸脯承诺道：“你还有我可是使唤哪，我去找她，保证在姑娘节之前把她带回来。”
“寸草···”他无比感恩地握住我的手，我以为他肯定是要对我什么感激涕零的话，又或是嘱咐我说路上要注意安全什么的，谁知他猛地一把就把我往门外拖，嘴里还不停地念叨：“那你快去，现在，立刻，马上！”
天啦，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有异性没人性的阿哥啊！
我在他一阵激动万分的推搡中无奈地望了一眼天，此刻有一模蓝色的念想正单调地挂在白色的天幕里，它不一定晴空万里，但它一定是亮的，这必定是比太阳更加明亮的明亮，因为它有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叫唯一。
我想，我所仰望的，并不止是这一片无论何时何地都将是唯一的天，我所仰望的，还有幸福，是一条一眼望不到头却终将连成一线的幸福，所以，蜜豆，你可以跑，但我也可以追，挫骨也好，扬灰也摆，我要朝有你的方向飞奔！我愿为着飞奔的幸福穷其一生，不惧海角，无谓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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