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清了清嗓子，突然高声说道：“我赞同孙先生的意见，除了孙先生以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说这个话，我们遵照孙先生的话去做！”
在权力结构面前，不管与会诸人心中有何打算，但张静江有了这样明确而坚决的表态，就没人再作他想了。友情提示这本书第一更新网站，百度请搜索+陈其美首先表态支持张静江的意见，接着，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也先后表态赞同。宋教仁见此形势，也不再坚持己见，未来新的中国的体制，就在张静江一言九鼎之后，以总统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12月27日，黄兴偕同宋教仁动身去南京筹备选举总统的各项事宜，并决定旧历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则安排在了公历12月29日。
29日这天上午，全国十七个省（这期间又有两省宣告**）的代表参加选举，以孙中山十六票、黄兴一票的结果，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政府第一任大总统。1912年1月2日晚10时，孙中山出席了在南京江苏咨议局举行的临时总统就职典礼，当众宣读了誓词：倾覆满洲**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主持制定了三十多种法令，其中包括：
一、不得以嫌疑乱捕清廷旧职人员；
二、禁止仇杀保皇党人；
三、实行民族团结；
四、明令不准刑讯；
五、通令全国禁绝鸦片；
六、禁止买卖人口；
七、通令全国剪辫；
八、严禁女子缠足；
九、解放受歧视的人民；
十、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
孙中山颁布的这些法令，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也表现出他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同时，要彻底砸碎几千年的封建枷锁、摒弃**积习、将中国改造成为全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决心和伟大气魄。
五婉拒任命
张静江对于孙中山当选大总统，从内心感到快慰和激动。这是张静江由来已久的心愿和长期以来为之奋斗的期盼。中华大地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华新纪元的开始，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连日来，张静江喜不自胜。这期间孙中山再次修改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明确规定了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并任免文武官员。但制定官制、官规及任免国务各员及外交专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是时，孙中山将着手安排临时政府中央各部总长名单，他自然想到了中华革命的特殊功臣张静江。张静江历年为革命已筹集过数千万元巨款，若无此项，则革命必难成功。
于是，孙中山把张静江找了去，欲请他出任临时政府的财政部总长。张静江听后答道：“总统的厚爱，令在下十分感动。但在下无意为官，请总统收回成命。”
孙中山劝道：“民国虽立，但南北尚未统一，革命军北伐势在必行。政府仍需大量经费，望人杰先生继续助我一臂之力。”
“总统远见，令在下佩服，”张静江答道，“在下也曾想及此，所以拟邀集友好数人，入股通运公司，以扩充实力。在下专心致力于贸易，以此为基石，继续为革命提供资费，同样是臂助之举。更何况在下于为官一道，实不通窍，若出任财政部长，非但不能助总统，反易为总统添乱，尚望总统见谅。”
孙中山见张静江坚辞不就，只好作罢，便安排陈锦涛为财政部总长，王鸿猷为处长。♀
就在孙中山组织政府班子、积极展开建国的各项工作时，袁世凯秘密指使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余人联名电请袁世凯代奏，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袁世凯在一夜之间突然月兑下伪装，撤了北方和议代表唐绍仪，撕毁了同南方革命政权签署的所有协议。
袁世凯这一惊人之举，令同盟会中主张议和的领导人如梦初醒，方知孙中山当初预见的正确。于是，南京临时政府召集紧急会议，采取对策。
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内仍有人对和议抱有幻想，但在孙中山的力主下，一次短暂的北伐行动开始了。
中原大地烽烟再起，北伐部队以湘鄂革命军为第一军，沿京汉路向北挺进；以江浙沪联军为第二军，沿津浦路向北推进；淮扬革命军为第三军，同烟台的第四军到济南会合；山西陕西的第六军挺进北京。
庞大的军事行动，使南京临时政府耗银颇巨。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张静江历年已为革命筹资无数，他曾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说：
中山在美无用筹款（并欧洲亦大可筹），无须承认**美国，先生以为是否？如同人赞成，俟南京一下，或即联电推其来欧洲。需款颇多，此间有林君（医生）福建人，生长南洋，大富翁，弟等拟去运动，英国五君望设法运动资本家，虽不易向他要钱，然而此一时彼一时，照现在情形，稍有热心，已不难运动也。借款为建国运动，报界政界，电费一二千万，弟当可筹，南京一下即要大款。
如今，面对财政异常拮据之时，张静江又一次挺身而出，约请南浔同乡褚民谊，以商人身份捐款10万元，经临时政府财政部转呈孙大总统。孙中山当即咨请临时参议院议决采用，充为军饷。这次捐助，系民国初期捐款数最大的一宗，对当时政局的稳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是时，南京政府还向日本借款30万元，但日方要求需有中国国内有资财实力的人担保。张静江又同上海巨商朱葆三等人一道，为南京政府的这笔借款做了财产担保。
张静江在为南京政府提供经费捐助的同时，也一直未间断对北方反清斗争的经济支援。其资助革命党人暗杀清廷宗社党领袖良弼，就为一例。
当时，袁世凯不断对革命政权耍手腕，使党内部分同志始终不肯放弃和议幻想。但主战派却不断给南京鼓气。云南都督来电说：“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堂袁氏之愚？”蜀军都督也发电至南京称：“袁贼狡诈，和议缓兵，以备彼党准备破坏之诡计，逆迹昭彰万人共睹。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万不可听……”
更有四川的革命党人杨禹昌、黄之萌、张元培等，身携炸弹，潜入北京，在丁家街向袁世凯投掷炸弹，造成袁的卫队重大伤亡。三勇土虽英勇就义，袁世凯却被此举吓破了胆。是时，六路北伐军锋芒指向北京，其势强劲，袁世凯深知再同革命党对抗，不会有好处，于是又一次使出两面派手法，同南方革命政权周旋。袁世凯一面继续派出代表唐绍仪同革命军秘密谈判，一面暗中联络满人中的极右势力——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宗社党，同该党领袖良弼秘密勾结，准备同南方革命政权作一殊死拼搏。
孙中山及时洞悉了袁世凯的两面派手段，遂将南北秘密和议的内容公布于世，使袁世凯在清廷中遭到孤立。于是，袁世凯便称病不再入朝。这样，同南方对立的满人势力，从表面上看就成了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了。
在这种情形下，北方的反清斗士便酝酿了一场暗杀良弼的行动。然而，他们却缺乏行动所需之经费。
为此，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时任天津清军兵站司令副官的彭家珍于1912年1月中旬秘密南下，来到上海张园。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县人。陆军武备学堂炮科毕业，后任清军排长教练官，提调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等职，1911年初加入京津同盟会，曾会同张绍曾策划过北方起义，对张静江资助蓝天尉、张绍曾等人起义的事知之甚详。当行动遭遇到经费问题时，他便想到了张静江。于是，他一到上海便直奔张静江寓所。
张静江热情接待了彭家珍。
寒暄数语后，彭家珍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求，张静江二话没说，当即开了一张南北通用的银票给了彭家珍。他同时又叮嘱彭家珍说：“对于暗杀，我党领袖向不为然。前年3月汪精卫、黄复生欲暗杀摄政王载沣；去年5月黄兴欲暗杀两广总督，领袖均予劝阻。领袖认为：‘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致之势力未破，其造要不过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你们此行犹望慎重，宜以不牺牲党内精英为前提。静江言尽于此，尚望珍重。”
彭家珍听闻之后，默然不语。也许，他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张静江一番肺腑之言，仍令他深受感动。
彭家珍回京后，于1月24日弄清良弼新宅在西四牌红罗厂。翌日，便着军装、携佩刀、炸弹到良弼宅访问，等候多时，良弼未归，遂辞出，刚出门不几步，良弼归来。当良弼下车时，彭家珍以递名片做掩护，顺手投下炸弹。良弼左膝炸断，两天后命归黄泉；彭家珍当场壮烈牺牲，年仅25岁。
张静江闻讯后，面向北方，默立良久。
功成身退，致力于社会改良运动；忧国忧民，
发起成立“进德会”和“俭学会”
一吾行到此水西流
宗社党领袖良弼的死，引起了清廷的极大恐惧。对革命党人的这种激进手段，宗社党人模不清底细，心有余悸四处逃避。袁世凯见同宗社党的合作已无出路，便指使段祺瑞等人通电主张共和。
1911年1月16日，在清帝溥仪满足了袁世凯提出的六条要求并决定退位之后，袁氏立即出山，对革命党人进行疯狂镇压。
此时的袁世凯，不仅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集团的支持下，夺取了清朝的政治、军事大权，而且把目光紧紧盯着觊觎已久的大总统职位。在此之前，冯国璋按照袁世凯的授意，已在湖北向革命军发起疯狂进攻，于11月2日攻下汉口。27日攻克汉阳后，更在龟山上架起大炮猛轰武昌，以凌厉的攻势逼迫革命党人向其就范，以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
12月1日，在英国领事馆盘恩的撮合下，南北双方宣布停战三日，并一再拖延。至9日，双方分别派代表在武汉议和，18日改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进行谈判。2月上旬，南北议和正式告成。
南北谈判曾受到一些激进的和中下层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而英、美、日、俄、德、法等帝国主义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却以同文照会方式，胁迫南方革命党人“必须尽可能迅速地达成足以停止目前冲突的协议”。
张静江对局势的发展忧心忡忡，然而，日夜担心的事情还是一步步地向他逼近。孙中山在大多数旧官僚、立宪派和温和的革命党人的胁迫下，被迫作出让步，表示“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首推袁氏”。
1912年2月11日，袁世凯电告南京临时政府：“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及之跻，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次日，清帝溥仪正式宣布退位。
有了袁世凯这样的保证，孙中山当即履行诺言，向参议院送交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咨文，并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自决定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一直在深思制约袁世凯的办法，最终得出两点：一是让袁到南京就职；二是逼其进行就职宣誓，对全体国民作出公开承诺。于是，自2月中旬以来，孙中山就一直不断地电催袁世凯来南京就职，但袁世凯却担心离开了自己的北方势力范围，一旦人到南京，反易被革命党人操控，故迟迟不肯赴宁。孙中山无奈之中，派出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专程赴北京，迎接袁世凯。
孙中山此举，令袁世凯大为难堪。但他毕竟为一代枭雄，于仓促中使出手腕，导演了一幕欺诈骗局。他一面派人布置盛大的欢迎会，恭迎孙中山特使来京；一面暗地召集手下干将曹锟等人，密谋在北京发动一场“兵变”。
就在蔡元培等人静候袁世凯择日启程的时候，2月29日深夜，京城内突起变乱，一大批土兵在城中鸣枪号炮，放火抢劫。喧嚣声惊醒了睡梦中的蔡元培等人，他们从卧室阳台上看去，只见城内数处起火，枪声此起彼伏，男呼女喊的惨叫声隐隐传来。
次日，当他们再次见到袁世凯时，袁世凯就有了一副沮丧的面孔。袁的副官告诉蔡元培他们：因闻袁即离京，士兵哗变，将官们镇压不住，袁亲自出面，才将兵变镇住云云。
待副官介绍完毕，袁世凯苦笑道：“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人还没走，就闹成这样。我一旦走了，该将如何？”
这一幕大戏，还真的将蔡元培他们蒙住了。蔡当即致电孙中山：袁似不宜离京就职。
孙中山接电后只好再作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但为今后对袁有所制约，仍坚持要其进行就职宣誓，在国民面前表态。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这个态度，心中窃喜，于宣誓一事也就不再计较。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并郑重其事地保证，将共和进行下去。
3月21日，孙中山以临时政府名义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他在正式解职前所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了。《临时约法》的公布，旨在抑制袁世凯的独裁手段。在《临时约法》中，显要地载明：“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3月25日，袁世凯派出新任的内阁总理唐绍仪，到南京办理了政府权力交接事宜。交接后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最重要的军事、外交、内政及财政大权，悉数为北洋军阀和君主立宪派所掌。
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布解除职务，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旋即迁至北京。
对于孙中山辞职的决定，张静江内心有着说不出的沉重。他所向往、追求并为之奋斗了十余年的革命事业，就这样落入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手中。他的心中像针扎一样痛，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常常仰天长叹：“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时，吴稚晖刚回到国内，得悉孙中山辞职的消息，不胜惊愕、忧伤，立即去找张静江。谁知一见面，张静江就劈头盖脑地向他发问：“敬恒兄，你说说看，这是什么道理？咱们不顾一切追随孙先生革命，到头来革命成果却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对这个问题，吴稚晖照样不解，深思片刻后，他答道：“人杰兄不必为此耿耿于怀，孙先生这样做，必有他的道理。”
“孙先生为革命出生入死，有家不能归，有国不能回。”张静江气呼呼地接言道，“如今，天下大定，他却退了，唉，这叫人真正难以忍受！”
“人杰兄，”吴稚晖劝慰张静江道，“孙先生海阔胸襟，非常人可比。他创立同盟会，领导革命，目的就是推翻**政权，建立共和。如今，鞑虏既倒，共和已建，于国家于民生，喜莫大焉。至于个人的进退，又何必计较呢？我想，孙先生就是这样想的。”
张静江不再做声，拖着病腿在室内来来回回吃力地走着。良久，驻足问道：“敬恒兄，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吴稚晖也想不出个头绪，便说：“煜瀛兄就要回国了，等他回来，咱们再好好议一议，怎么样？”
张静江点头道：“也好。”稍顿片刻，又说道：“不管谁当总统吧，总之，咱们还是继续做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才是。”
二组建进德会
3月中旬，李石曾来到了上海。
这一天，李石曾、吴稚晖相约蔡元培同去拜访张静江。那时，蔡元培还在临时政府中担任着教育总长（至是年7月辞职）之职。他原本绍兴进士，在绍兴中西学堂任监督，后又到上海南洋公学执教，曾参加创建光复会，任副会长，后又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他同张静江也是老朋友，又是小老乡，这次相聚，大家十分愉快。
言谈间，便提起了先前的话题。蔡元培听了吴稚晖的叙述，说道：“我是主张教育救国的，既然人杰兄无心参与政治，不如从教育入手，做些事情。”
张静江道：“愿闻鹤卿兄高见。”
蔡元培便进一步解释：“教育，非办学一项，教育的总义，在于教育全体国民，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
“鹤卿言之有理。”吴稚晖说，“现在的国民，愚昧懵懂的不在少数，盖中国久衰不盛也！彻底唤醒民众，应该从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入手。”
张静江扭头问李石曾：“煜瀛兄，你看呢？”
李石曾尴尬地一笑，说：“我刚回来，许多情况还未弄清楚，人杰兄有何高见，小弟洗耳恭听。”
张静江也不推辞，遂言道：“鹤卿、敬恒的见解，静江非常赞同。鞑虏虽除，然满清所留下的**积习却处处可见。大的不说，像吃花酒、娶小老婆等陋习，在如今的社会上也是甚为风行。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衰退。又如鸦片对国人的伤害，使中国积弱不振，等等。这种社会风气之颓败，极其严重地阻碍了我们民族的振兴。我也想通了，总统不一定孙先生来做，但社会风气的彻底改变却是我等一定要去做的。否则，共和共和，积习依旧，还不是满清那一派陈腐不堪的气象？”说到这里，张静江停顿了一下，用**辣的目光扫视着在座的几位好友，喻示出他又要下决心做一件大事，“我想就由咱们几位，发起一个改良社会风气的运动。若能使国人有所觉悟，也不负了孙先生对咱们的一番器重。”
“我举双手赞成。”李石曾抢先表态，“溥泉兄（即张继）也在上海，不如请他也来参与。”
蔡元培也表示赞同地说：“煜瀛兄此议甚佳。溥泉与敬恒，一个是《民报》编辑，一个是《新世纪》主笔。昔日的东西相映，如今珠联璧合，岂不美哉？”
吴稚晖连连摇手，说：“秃笔一枝，何喻珠璧？小弟不才，届时尽一份力罢了。”
“敬恒兄用不着谦虚，”张静江说，“搞社会风气的改良，宣传民众是主要手段，敬恒兄的一支笔，大有用武之地。至于溥泉，是老会员了。民国前五年，他钻到法国西北部森林中去研究无政府主义，颇有一番心得，对蒲鲁东、巴枯宁等大师的学说，也知之甚详。鹤卿说得非常贴切，珠联璧合，这场运动必会大有起色。”
此后，他们又考虑到广大民众的需要，便由张静江、张继、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五人发起，在上海成立了“进德会”。
由于这五人在同盟会中身份非同一般，张静江功勋卓著又是有名的江浙富豪，蔡元培是政府教育总长，张继更有入主临时参议院主政的呼声（张继后来于1913年4月出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院长），合其力而号召于民众，的确非同凡响，一时间入会者甚众。按照张静江等人的主张，“一切从我做起”，以图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于是，他们制定了严格的入会章程，其各条各款，均出于对入会者自身行为的约束。通过自身进德，增进社会道德规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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