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胡子不敢正视张静江，因为他看过《茶之文化史》一书，也知道《禅苑清规》是日本赴径山拜师求学的圣一国师圆尔辩圆于仁治二年（公元1241年，南宋淳佑元年）从径山带回日本的，并依此为蓝本制定了《东福寺清规》，“清规”中便有严格程序的“茶礼”。友情提示这本书第一更新网站，百度请搜索+还写道：白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径山无准法师）到日弘教后，举行“茶礼”的僧堂要张贴宋徽宗、牧溪、赵迂、李孤峰、李迪、催白等名人字画，张贴径山祖师无准师范、虚堂智愚的书法墨迹，摆设中国花瓶，泡茶用天目茶碗，等等。
小胡子尽管被张静江戳到了要害处，但还是继续无理狡辩：“这不可能，是你胡编乱造的。”
张静江又一次大笑起来，笑毕正色道：“你们日本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茂生，把那几本书拿来，让他们睁大眼看个清楚！”小胡子一看张静江又要动真格，自感遇到了高手，慌慌张张道：“不……不必了。”边说边往外退。
“滚，快滚！”张静江用拐杖敲着地面。
这是张静江第一次在洋人面前理直气壮、扬眉吐气，他觉得好舒心、好痛快、好高兴！
强烈的民族自尊，始终主宰着张静江的一生。他在之前的青春岁月中以及之后的全部人生历程中，始终将民族利益放在自己考虑任何问题、处理任何利弊关系的首位，这正是他能够获得当时人们的尊重、同时也是值得我辈敬重和学习的地方。
在巴黎创办《新世纪》，与东京《民报》遥相呼应；
众志成城，为反清革命摇旗呐喊
一创办反清喉舌
巴黎的冬天是寒冷的。凛冽的北风像个怪物，时隐时现，时而狂舞，时而尖叫，时而恰似一双贼手悄悄地伸进行人的内衣，令人惊悸战栗。西下的太阳像个重危的老人，失去了夏日的青春活力和咄咄逼人的光芒，显得脆弱而又无力。傍晚时分，连巴黎最为热闹的马德兰广场也失去了正午时分的繁华，商店闭门打烊，行人寥若晨星，显得冷清、空旷和沉闷。
然而，马德兰广场4号院落内却暖意融融，香气四溢，充满着节日的热烈气氛。张静江身穿南浔特产的羊皮夹袄，精神抖擞，神采飞扬。他兴致勃勃地邀请好友李石曾和吴稚晖一起过大年。
这是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旧历的除夕。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年三十是家人团圆吃年夜饭的日子，不请外客，但张静江从小不羁旧俗，加之客居海外，逢年过节总念着孤身海外的朋友，邀他们一起共度佳节，从不管传统的清规戒律。♀
李石曾是他多年的老朋友，吴稚晖是他认识不久的新朋友。
吴稚晖，生于1865年，名敬恒，原名眺，江苏武进人。自幼刻苦读书，又曾留学日本、英国和法国，具备了东西方文化的深厚功底。1902年在上海参加创办爱国学社。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生后，被怀疑告密而出走法国。
吴稚晖到法国不久，便从中国留学生和旅法华人中得知了张静江这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也了解到张静江曾在许多公共场所宣传自己的革命观点。那时的张静江，到法国后便很快接受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这种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幻想的思潮，在当时的法国极为盛行，而张静江脑海中所设计的革命，以及他对孙中山革命的崇拜，极自然地使他产生了一种主观上的冲动。那时，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而张静江正巧结识了—大批这类知识分子朋友，也逐渐成了无政府主义的信徒，狂热地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在当时的旅欧华人聚集场所，经常可以看到张静江的身影，他大谈男女平等、家庭改革；提倡世界大同，反对军国主义；主张人类互助美德，崇尚人道，追求平等、自由、博爱，认为达到人人自由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的。这一切与孙中山的某些主张可谓不谋而合。
张静江这一系列的激进言行，在当时的旅欧华人中的确造成了一些影响，甚至有不少法国人，也在议论清政府的**，认为中国必须改革。然而，旅欧华人中也有人了解到张静江的正式身份是清政府派驻法国的使馆随员，他无时不在攻击自己的政府，发表激烈的反清言论，这种身份和言行的巨大反差，令人费解，于是也有人认为他是清政府的奸细，所有言行均别有用心。曾经有一天，张静江陪同公使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列日城博览会，碰上了以湖北籍学生贺之才为首的一群留比中国学生，他便向这群留学生大谈反清革命。正巧贺之才是革命党，一声大喊“打奸细”，便激起群情，众人挥拳乱打。幸有使馆侍卫保护，张静江才得以逃月兑。
从比利时回巴黎后，张静江陷入深深的苦恼。他渴望革命，提倡人的自由，以达到人人自由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的。他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要消灭私有制，铲除中国几千年的“世袭制”和“继承权”，将少数人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和社会财富转化为公有化，达到社会成员共有的目的。他还赞成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认为议会采取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制”，互相制衡，有利于扩大民主、发展民主、巩固民主，是迈向人类自由的重要阶段，并一再鼓吹和疾呼砸碎封建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但他却不知路在何方，他在迷茫中探索、追寻着。
与贺之才不同的是，吴稚晖却被张静江的一系列革命言行所感动，下决心要结识这位有志的革命青年。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弄清了张静江的住所。这年初冬的一天，吴稚晖登门造访了张静江。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谈得情投意合，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知音。
此刻，张静江请了吴稚晖和李石曾来过年，三位好友相见，自是一番欢悦，更是少不了相互间的调谑。李石曾指着张静江的眼镜说道：“敬恒兄，你晓得人杰兄这副眼镜有何奥妙吗？”
吴稚晖盯着张静江的那副金丝边眼镜看了许久，摇了摇头，一脸迷茫的神色。
李石曾笑道：“人杰兄的这副眼镜，在这世上可说是独一无二。”说着，站起身来，伸手将张静江的眼镜摘了下来。张静江连忙嚷道：“煜瀛兄别开玩笑，我可成了睁眼瞎了。”
吴稚晖见了张静江一副窘态，也不由得笑了，说道：“煜瀛兄你倒说说看，奥妙何在？”
“敬恒兄，”李石曾将眼镜递到吴稚晖眼前道，“你仔细看看，这眼镜片是不是特别厚？”
吴稚晖接过眼镜，反复瞧了几遍，又用手模了模镜片，点头道：“是特别厚。”
“你再仔细瞧瞧，这一左一右两块镜片有何不同？”
吴稚晖复将眼镜又看又模了一回道：“好像左边的比右边的厚一些。”
“是呀，”李石曾道，“这种眼镜，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吧！”
话音一落，三人一齐笑了起来。
接着，他又说起了张静江的皮鞋，亦可说是独一无二。原来，张静江因足患风湿病而有所变形，他的皮鞋也是特别定制的，在脚板与鞋的内里之间，垫置有一块木块。
“本来，我的脚码同人杰兄是差不多大小，”李石曾说道，“有一天我的皮鞋弄湿了，欲借他的鞋一用，却未能如愿，我这才发现了他的这一秘密。”
“这么说来，人杰兄的皮鞋和眼镜，皆是无人可借用的！”吴稚晖也诙谐地说。
“是的！”张静江笑着接过话道，“眼镜与皮鞋，不可借用，但我的钱，却是可以借给革命去用的！”
李石曾在《谈卧禅》一书中曾如下记述：
“眇能视跛能履”的卧禅——在此点其特殊的表现如何？首先可以说他的眼镜与皮鞋均与普通人不同！别人偶然可以借朋友的眼镜与鞋，他则不能！他的目与足均与常人迥异；普通人的眼镜玻璃不过是一张平面纸作微凹微凸之状而已，在卧禅则不然，其镜之玻璃不但特别厚而且特别不均匀，故别人绝不能借用；其鞋之特殊，则类似以前女子缠小脚时所用之里高低，即足与鞋底之间置一木块，名曰里高低；卧禅之鞋与此有略似处，因足为风湿病变其骨形所致然，所以他走起路来很不方便！
“眇能视跛能履”，卧禅行路之不便如上所言，而其工作与活动并不为之减少，尤其难能可贵。
三人玩笑了一番，便开始举杯饮酒。
酒酣身热，张静江觉得该是扯起正题的时候了，便举杯对着李石曾道：“煜瀛兄，尚记否，光绪二十七年来法途中的构想？”
“当然记得，”李石曾笑着答，“难为人杰兄还记得那‘世界旅行’！”
当年，张静江与李石曾在首次赴法的轮船上，面对苍茫大海，感慨国运日衰，探求救国之门，遂萌发了倡导“世界旅行”的意念，旨在呼吁中国的志士仁人走出国门看世界，学夷长技来救国拯民。后来，他们感到“世界旅行”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谈何容易，实施起来会困难重重，觉得自己的想法也过于幼稚，便把这美好的构想束之高阁。
三年后，张静江旧话重提，并非是要重新倡导“世界旅行”。这几年，他深入了解了欧美国家近代政治经济，特别是法国的政治体制。他从保皇党人麦克马洪继任总统后，着手恢复帝制，制定迎接国王的轿式马车，缝制国王的礼服，宣布解散众议院，企图建立独裁，遭到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对，最终导致1879年1月被迫辞职的历史事件中，深刻领悟到社会的伟力蕴藏在千百万民众之中。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第一要务是必须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用人民的力量推翻腐朽的封建皇朝。
“我想办一个刊物，不知两位仁兄意下如何？”张静江边说边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两位好友，“我想用刊物宣传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宣传我们自己的一些思想观点。”
“很好，完全赞成！”吴稚晖不假思索地说。对于办刊物，吴稚晖是行家。以前，他在上海参与创办过“爱国学社”，对这方面的工作可谓是轻车熟路。
“真是知我者敬恒兄也。”张静江感激地说，“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历史上，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强国之列，就在这近百年间落后了，而且差距越拉越大，根本原因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被长期的封建**所束缚。对于这一点，中国的广大民众是认识不到的，这也是中国最可悲之处。”
“人杰兄高度概括，一言道破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所在。”李石曾赞同地说，“我举双手赞成两位仁兄的意见，创办一个杂志作为我们革命的宣传阵地。”
“既然两位仁兄都同意办刊物，我们就商量一下刊物的名字吧？”张静江笑眯眯地看着大家，等待着他们出刊名。
吴稚晖思索了一会儿说：“刊物要依托一个组织，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所以，我们应先成立一个组织。刊物作为组织的喉舌，宣传自己的主张。”
“敬恒兄言之极是，请指点迷津吧！”张静江说。
吴稚晖沉稳地慢慢道：“可否成立‘世界社’？这是从你们当初的‘世界旅行’引申过来的。‘世界社’可以联络和接待国内革命党人，也可联络旅居世界各国的华人。再由‘世界社’创办一个刊物，作为世界性对外窗口。”
“挺好，我完全赞成。”李石曾附和道，“刊物作为世界性对外窗口，同样也可叫‘世界社’。”
“我也赞成‘世界社’这个组织，但刊物——”张静江沉吟了一下，“如果也用‘世界社’做刊名，好像少了一点引人注目的东西，是否可以改一改？”
“人杰兄，尽管改。”吴稚晖谦逊地说。
“改为《新世纪》，你们看怎么样？”
“这‘新’字改得好。”吴稚晖轻击一掌道，“一个‘新’字，把我们办刊的宗旨都说清楚了。顾名思义，人们就会想到《新世纪》是宣传新思想、新观念、新潮流的。我们再力求把《新世纪》办出新意，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广大海内外华人面前。”
李石曾自然也同意张静江的意见，不过他又提出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人杰兄，办刊物是要很大投资的，到哪里去弄这许多钱？”
吴稚晖一愣。他也是囊中羞涩，后悔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个关键性问题，随着兴致说了许多赞成的话。要是需由大家共同出资办刊物，岂不落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吴稚晖想到这里，心里沉甸甸的。
张静江看出了吴稚晖发涩的心情，笑了笑说：“敬恒兄，煜瀛兄，经费问题，你们都不必担心，由我全部承担便是。”
就这样，一个《新世纪》的创办蓝图在这除夕之夜，在异国他乡的一间普通公寓内诞生了。
整个春节，张静江是在极其亢奋的状态下度过的。他夜以继日地拟制办刊的具体方案，与李石曾、吴稚晖反复商量《新世纪》的宗旨、版面内容等有关问题。最后确定《新世纪》的宗旨是：崇尚人道、博爱与平等；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迷信，发扬人与人的互助精神，共创大同世界；主张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时主张改革中国现行的家庭制度，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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