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风雪高洁回省城探父
入冬已有一个月了，溪河早就结冰封河，地表也都封冻了。
下午，场院里西南角上，几个男社员拿着木锨在扬场，东南角上，知青们和一些女社员在用月兑粒机打稻子。高洁和其他同学一样“全副武装”着：头上戴着一顶军帽，脸上捂着个大口罩，脖子上系着一条白毛巾，胳膊上戴着一副紧口的套袖。她两手攥着半捆稻子和大家一起排着队，按顺序走到月兑粒机前，将稻子放到月兑粒机上。柴油机带动着月兑粒机的滚筒飞转着，滚筒上的铁齿将稻粒打落下来，无孔不入的灰尘和稻芒在空中飞扬着，如果不是戴着帽子、口罩，系着毛巾，稻芒落到人的脸上、脖子上，钻到鼻孔里，会扎的人又痛又痒，严重的甚至会引起过敏性红肿。
高洁翻转着手里的稻子，跟着前面的人，从月兑粒机的右侧向左侧移动着，后面的人也6续跟了上来，当移动到月兑粒机最左端的时候，稻粒便都全被月兑粒机打掉了，手里攥的也就只剩下了稻草。
高洁又走到稻堆前，将手里的稻草扔在左边的稻草堆上，再从右边的稻堆上拿起一捆稻子，解开腰子、打开捆，分出一半给了身后的林秋月，然后准备跟着前面的人再上月兑粒机去月兑粒。这时，留在家里帮厨的肖日萌跑了过来，大声的喊她。
“高洁，省城有电话，快回去接！”
听到喊声，高洁扔下手里的稻子，顺手摘下口罩，跑到肖日萌的身边，肖日萌转过身，两人急匆匆的往回走。
“省城的电话！谁打来的？”
“长途电话，声音不太清楚，只说要找你，再详细问时又断线了。你回去等着，一会儿还会打过来的。”
高洁回到宿舍，也顾不得洗脸洗手，坐在办公桌旁，焦急的等着电话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
她等不及了，拿起电话，摇动着电话机的摇把。
“喂，您好！这里是芦溪镇交换台。”接线员甜甜的声音。
“请给我接省城234769！”
“好的！您稍等。”
高洁放下了电话继续等待着。
过了一会电话铃响了，高洁拿起了电话，电话机里又传来了接线员的声音。
“对不起！线路忙，省城的234769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高洁只好又放下了电话。又过了近二十分钟，电话铃终于又响了起来，高洁赶紧抓起了话筒。
“喂你是哪里？”
“我是芦溪镇邮电所，您是溪河湾大队吗？”
“对！我是溪河湾。”
“请问，你们队里有个叫高洁的知青吧？”
“我就是高洁！”
“那正好，刚才县邮电局来电话，转达省城来的电报，让你回省城。”
“请问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的电报？”
“对不起！由于技术和设备的原因，省城的电报只能到县邮电局，是县邮电局电话通知我们的。电话里只说收报人是‘高洁’，电报中有‘父病归’的内容，其他事情我们也不清楚了。”
“好，谢谢了！”
“不用谢，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再见！”
放下电话，高洁的心很乱，一时都不知该做些什么。肖日萌走到她身边，关切的问：“家里有什么事吗？”
“爸爸病了，让我回去。”
“别着急，反正今天也走不了了，先平静一下，别忙中出错。”
这时，同学们6续的从场院回来了，一个个头上、肩上都落满了雪花。厨房里，黄龙彪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一边说：“这节气真他妈准，早晨上工时队长说今天是‘大雪’，还没到下工的时候呢，就真他妈下起了大雪。”
“下工了？”肖日萌与刚进东屋的黎晓华打着招呼。
“下雪了，队长就早放了工。”
黎晓华边掸着身上的雪花边应答着，她看到呆坐在那里的高洁便关切的问道：“高洁你怎么了？”
“高洁的父亲病了，来电报要她回去。”看到高洁没有什么反应，肖日萌便替她做了回答。
“高洁，那你还不赶紧准备准备，雪很大，明天得多穿点。”
“晓华，那我就得请几天假了，明天就回家。”刚刚缓过神来的高洁才开始想回省城的事。
“雪如果还继续下的话，明天的路会不好走的！这样吧，我们俩去找一下王队长，明天请队里出挂大车或马爬犁送送你。”
“算了，晓华，别麻烦队里了，如果雪真这样下个不停的话，明天马车和爬犁也都很难走，还得麻烦杨二叔赶车、驾爬犁，来回四、五十里路很不容易的，还是我明天早点起床，步行到芦溪镇，也就二十多里路，怎么也能赶上中午去长甸的班车，下了汽车，一上火车就等于到家了。”
“那明天我去送你！”
“不必了，天不好，无法骑自行车，只能步行，到芦溪镇后，我上了汽车，你下午还得一个人返回来，比我还辛苦。”
“可是如果雪就这么下个不停，你一个人走这段路，会令人很担心的。”
“不要想太多了，明天说不定雪会停呢！”
——
前半夜高洁失眠了，她惦记着爸爸，强迫性的猜测着他究竟得了什么病，也惦记着母亲，知道她现在一定会十分焦急的盼望着自己回去，父亲和母亲的形象清晰的出现在眼前。
父亲是一位职业军人，他有着军人应有的性格：刚毅、冷峻、嫉恶如仇，对上级除了执行命令之外，绝没有那种毕恭毕敬、阿谀奉承、谄媚讨好的做法。母亲原本是一位家境优越的大家闺秀，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平津战役后，家住北平的她背着父母、放弃了大学的学业，报名参加了南下干部团，随解放军南下时结识了当时高团长，从崇拜到爱慕，最后与其结为夫妻。参加革命后，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党的教育，她逐渐成长为一个活泼、乐观、单纯而又正直的文艺工作者，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副处级干部。五一年出生的高洁，或许是受父母两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从小就养成了善良、活泼、乐观，又正直、刚毅、倔强的双重性格。
文革前，高洁的性格更多表现于活泼、乐观、单纯等方面，那时她有着极好的同学关系。文革开始后，她性格中刚毅、正直、倔强的方面逐渐显露了出来，她不仅自己不会阿谀奉承、谄媚讨好，而且也讨厌别人这样做。文革初期，在大串联活动中，她到了北京，在**广场接受了**的检阅。当她拿着望远镜清楚的看到站在**城楼上、容光焕、神采奕奕的**的时候，就暗下决心：要做一个誓死捍卫**及其革命路线的坚强的红卫兵战士，但对那位手里拿着“红宝书”，一步不离的紧跟在**身后的“副统帅”，心中却着实有些不恭，不仅“敬爱”不起来，甚至还有些反感。政治上过于幼稚的她，有一次竟在并非私密的场合说“副统帅”长着一副奸臣像，她还将这位“副统帅”与历史上的王莽、赵匡胤联系起来，并且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他真是最可靠的接班人吗？”而且，在这句话的后面还抄录了白居易的一诗——《放言》：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耆。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以后，省城的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组织分裂成了三大派：一派以产业工人为骨干的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无联总”，由于“无联总”明里暗里得到了军队的支持，所以又被称为“拥军派”；另一派是机关干部成分较大的造反组织，叫“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红联委”，由于“红联委”力保省、市委的主要领导，所以又被称为“拥政派”；此外还有一派则是以学生为主要力量的，既要“炮轰”军区，又要“火烧”省、市委的“‘八.一八’红色造反总部”，“八.一八”派自称是“响当当”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文革初期，派性并不很明显的时候，高洁和班里的大多数同学基本上都是属于“拥军派”的。派性矛盾加剧后，尤其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位领导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之后，各派之间经常生武斗，“八.一八”派为了得到“武卫”所用的武器，便抢占、控制了省射击队，得到了一部分小口径枪支，在武斗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无联总”本是“拥军派”，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便暗示军区“三支两军”办公室的领导，希望在武器方面能给与一些支援。双方上层达成默契之后，“无联总”便派出了几个“夺枪”小组，每组三、五个人，具体夺枪的方法是：先有两个人骑着自行车或者步行，到军事单位或军管单位的警卫岗，对警卫人员说要到该单位搞外调，并递上所谓的“介绍信”，然后趁其不备，将警卫人员摔倒，夺过枪支，这时开着汽车缓缓跟在后面的同组的伙伴，立刻开车过来接应，夺枪人员爬上汽车，汽车便急的开走了。高洁就参加过这种“夺枪”行动。
但是上层所达成的默契，部队的警卫战士和“无联总”派参加夺枪的人员并不知情，在一次夺枪行动中，警卫战士在反抗中枪走了火，致使高洁的一个伙伴受了伤，为此，那位战士被开除了军籍、遣送回乡，从此，部队对枪支的管理也更加严格了，无联总派的“夺枪”行动也因此而收场了。
夺枪不行，“无联总”的头头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借枪”：他们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武装“借枪”队，头上戴着柳条帽、手里拿着棍棒，强行冲进军区某警卫连的营房去“借枪”。
由于已经出现过“造反派”抢枪的事件，所以警卫连除开日常执勤所用的几支枪外，其余的都已经藏匿、封存起来。
当“借枪”队的头头向警卫连连长说明了“冠冕堂皇”的“借枪”理由的时候，已经得到上级“暗示”的警卫连长频频的说：“枪都上交了！枪都上交了！”同时有意的用手指着天棚。心领神会的“借枪”队的头头立刻指挥手下的队员爬上天棚，结果真的搜出了几十支手枪、步枪和一些弹药。
获得了武器装备后，“无联总”派的“武卫”能力得到了提高，便时常有意的挑起武斗。在争夺医学院院部大楼的一次冲突中，竟造成了“八.一八”派一死数伤的后果。
常言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借枪”事件也被传了出去，迫于社会舆论，警卫连长也被做了转业处理。
听说了“夺枪”和“借枪”这样的事情后，高洁的父亲非常气愤，他对军区“三支两军”办公室的一些人和“无联总”派头头的做法非常反感，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了高洁。在父亲的影响下高洁退出了拥军派“无联总”，转而参加了“八.一八”派，还主动要求参加了“八.一八”派的“武卫”组织——“虎山行”战斗队。
在纪念**领导秋收起义四十周年的大型集会活动时，“虎山行”战斗队与“无联总”派的武卫组织“驱虎豹”战斗队为争夺场地，在市府广场生冲突。高洁和几个退伍军人出身的武卫队员用小口径步枪，将对方宣传车上的七、八个高音喇叭打成了“哑巴”。高洁又开着一辆越野吉普，在同伴开的另一辆经过改装、穿上了“铁甲”的解放牌卡车的支援下，将对方的宣传车和武卫车撵回了他们的大本营——矿山机械厂，令对方既不能“文攻”又不能“武卫”。从此以后，高洁和“虎山行”战斗队在省城名声大振，后来越传越神，有人竟把高洁说成了能双手打枪的“神枪女杰”，能用脚控制方向盘，驾驶汽车的“飞车侠女”。
当然，名声在外的高洁，也理所当然的受到原来的“战友”、现在的“对手”的猛烈的舆论攻击：铺天盖地的传单里写的、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里叫喊的，都说她是什么“打、砸、抢的黑手”，“反军的急先锋”她在日记里攻击“副统帅”的事情也被翻了出来。
为了找到她攻击“副统帅”的证据，“无联总”还秘密派出了一支有武装保护的“抄家队”，到她家去抄家，巧合的是“抄家队”闯进军区大院、赶到她家时，她的母亲正在烧毁一些文字材料，其中还有几本日记本。“抄家队”的人面对一堆纸灰并不甘心，几位负责文字检查的人又翻遍了楼上、楼下所有的房间，也没有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便以为她们家里事先得到了消息，早已将对其不利的材料销毁了。由于死无对证，“无联总”派对高洁的攻击也就渐渐的被其他更多、更重要的传闻所代替了，因此高洁才摆月兑了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境地，但心有余悸的母亲还是不断的劝说高洁不要再抛头露面的去“造反”了。
下乡之前，高洁自己也曾不止一次想过，要像军区大院里的其他干部子弟一样，也去参军，以避开派性斗争的是是非非，但由于担任军区副参谋长且性情耿直的父亲得罪了一些人，再加之在六十年代初，曾主抓“大练兵活动”，因此在文革中受到排挤，被扣上了“罗瑞卿军事路线执行者”的帽子，已经靠边站了，所以高洁参军的事也就落空了。
——
大雪纷纷扬扬的下了一夜，北风夹杂着雪花打在北窗的窗纸上，出沙沙的响声。黎晓华心里想着高洁要回家的事，睡得很不踏实。朦胧中，她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又听到有人开门进了厨房和拍打身上雪花的声音。她知道是杨二婶来做早饭了，便习惯的从枕头下模出了手表，表盘上着蓝色荧光的罗马数字，显示着已经快到六点了。她急忙坐起身，模黑抓起压在被上的棉袄，披在了身上，然后推了推身边的林秋月。
“秋月，今天是你帮厨吧？该起床了！”
“知道了！”林秋月从被窝里抽出两只胳膊，伸着懒腰，打了个哈欠，然后也坐了起来。
厨房里的马灯亮了，为了不影响别人，两人没点屋里的油灯，而是借着从门玻璃透进来的一点微弱的光亮，模索着穿好了衣服。
“晓华，高洁要回家，是不是叫她早点起来准备准备？”林秋月小声的问。
“别着急，她前半夜没怎么睡觉，可能后半夜才睡着，让她多睡一会吧！等杨二婶做好了饭再叫醒她。赶芦溪镇中午的班车，时间还来的急。”
两人穿好鞋、下了地，轻轻推开屋门，厨房里杨二婶正在往头天晚上的面里兑碱，林秋月走到西屋北灶台边，蹲点着了头天晚上已经凑到灶坑里的柴禾，又忙着去洗盆里的几个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