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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赶在汇演前排练出一台高质量的文艺节目，宣传队的成员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刨粪、倒粪、拉着爬犁往地里送粪，晚饭后，还要到学校去排练节目。没有参加宣传队的同学，也喜欢到学校去凑凑热闹，当当观众或编外导演。
邱成峰既没参加宣传队，也很少去当观众，就更不会去当导演了。这个从小就贪玩好动，除了喜欢看看小说、抠抠数学和物理难题之外，根本就不知什么叫“刻苦学习”的人，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闹革命”以来，竟养成了看书的习惯，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有时可以连续两、三个小时埋在书堆里一动不动。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面对许多新鲜的事情他也曾很兴奋。看到一些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在搞什么“破四旧”，贴“大字报”，搞“大批判”，看到“牛鬼蛇神”们被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开始只是感到新奇和热闹，但天性正直，同情弱者的他，慢慢的竟对那些“牛鬼蛇神”产生了怜悯之情，看到他们被揪斗时弯腰、低头、挂牌子、戴高帽的狼狈不堪的样子，他从内心里希望斗争方式“温和”一些，尽管他也相信那些“牛鬼蛇神”们肯定曾经有过某种“错误和罪孽”。
再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斗争的残酷程度的不断加深，他感到了困惑和厌倦。在百无聊赖中，他找出了哥哥读高中时的课本自学起来，数学中的严密的逻辑推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课本中描述的奇妙的自然现象，都给他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乐趣。
“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常守志发起组织了“井岗红旗”战斗队，在他的劝导下，也为了避免成为别人眼中的“逍遥派”，邱成峰便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红卫兵战士”。在“革命大串联”中，他和常守志、颜宝柯、徐良、张保忠一起去了北京，同所有的“红卫兵”一样，他去北京的最大愿望就是接受**的检阅、能亲眼看到**，此外，他自己还有另一个心愿，那就是要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去看看，因为前者是他心中崇拜的偶像——华罗庚工作的地方，后者则是他梦寐以求的神圣的知识的殿堂。
当时大多数革命的、富有“造反”精神的红卫兵，到北京后都要的中央机关、学校、厂矿去看大字报，学习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经验，而少数“假革命”的“逍遥派”则是到处游山玩水，什么动物园、颐和园、香山、长城······到处走个遍，这种现象引起了北京红卫兵的极大反感。邱成峰他们几个人在北京站一下火车，便看到站台上挂着一条巨幅标语：“来首都交流造反经验、真革命的欢迎；到北京只为游山玩水、假革命的滚蛋。”落款是“首都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
一到北京就看到这样一条标语，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对此是议论纷纷。
“首都红卫兵怎么了，是老大呀？太不客气了！”
“中央文革的领导都说了，我们是**的客人！让谁滚蛋？”
“**是我们湖南人，湖南人才是中南海的主人、北京的主人！东城区纠察队是什么东西？敢这么大言不惭的叫别人滚蛋，我们湖南红卫兵应该叫他们滚蛋！”
“说的对！当年北京的溥仪不就滚蛋了吗？袁世凯、曹锟、段祺瑞、张作霖不都从北京滚蛋了吗？最后还是咱们湖南的**成了北京的主人吗！”
邱成峰看到这条标语后，心里也感到有些不快，听到这些议论之后虽然有了几分的心理上的平衡，他仍然不禁暗想：去数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是属于“真革命”呢？还是属于“假革命”呢？一直到晚上，住到了轻工业部的“红卫兵接待站”之后，他仍然没想明白这个问题。尽管没有想出结果，他还是不加声张的找机会去了这两个地方，但令人失望的是，在那里他并没有感受到知识殿堂的神圣和庄严，而是目睹了对知识殿堂的亵渎，因为那里也已经成了“大字报”和“大批判”的殿堂。
在之后两年的时间里，在省城他更是数十次的亲历、目睹了红卫兵和造反派大批判、大辩论的场面，辩论者引经据典、言之凿凿：什么“巴黎公社”、“gcd宣言”、“无政府主义”、“议会道路”、“武装斗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词汇和语言，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为了能弄明白这些，他除了无数次的翻阅《**语录》，还阅读了《mzd选集》、《**诗词》以期望能解读心中的一些疑惑。此外，他还收集了一些被个人弃之待焚、被单位束之高阁的书籍：有《逻辑学》、《心理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鲁迅小说选》、《联共（布）党史》、《gcd宣言》、《资本论》······等。当大多数人在忙于造反、夺权和派性斗争的时候，他却在如饥似渴的读着这些书，在读书和学习中，他不仅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也使自己的思想逐渐的成熟起来，进而对社会事物的认识也更加理性了。
在“文攻武卫”盛行时，好朋友徐良曾多次提出，要几个人一起参加武卫组织“七·二二战团”，以便“弄把枪玩玩”，邱成峰当时就理智的认识到，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武斗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在武斗中，无论是伤害了别人，还是被别人伤害，后果都将是很严重的。正是在他的坚持下，几个好朋友才都没有参加武卫组织，后来当他听赵炎说高洁参加了对立派的武卫组织——“虎山行”战斗队时，竟莫名的有了一丝牵挂，此后，在各派散发的各种大造舆论的传单中，他便格外的关注与“虎山行”战斗队有关的内容。市府广场“九·九”事件发生后，当徐良和一些同学带着赞赏和羡慕的心理，颇有兴致的议论什么“神枪女杰”的时候，他的关注却变成了一种担忧，后来事情渐渐的平息之后，他又暗暗的用“杞人忧天”来自我解嘲。
邱成峰不赞成“武卫”，但对“文攻”却很赞赏，他曾以“文攻”的需要为理由，劝说身边的几个朋友多看一些书，以提高理论修养，但终是没有收到成效。他只好在闲暇时，一个人带着寂寞和孤独，漫游在书山学海之中，慢慢的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伙伴们没在身边，自己有了**的时间和空间，他便会捧起书来读，渐渐的反倒没有了孤独和寂寞的感觉。但究竟为什么要读书，他自己也说不大清楚，只是牢牢的记住了一句话：“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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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三是传统的“小年”，也称之为“祭灶日”，在“文化大革命持续深入发展”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它已被人们当作为“四旧”而抛弃和遗忘了。恰恰这一天是邱成峰的生日，今年的这一天又是他年满十八周岁的标志，但为人低调、不好张扬的邱成峰没有和同学们提及这事，多数同学也并不知道他的生日，只是下乡前，有一次和张保忠闲聊时，两人谈到过各自的生日，不过两人似乎已达成了默契，都没有向别人说过此事。
吃过晚饭，多数同学都去了学校，又恰好只有邱成峰和张保忠留在宿舍里。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我也和你一样，算是一个成年人了！”看来邱成峰心里是很注重这个生日的。
张保忠礼节性的问候之后，便捧着《水浒传》、守着放在炕桌上的马灯看起来。邱成峰则点亮了窗台上用墨水瓶自制的小油灯，拿出了行李下面的《资本论》，靠在行李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光看了起来。书中明快流畅，形象生动的文笔所阐述的理论却是艰深晦涩的，他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读书的方法：每读过一、两个段落，便闭上眼睛回忆刚才读过的文字内容，同时努力去理解其阐述的深奥的理论，这种方法虽然读的速度较慢，但却有利于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而且减轻了眼睛的疲劳程度。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包括唱歌、跳舞、拉二胡吗？包括读报纸或听读报纸吗？包括传达文件或听传达文件吗？”邱成峰在想。
为了迎接春节期间的文艺汇演，宣传队的人每天晚上都要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排练节目，对此，生产队是要给每个人记两个工分的。而以往，为了保证社员们能准时参加各种会议和政治学习，对于参加会议和学习的人，队里也是要给记一、两个工分的，其实政治学习也就是读一读报纸、学一学文件，这对于大多数社员来说是根本不关心的，学习时有些人甚至会躲到油灯照不到的阴影中去睡觉。
“这些也能形成价值吗？”理论与现实的冲突使他陷入了困惑之中。
排练节目的和看排练节目的同学们回来了，带进来一股凉气，张保忠放下《水浒传》看了看表，将近九点了。刚回来的人都忙着洗漱，准备睡觉，邱成峰也放下了《资本论》，要下地洗脚、刷牙。
“成峰，有个问题想和你探讨一下，刚才看你在聚精会神的看书，没好意思打扰你。”张保忠也喜欢和邱成峰讨论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邱成峰坐在炕边，两脚刚伸进鞋窠里。
“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位地煞星中为什么没有晁盖？他这不就成了多余的人吗？”
“你说的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没有晁盖席位的问题！这原因吗，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简单的怎么说？”
“简单说，就是因为排座次时，晁盖已经死了。”邱成峰像似在开玩笑。
“那复杂的呢？”张保忠显然对这种简单的解释不满意。
“复杂的吗，首先得说这是作者施耐庵的安排，而他之所以这样安排，又是由于故事情节的需要。梁山好汉之所以能齐聚梁山，其前提是得有一个威望高，有凝聚力的江湖人物做头领，这个人物不可能是宋江，因为他是一个正统的‘忠孝’思想非常严重的人。这一点《水浒传》中表述的很清楚，他不论是在梁山入伙之前，还是入伙之后，总是想着如何效忠朝廷，然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自己出头，主动的召集天下好汉，啸聚山林，占山为王，所以这个任务只能由晁盖来完成。而晁盖呢，又是一个极具反叛思想，敢于和朝廷分庭抗礼的人物，他不可能最后接受朝廷的招安，这就是个矛盾。施耐庵就通过宋江入伙后便将晁盖‘置于死地’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矛盾，所以，这也是一个文学创作手法的问题。”
“你刚才用了‘首先’这个词，那么还有别的原因吗？”张保忠听的意犹未尽。
“其次，这也符合历史的逻辑，在真实的社会历史中，前人栽树、后人摘桃的事情是很普遍的：例如，最先举起秦末农民起义大旗的陈胜、吴广都战死了，楚霸王项羽也兵败而死，最后刘邦做了天下；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高迎祥战死了，他的继位者李自成却打进了北京。再看近代中国历史：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因病逝世，继任者蒋介石在北伐之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而后，中国gcd的创始人李大钊牺牲了，陈独秀也去世了，最后是**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所以，将晁盖排除在一百单八将之外，而由宋江在梁山坐第一把交椅，这既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也符合历史的逻辑。”
“精辟！精辟！”张保忠对邱成峰由衷的钦佩，“欸，成峰，你对历史理论有如此的悟性，为什么不去专研历史，而却要去啃《资本论》呢？”
“史学家们研究历史，是为了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以便对现实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历史不是抽象的，而是丰富多彩、多视角、多元素的，从其专业领域来说，每一门学科都有其对应的学科史，每一门学科也都是本学科历史的、逻辑的浓缩。比如与军事科学对应的就有军事史，与经济学对应的就有经济史，此外还有什么文学史、思想史、科技史······等。在战争年代，对于打天下的人来说，他们注重的往往是军事学、军事史或战争史，目的是总结战争经验，为我所用，而在和平年代，经济建设是社会的主要任务，所以经济学和经济史就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了。我之所以对《资本论》产生了兴趣，只是想从中领悟到一些与现实相关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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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溪河湾大队的社员们来说，今年的春节确实与往年不同、非常热闹。年三十这天，天虽然很冷，但却晴朗无风，下午，文艺宣传队要为大家演出了一台节目。
从没看过宣传队排练的邱成峰，中午吃饭的时候在厨房里碰见了林秋月。
“邱成峰，那本《资本论》天天被你那么盯着看，它都累了，你能不能让它也休息一会儿，下午去看看宣传队的演出？”
毫无思想准备的邱成峰一时有些发愣，但随即他便领悟到，这是林秋月善意的邀请并潜含着一丝抱怨。她这种抱怨的情绪却令他砰然心动，有了一种幸福感。他怕被别人听见，所以有些慌张，语无伦次的说：“看演出，好！我去，《资本论》看的很累了，也要休息。”
说完，他急忙盛上一碗饭，溜进了西屋。
看着他的背影，林秋月在暗暗发笑，心里说“真是个书呆子！”
下午，宣传队的同学走后，邱成峰拉着常守志也急着去了学校。学校里，演出用的舞台上午就搭好了。根据于文成和刘红军的设计，在北趟房中间的一间大教室的窗前，几十张学生课桌拼在一起，四周用绳子拢住，上面铺上了草席，看起来真就是一个像模像样的舞台了。那间教室的前、后门恰好挨着舞台的东北角和西北角，两个门旁、紧靠着舞台各放一只凳子，算是上、下舞台的一级台阶，为了稳定和安全，凳子腿和舞台最里角的桌子腿也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文艺宣传队的人早都到了舞台后面的大教室里，有的在忙着化妆，有的在忙着调乐器。邱成峰和常守志站在东边的门口往里望了望，因为怕打扰“演员”们演出前的准备工作，两人没有进去，而转身去了观众席位。所谓的观众席位就是舞台南面的操场，学校里所有的条凳和椅子都摆在了这里，椅子早就被先来的人占据了，两人便在前面的一个条凳上坐了下来。
“你们俩为什么不去台上演节目，偏坐到台下来当观众？”
两人回头一看，是马志强坐在了后面的一个凳子上。
“我们俩是唱歌五音不全，跳舞四肢不弯，所以只能来当观众了。”常守志在张主任家和马志强一起喝过酒、比较熟，所以说话也随便一些。
演出开始了，担任报幕员的林秋月上身穿一件草绿军装、穿一条毛蓝裤子，轻盈的走上了舞台，她瞟了一眼坐在前面的邱成峰，脸上带着笑意，声音中透着甜美。
“各位领导、贫下中农同志们，知识青年战友们，‘东方红文艺宣传队’迎新春文艺演出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舞蹈——‘为女民兵题照’，表演者，高洁等。”
“高洁等？上次新年演出时报的是‘黎晓华等’啊！”马志强在后面嘀咕着。
邱成峰对马志强没什么好感，所以既没回头也没答言，常守志接上了一句。
“上次高洁没参加，这次黎晓华没参加，她上午就去县里了。”
马志强不再说话了，邱成峰却追问了一句。
“大年三十儿，她去县里干什么？”
“县里通知说是开个座谈会。”
“你们俩别说了，跳舞开始了，还别说，高洁跳的还真好！”马志强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聚精会神的看着台上跳舞的几个女同学。
邱成峰是出于讨厌，常守志是出于礼貌，两人都不再说话了。
黎晓华中午就赶到了县革委会招待所，准备参加晚上的“知青代表迎新春座谈会”。
在县知青办招待知青代表的晚餐上，她认识了东岭坡大队青年点的代表、原省城“坤华女子中学”的战雪梅。战雪梅热情而健谈，晚餐后，她拉着黎晓华直接来到了革委会二楼的会议室。虽然开会的时间还没到，空无一人的会议室里已是灯火通明，天棚上悬挂着四盏大吊灯，对角拉着两串彩灯，真是五光十色、绚丽夺目。黎晓华的心情很好，下乡插队快有五个月了，很少见到电灯，半个月前来县里时，才在招待所客房里，享受过在电灯和台灯下修改稿件的待遇，与在青年点油灯下写《倡议书》相比，当时就有了一种奢侈的感觉，而现在会议室里的吊灯和彩灯，则要比刚才吃饭时食堂里的日光灯和客房里的台灯要更亮、更美。
一个与她们年龄相仿的女青年，从会议室对面的一间办公室里出来。
“是参加座谈会的代表吧？”
“对！是来参加座谈会的，我们来的早了点吧？”战雪梅很客气的说。
“既然来了，就先请里边坐吧！”
女青年将两人让进了会议室，用几张桌子拼成的条形案上铺着紫色的大绒台布，周围是二十多把人造革包面的软椅，她挪开了两把椅子，让两人坐下，拿起桌子上的茶壶和茶碗，给每人倒了一杯早已准备好的茶水，便离开了会议室。不一会，她又端过来一盘花生和一盘糖果，将果盘放到两人面前的桌子上，很热情的说：“座谈会还有半个小时才开，你们先坐这儿等一会，有什么需要就到对面的办公室找我。”
“你是知青办的吗？”黎晓华问。
“我是招待所的服务员，临时抽调来为座谈会做服务工作的。”
“好！那就谢谢你了，我们吃过饭就直接到这里来了，现在没什么事，花生和糖果请端走吧！我们喝杯水就可以了。”战雪梅往旁边推了推果盘。
“花生和糖果就是为座谈会准备的，就放在这里吧！”
“服务员同志，离开会的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没有必要开这么多灯吧！**教导我们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看把彩灯和多余的吊灯都关了吧！现在有一盏灯亮着就可以了。”战雪梅的态度十分认真。
“会议室是按知青办刘主任的要求布置的，我自己不敢随便处理。”
“刘主任来了吗？”战雪梅问。
“来了，在隔壁的休息室向县革委会的佟副主任汇报情况呢。”
“那好吧！你等一下。”战雪梅掏出了钢笔和笔记本，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匆匆写下了几行字，然后递给了黎晓华。
“怎么样，你也签个字吧！”
黎晓华接过一看，上面写着：
“刘主任：
‘要节约闹革命！’建议关掉会议室里的彩灯和多余的吊灯。
知青代表：战雪梅
69年2月16日”
黎晓华看后，掏出自己的钢笔，也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将字条交给了女服务员。
“麻烦你交给刘主任！”
服务员看了看字条，拿着它转身走了。两、三分钟后她回来了，先随手关掉了彩灯，然后走到战雪梅和黎晓华身边。
“刘主任说谢谢你们的提醒，‘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不客气，‘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战雪梅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
服务员走了。过了一会，参加座谈会的知青代表都陆续到了。在刘主任的陪同下，县革委会的佟副主任也来到了会议室。
在刘主任的主持下，座谈会开的很热烈。核心话题是知识青年如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扎根农村的问题。座谈会从开始到结束，那两串彩灯始终没有亮。刘主任在最后的总结中几次提到了战雪梅和黎晓华的名字。
“······芦苇河公社溪河湾大队的黎晓华、东岭坡大队的战雪梅，她们不仅严以律己，自觉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断的改造世界观，而且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敢于揭露、敢于斗争。特别是黎晓华同志，她能积极的引导身边的大多数知识青年同志，牢固的树立扎根农村的思想，可以说是‘斗私批修’的闯将，是知识青年中，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道路的典型，是广大知识青年的榜样。我希望在座的知识青年代表、以及全县的广大的知识青年同志们，要向她们学习！······”
乙酉年正月初一，黎晓华带着收获、带着喜悦、带着要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决心回到了溪河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