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轻咳了一声，说：“蒋主席一会儿要我们去南昌，一会儿又要我们去武昌，把我都搞晕了。寻找网站，请百度搜索+”他突然刹住话头，狡黠地一笑说，“按蒋主席的意见办吧！”
张静江听着对方这些圆滑的话，真是哭笑不得。
对于谭延闿这位多年在湖南政坛翻云覆雨，时而上台、时而下台的军界元老，张静江心知他肚子里另有算盘，又不便戳穿，遂道：“南昌和武昌，都是蒋主席的意见，究竟是哪个昌？如今蒋主席人在南昌，不如我们先去南昌，见了他本人再说。”
12月30日，张静江一到南昌，蒋介石就向他解释了“不要赴武昌”的缘由。他对张静江这样说道，“不少人主张汪兆铭回国主持大局，鲍罗廷和**，还有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都要拥戴他为领袖，在武汉建立政权，这不是要架空我吗？我不能拱手将北伐成果让给他，所以我打算将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安驻在南昌。”
张静江听后思索了一会儿，说：“介弟这样做，有没有考虑北伐因此而中断，总理遗志何日实现？”
“二兄，”蒋介石胸有成竹地说道，“弟认为此次北伐，其性质已不单是中国国民革命，可以说是世界革命在东方革命的一个起点。”他顿了顿接着说，“综观全**事形势，在我北伐革命力量的打击下，北方军阀分崩离析，破绽百出，自相冲突，用不着我们用大队兵力去打了。我估计，仅用政治于敌，即可解决。”
张静江听后点了点头道：“从军事上说，北伐成果的确空前，暂不发兵也无可厚非。但党内再现分裂，总归有违总理生前期望。”
“非也，”蒋介石做了个手势，“我党积垢，已非一日，此二兄应心中有数。此种矛盾，迟早是要发生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张静江应道：“从道理上说，党内有重大矛盾，当然宜早解决——”
“这就是了。”蒋介石打断了张静江的话。
“你听我把话说完，”张静江对蒋介石的过分自信有些不悦，“你认为自己在南昌成立政府，就能稳握军政大权吗？”
蒋介石也有点不大高兴了，话说得较硬：“今日之介石，已非昨日可比！国民革命军从八个军发展到现在的四十个军，其中十之七八乃为介石所训练收编。♀”他瞧了一眼张静江拉长的脸，猛地觉得自己的话有些过火。他现在还十分需要张静江的帮助，千万别把对方惹火了。这么一想，他的口气顿时软了下来道：“二兄，请恕弟有些激动。不过，说实际的话，我可以数一大把军长、师长的名字给你听听。为弟呕心沥血数载，才有今日这样的实力啊！”
张静江听蒋介石后来的话说得十分诚挚，也就不计较这位盟弟言之过重了，便轻叹一声道：“介弟，非为兄故意找你的疑处。自弟同总理在广东闹过矛盾，我就知弟有急躁、武断的缺点。当然，经历了这么多磨练，弟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成就非同小可，但仍应时刻警戒自己，毕竟革命离成功之日，尚有许多艰难险阻。为兄说几句过分的话，也完全是为了介弟的事业，尚望释怀纳之。”
张静江同蒋介石一席谈话之后，虽然对蒋介石的某些做法留有疑虑，但仍在1927年1月3日同意蒋介石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移南昌”的意见。1月5日，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这项决定的通电，公然制造分裂。
“迁都之争”，实质上是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是蒋介石准备公开叛变革命的一个严重步骤。因此，中国**人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徐谦、陈友仁等人，坚决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另立中央、分裂国民政府的行径。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1月7日，针对蒋介石1月5日的通电，武汉中央联席会议重申坚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作出的原决议，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主张。2月9日，武汉国民党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举行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
2月2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在汉正式开始办公，”并请南昌各委员即日赴鄂。♀但蒋介石仍坚持对抗态度，22日又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决定：“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并于26日决定致电第三国际，要求撤调鲍罗廷回俄。后经邓演达等的据理力争，加之张静江此时也觉得蒋的一系列做法有些过分，蒋介石才不得不决定于3月6日让阻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赴武汉。
这样，至3月7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全会迫使蒋介石交出了国民党中央常务主席一职，并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案》、《军事委员会司令条例案》等，大大地缩小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力。
三不负总理遗训
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开始办公后，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人的共同领导下，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它积极实施支持工农运动的政策，依靠人民的力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顶住了英、美、日、法公使团的外交讹诈和军事威胁，维护了国家主权，使武汉地区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局面。张静江尽管为盟弟蒋介石在二届三中全会后的权力削弱有所忧心，但为全党达到统一思想，出现新的团结而兴奋。这几日，他不时想起汪兆铭，梦见他从欧洲回国，与蒋介石捐弃前嫌，共图大业，实现总理之遗愿。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只有高举总理三民主义旗帜，革命才能发展，才能胜利。因此，务必要把全党同志聚集在这面旗帜下。”
其时，蒋介石也感到“迎汪复职”的呼声在国民党内日益高涨，他也不得不违心地催汪回国。他在迎汪电中说：“知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也。”在另一封电中更是假惺惺地说：“如兄不来，则弟唯有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党国。”尽管他已作出了很高的姿态，但仍感到周围压力越来越大，便登门向张静江请教对策。
“二兄，我意速请汪兆铭回国主持大局，你看如何？”蒋介石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张静江一时猜不透，便问道：“介弟请兆铭回来，当然再好不过，积各方力量完成总理未竟的事业，总理可含笑九泉啊！介弟，你是真心的吗？”
蒋介石沉吟了片刻，答道：“政治风云之时常变幻，真假二字用于其中，往往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你说真心也可，说假意也行，就看为何所用，为谁所用。”他顿了顿又道：“为弟如今骤感政治力量的单薄，如汪兆铭能捐弃前嫌，与我站在一起，我是非常欢迎他回来的。”
张静江抿了抿嘴角，遂言道：“一年前，兆铭是被你排挤出国的，这种仇恨，非比寻常，我看要想他真心助你——”说到这里，张静江笑了笑，“你看，我又用上了‘真心’一词。兆铭如回来助你，必有他的目的。但我可以试试看。”
蒋介石点了点头道：“凭二兄同汪兆铭的交情，我看他会听你的建议的。”
当下，张静江就写了一封信，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局势，并以老朋友、老同志的身份，恳请汪精卫夫妇回国，同蒋介石捐弃前嫌，携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精卫四兄、璧君七姐同鉴：
弟本病废海市，聊尽余年，徒以与总理三十年之厚交，回忆前年病危在床，执手陨涕，弟亦泣不可抑，恻怆之怀，如何可谖。家国之痛，义忘生死，是以去春3月闻广州内部纠纷，不辞道远，刻日南行，冀稍尽其献替。岂知弟于3月22日在长堤登岸，先二日介兄已向**行断然之手段，而季兄（精卫）亦飘然引去矣；弟乃忧惺不知所出。闻道路传言，季兄之行，则因介兄未以非常之举前告。长者为行，不使人疑，若有不得不行之势。闻诸介兄，彼正有深痛之隐，独示意于弟……兄姐历来之委曲求全，即最能待若辈以此种之血诚。乃介兄忍无可忍，既出以非常，仓卒短时之内，兄姐必刚柔两疆，难下断言之痛，故弟谬愿承乏短时，一为介兄之缓冲，一待兄姐之徐归。又一方面，弟欲坦率疏戆之态度，与若辈真诚之结合；且恃我本废人，暂时间政，原极滑稽，毫无嫌疑之可避，因即用整理案选举法等，相与周旋，而且时时庇议其失，尽我友道之直谅，皆示以适可而止，不应包办。乃至今思之，弟亦愚妄可笑……更不欲以老朽面目，同彼辈亦天壤视息，因此随介兄于前数日共民谊兄飞渡海西，泣求兄姐早归。弟则不及兄姐之至，已即日拔出政潮，完我残息，冀张目病床，以待党之不亡，国之不卖，然后死去，乃得笑语在天之总理也。言尽于此，敬祝长途曼福。
弟张人杰谨启
三月十日
张静江书毕，蒋介石马上召来秘书，命他以最快捷的方式，将此信寄往海外。
张静江打了个手势道：“慢着。”
“二兄还有何吩咐？”蒋介石问道。
“介弟以为，现在有哪一个邮局，能将此信在一个月内邮达欧洲？”
蒋介石一愣。
“时不我待也！”张静江感慨道，“以介弟目前情形，能拖一个月吗？”
蒋介石顿时激动起来，起身握住张静江的手道：“知我者二兄也！弟这就派专人前往欧洲，可是……”他犹豫了一下，“有谁能适合此任，既为我所信，又为汪兆铭能接受？”
“我已想好了一个人选。”张静江笑了笑说道。
“哪一个？”
“重行（即褚民谊）。”张静江答道，“重行系我党老同志，更是我的南浔同乡，也是你的小老乡嘛。他现在好像是在军医团？”
“军医处处长。”蒋介石答道，“听说他在法国留学时很得你照顾，我怎么就没想到他？”
张静江笑了笑道：“你的事情太多，自无暇顾及这些细节。重行同兆铭也是熟朋友，有很多话可以说，我看就派他专程跑一趟吧。”
蒋介石欣然同意。
在等待汪精卫回国的日子里，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又遇到了北伐经费的困难。
自1月6日开始实施新的北伐计划以来，蒋介石为尽快实现定苏浙、占领上海的目标，曾兵分三路进军：
东路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自福建指杭州、上海；
中路军，由蒋介石亲任总指挥，辖程潜江右军（南岸）和李宗仁江左军（北岸）。江右军向皖南挺进，策应何应钦东路军作战。江左军则牵制安庆之敌，指挥新起义的皖省军队，相机攻取寿州、合肥，使敌不敢向江南增援；
西路军，唐生智任总指挥，俟机由武胜关进取河南，主力控制京汉线南段。东向策应皖省作战，挺进豫东；西上监视鄂西残敌（于学忠等奉系残部——作者注）于襄樊。
总预备队，由朱培德任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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