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曾和吴稚晖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为找到“世界社”合适的社址，跑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选中了达达庐街25号的房子。寻找网站，请百度搜索+凭吴稚晖的经验，“世界社”必须具有两个功能：一是办报能力；二是接待能力。这类机构一旦成立，国内会经常有人来跑动的，要为革命同仁提供一个落脚点，既可以从中了解到国内动态，又可以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日后，“世界社”果然成为许多革命党人的歇脚点和联络中心。著名的西山会议派成员，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长张继，就曾于1908年去法国无政府主义村研究无政府主义及学习法语时，于3月至6月两度往返巴黎，下榻“世界社”内。
“世界社”成立后，接着就筹办《新世纪》周报。张静江主持召开了三次会议。他首先说：“咱们现在是有官没兵，就按有官没兵的做法，先分工，再去招兵买马，怎么样？”
吴稚晖想了想说：“报纸的文案组织工作，我看有我和煜瀛也就够了，倒是印刷出版这一大摊子，凭人杰兄一个光杆司令是不行的。”
“行与不行，眼下只有人杰兄了。”李石曾两手一摊，显得无可奈何地说。
“这个我早已想过了，”张静江十分爽气地说道，“两位仁兄是舞文弄墨之人，做案头自是你们的功夫。这采购印刷器材和招聘印刷工人这类事，是你们的弱项，这等事自然由我去干。人手不够，我会招兵买马的。我感到最棘手的也就是印刷器材和排字工人。欧洲和美国的东西都很贵，懂华文排字的熟练工极不易找。再说，同外国工人打交道，还存在一个语言交流上的问题。我想不如到东南亚去一趟，新加坡的市场上或许能买到合适的器材，也能找到熟练而又可靠的华文排字工人。”
“对，不行还可去香港嘛。咱们自己的地方，办起事来也便当。”李石曾赞同张静江的说法。问吴稚晖，他也没意见，这事便这么定了。
之后，他们又就出版方面的事作了些商量。吴稚晖全权主编报纸及撰写文章，李石曾作为助手，相帮处理日常业务，同时撰写文章及负责翻译克鲁鲍特金及拉马尔克等人的论著；张静江夫人姚蕙则总管发行事务。这之后，各人按分工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工作。这期间，张静江两度辗转于新加坡、香港等地，采购印刷器材和招聘华文排字工。一直到1907年6月上旬，华文印刷机终于试机成功，《新世纪》周刊的准备工作才算万事俱备。当月22日，《新世纪》第壹号终于创刊，在发刊词中说：
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希望成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的革命报。
本报纯以世界为主义，同仁认为应将世界上种种不平等相对抗的事物都包括在其中。♀
旗帜鲜明地亮出了积极革命的立场，并用“新世纪元年”记年，使用阳历月日，以表示不承认满清政府的统治。
在《新世纪》所刊发的各类文章中，以吴稚晖、李石曾的文章居多。吴稚晖学问渊博，写得也很勤，他常使用的笔名有“燃”、“燃料”、“夷”等，其用意不言自明。
李石曾在巴黎，开始是研习农学，而后钻研生物学，由生物学进而研究拉马尔克的动物哲学，又由动物哲学进一步引申到研究克鲁鲍特金的互助理论。他编译了不少拉马尔克和克鲁鲍特金的著作供《新世纪》刊用，他自己也撰写文章，以“真”或“真名”的笔名在《新世纪》上发表。
《新世纪》以无政府主义学说为理论指导，同时积极宣传反对君主立宪，倡导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主张扩充武备，推翻封建帝制。《新世纪》还提倡大同主义，崇尚人道、博爱与平等，主张人类应当发扬互助精神；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等。这对当时世界各地尤其是留欧的中国学生及华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在以后对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世纪》与东京的《民报》相辉映，积极宣扬革命，引起了满清政府的极大恐惧。当时的两江总督认为它“妖言惑众，煽惑人心，于朝廷极为不利”，上奏朝廷，请求“严加查办，禁止刊行”。后来朝廷查明此报系由巴黎出版，北京外务部遂密电驻法公使刘式驯“迅速调查，即予回复”。
刘式驯是继孙宝琦之后由清廷任命的驻法公使，对朝廷忠贞不贰。接获密报后，他即单独吩咐两个亲信到巴黎侣濮街4号去打探情况。这两个人在侣濮街转悠了半天，才探明这里是《新世纪》的一个发行所，办报的编辑部却在达达庐街25号。
于是，刘式驯于次日又派了一个年轻能干的随员，嘱他冒充成进步青年，去达达庐街25号《新世纪》编辑部模模底细。该干员进到编辑部时，适逢张静江在场。张静江见来人满口进步言论，甚是欢喜，哪里会去想什么卧底之类的问题，竟丝毫不隐瞒自己的立场观点，大大地宣传了一场《新世纪》，并红口白牙地说明自己办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彻底推翻满清王朝！
张静江这些不加修饰的话语，却是《新世纪》周报上所不能刊登的。那密探闻之内心甚喜，急忙返回使馆向刘式驯报告。刘式驯如获至宝，立即回电北京外务部，称：“《新世纪》周报确系乱党私下所设，专门散布邪说，蛊惑人心。”
清廷接到刘式驯的报告后，立即作出决定，电令刘式驯马上去法国外交部交涉。旋即，刘式驯秘密拜会了法国外交部部长毕恭，转达了清廷取缔《新世纪》周报并逮捕引渡该报主编和发行人的要求，恳请法国政府予以支持和配合。♀
毕恭曾任法国驻华使馆公使，对清政府的**和政治军事上的无能颇为了解，打心眼里瞧不起清廷，对刘式驯更是不屑一顾。他狡黠地一笑，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尊敬的公使先生，你的要求符合贵国立场，我表示理解；但是，法国乃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依据我国的出版法，并无‘扰乱他国治安，即应该禁止’之明文规定，恕我无能为力，请见谅。”
法国政府的婉言拒绝，令清政府十分尴尬。眼看着《新世纪》在面前耀武扬威却束手无策，清廷十分地不甘心。为此，再次密令刘式驯：“宜同法外交部密切接触，继续商讨筹议应付办法，并晓喻在法各地留学生，务嘱其不受《新世纪》之迷惑，以为上策。”
清政府的努力，纯系螳臂挡车，根本不能封锁《新世纪》高涨的革命声音。《新世纪》一直办了三年，共出版121期，至1910年5月21日，因赔累过多、经费不继，才被迫同《世界》画报一起停办。
在筹办《新世纪》周报的同时，“世界社”还创办了大型画报《世界》。这是一份宣传社会文化建设的画刊，在1906年冬季首发时，即刊印了一万册。张静江委托其同乡好友周觉，商请徐棠（霁生）共同主持，在上海望平街又设了一个窗口，负责《世界》画报的发行工作。1907年夏天，《世界》画报第二期出版并发增刊，刊登近代世界名人六十名，专文介绍这些名人的学术思想与科学发明，同时配有照片。此期间，“世界社”还出版多集《新世纪丛书》，刊印《世界大事》、《鸣不平》、《夜未央》等专刊，有力地抨击了旧传统、旧体制。所有这些刊物、报纸的刊印、发行经费，悉数由张静江提供。
有关《世界》画报的历史价值，众说纷纭。到二十一世纪的2005年1月，上海的《新闻晨报》曾经报道了有关《世界》画报的消息。该报称：“近日，本报连续报道了中国最早的摄影画报《世界》第一期在兰州天价拍卖一事……这本八开本大小的《世界》画报被用比较新的牛皮纸重新包边，并用白线装订，书背上有几处虫蛀的痕迹，页角有一些残损。扉页从右至左依次纵排着‘丁未秋季’、‘世界第一期’、‘世界社刻编’字样。杂志的相片为黑白色，由铜版纸印刷，字迹相当清晰，繁体直排，使用黑色的圆点来断句。曾有专家表示，国内保留至今的该杂志不足十册。”
报称“兰州天价拍卖”中的“天价”，起拍价即为10万元人民币，至于最后竞拍结果，作者不得而知。
二侠客相逢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2月，张弁群在弟弟张静江的大力支持下，仿上海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开办了南浔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浔溪女校。张弁群的办学宗旨非常明确，主要是“开创妇女教育，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意识，因此受到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赞誉。张弁群聘爱国进步人士徐自华为校长，秋瑾时从日本归国，经蔡元培介绍也到浔溪女校任教。
这年春天，张静江因哥哥张弁群的邀请，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南浔。翌日，他便到浔溪女校视察，第一次见到了秋瑾。秋瑾齐耳短发，西装革履，英姿飒爽，像个小伙子似的充满着刚毅之气。张静江既有几分好奇，又生几分敬意，他从哥哥张弁群的口中得知，这位不同凡响的女教师，就是早有耳闻的“鉴湖女侠”。
第二天晚上，张静江在自己家的东园设宴款待秋瑾。两人一见如故，似有相见恨晚之感。秋瑾爽直地介绍了自己的坎坷人生。
秋瑾，原名秋闺瑾，字路卿，小名玉姑，别号竞雄，1903年又自称“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
1877年（光绪三年），秋瑾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当时祖父秋嘉禾在厦门做地方官，因此，秋瑾的童年是在厦门度过的。厦门是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受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侵扰最深。每当她看到“红毛人”坐着豪华的双骑四轮马车、趾高气扬地招摇过市时，就从心底里激起一阵厌恶，盼着自己快快长大，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将来好为国家驱逐洋人、振兴民族出一番力。
秋瑾聪明伶俐，六岁时就会吟诗填词，还酷爱武术。1891年夏，十五岁的秋瑾随同母亲来到萧山外婆家，当她知道表兄单老四有一身好武艺后，决意拜单老四为师。她求艺心切，再加上心灵手巧，很快学会了骑马击剑、使棒舞枪等各种武术。在留居绍兴的日子里，每天一早，秋瑾登上虎山，在南山坡上，面对喷薄欲出的旭日，苦练武艺，从不间断。渐渐地，她不仅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而且养成了豪爽奔放的性格。她在一首《满江红》词中写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抒发出无限的感叹和豪情。
十六岁那年，秋瑾的父亲调往湖南湘潭县厘金局任职，她也随父入湘。由于她文武双全、才貌出众，说嫁的人纷至沓来。十八岁时，经媒人说合，她许配给湘潭一个暴发户的儿子王廷钧为妻。
王廷钧尽管是个斗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纨绔子弟，但官瘾十足，倚仗老子的财势，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小京官，秋瑾也只能勉强随他去北京赴任。
入京后，秋瑾一家住进了匠绳胡同。1903年春天，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吴芝瑛也搬到匠绳胡同，与秋瑾为邻。吴芝瑛是当时的革新派人物，思想进步，颇有文采，在书法、诗词等方面造诣较深，她比秋瑾虽年长十多岁，但一见如故，彼此情投意深，志同道合。第二年，她们正式结拜成姐妹。
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曾开设“开明书局”，与报界有往来，家里藏有许多宣传维新的书刊。秋瑾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新书新报，开阔了视野，刷新了思想，升华了境界。当时，她满怀爱国激情，写下了这首《宝剑歌》：
炎帝世系伤中绝，茫茫国恨何时雪？
世无平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
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
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
这无畏无惧的“言志”诗句，掷地有声地表达了她英姿勃发的爱国心声。不久，她在《致琴文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带有浓重侠客气息的别号“鉴湖女侠”。之后，她的侠义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无羁无绊地发展，经常头戴蓝色鸭舌帽、全副男装地会客和出席宴会。在她身上已找不到半点低眉而行、细声而语、逆来顺受、万事皆依男子的所谓中国传统的妇道。这种叛逆性格和不守妇道的叛逆行为，必然会与她那个小京官及其家庭格格不入，从开始的无言对峙，发展到最后的公开抗争。
谈到这里，秋瑾不无伤感地喟叹了一声。
“我佩服你的勇气、胆识和自勉，”张静江赞叹地说，“在一个官僚家庭里，公开向几千年的封建道德宣战，可谓是伟大的壮举。”
“当时，我一心想冲出牢笼般的家庭，一心想漂洋过海，像许多留学日本的青年一样，去寻求拯救中国的真理。”
“后来怎么样？”张静江关切地问。
“两年前，在日本朋友服部繁子的帮助下，我终于夙愿得偿，同她一块去了日本横滨。”秋瑾呷了一口茶。接着，介绍了她在日本的经历。
到日本后，秋瑾和其他留日中国学生一样，先在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五个月后进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
这年秋天，冯自由、梁慕光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在横滨成立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的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秋瑾闻讯后，立即与王时泽、刘道一、刘复权等十多个男女青年赶往参加。在举行宣誓仪式时，梁慕光手执一把雪亮的钢刀，架在秋瑾的脖子上，问：
“你来干什么？”
“我来当兵吃粮！”
“你忠心不忠心？”
“忠心！”
“如果不忠心，怎么办？”
“上山逢虎蛟，出外遇强盗！”
各自宣誓毕后，冯自由端来一盆酒，放在当中，抽出刀，割开腕子，让血流进酒中。接着，由梁慕光割腕，梁慕光割完后问秋瑾，“你行吗？”
“有什么不行！”
秋瑾挽起袖子，抽出刀，一下子割开了腕子。
歃血盟誓后，秋瑾被封为“白纸扇”，也就是军师。自从加入“三合会”后，秋瑾就以更大的热情从事革命活动。她以“鉴湖女侠秋瑾”的署名，在她参与创办的《白话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警世文章，鼓吹推翻清朝。她还积极参加“演说练习会”的活动，而且逢会必讲。她的演讲，言辞悲切，切中时弊，听者无不为之动容，甚至落泪，因而具有极大的鼓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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