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二五减租”运动，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寻找网站，请百度搜索+
在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建设道路问题上，张静江历来主张以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道路为榜样。只要全力发展资本，则国家之强盛指日可待。然而，他的这一主张同蒋介石发生了冲突。蒋介石采用戴季陶的理论主张。当时，戴季陶同陈果夫一道，针对中国**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鼓吹中国的建设应大力推广“合作运动”及“二五减租运动”，并在浙江首先推行，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电令浙江省党部咨请省政府协助贯彻。当时，张静江为自筹建设经费，正在浙江全省实行田赋附加特捐政策，“二五减租”与之有着明显的冲突。张静江认为，推行“二五减租”易挑起佃农与业主间发生抗租撤佃等纠纷，影响田赋征收和土地价值，关系到省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他主持召开了省政府办公会议，决定在浙江全省暂缓对“二五减租”的协助贯彻。
张静江的这一决定，令戴季陶和陈果夫大为不满。是年冬，嘉兴发生农民哄抢中国银行事件，省党部的《民国日报》（后改为《东南日报》——作者注）发表评论，认为这次事件系省政府当局不执行“二五减租”所造成，影射张静江。张静江一怒之下，手谕省保安处长竺鸣涛，将省候补监察委员兼《民国日报》总编辑胡健中扣押，指责他挑拨关系，嫁祸于人。
胡健中乃系陈果夫嫡系，将其扣押，这还了得？这种事，也只有张静江才敢做。事情闹到国民党中央，戴季陶和陈果夫对张静江更加不满，遂向蒋介石诉说张静江的不是。蒋介石听了陈果夫的报告，在办公室内踱来踱去，过了很久才说道：“人杰这样做，很不像话！”
有了蒋介石的态度，张静江也不便再硬顶下去，于是，胡健中才得以释放。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借此“东风”，于不久即召开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常务会议，声明反对省政府取消“二五减租”的决定，并以省党部名义决议，函请省政府复议“二五减租”问题。♀
但张静江不予理睬。
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当时便气得将桌子一拍：“党也管不了他，他占山为王了嘛！”他对站在一旁的吴稚晖说道：“敬恒，你也应该去找他谈谈了，你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一道办世界社，你的话，他还是能听进去的。”
吴稚晖一边答应，一边心中想：“你同他还是把兄弟呢，你的话他怎么不听？”
蒋介石好像洞悉了吴稚晖的心思，又有意补充道：“我的话他就是不听嘛！”
吴稚晖吓了一跳，脸色骤变，幸好蒋介石未予注意，继续说了下去：“浙江的铁路，我明白地向他提出，应以路矿权利向德国借款，从杭州开始，一次性建成双轨，直通南昌。但是，他偏不肯这样做！他去向浙江的银行业借款，造一条单轨的杭江铁路，这算怎么回事？”
吴稚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点倾向张静江的，便答道：“人杰的意图，是以低成本快速回收偿还借贷……”
“他这是鼠目寸光！”蒋介石忿忿然地打断了吴稚晖的话，“他只看到经济，而没有考虑政治和军事！”
吴稚晖不再做声，知道蒋介石对张怨恨已深，心想：“是得去给人杰兄打打招呼了。”
于是，吴稚晖来到杭州，直言劝说张静江道：“人杰兄，蒋主席对你在浙江的做法，很有些感冒。”遂将“二五减租”问题及铁路问题说了一遍。
张静江回答道：“我不想同他论长短。同样参加革命，各人所为究竟抱着什么目的，敬恒兄应是心知肚明，静江我还有什么可说？”
“毕竟，”吴稚晖道，“党政军大权，全在蒋主席手里，他的话，你不能不听呀！”
“谁对听谁的！”张静江口气很硬，“他当他的主席，他掌他的大权，可是我，只知道秉承总理遗志，搞建设！”
吴稚晖劝不了张静江，只好怏怏返宁。♀
1929年3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在南京炮标中央军官学校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该次大会完全在蒋介石的把持之下，到会代表四百零六人，其中有二百一十一人为蒋所指定，另有一百二十二人为蒋“圈定”。该次会议正式宣布结束军政时期，开始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进行训政。该次会议追认了编遣方案的合法性，在军事上进一步巩固了蒋介石的势力，并决定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党籍，即刻发兵讨伐。
蒋桂战争硝烟已起。
经戴季陶和陈果夫策划，蒋介石默许，张静江在这次会议上遭到了贬斥，他的中央执行委员资格被取消，丧失了在国民党内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表决权。但是，蒋介石还是给他留了一点面子，保留了他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
国民党三大之后，张静江回到了杭州。对于遭蒋冷落，他并不十分介意，然而，这时在杭州却发生了令他万分恼火之事。
因“二五减租”问题，省党部同省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省政府坚持取消，而省党部则坚决反对，双方一直僵持着。如今，由于张静江在党内遭贬，省党部又来了劲，要求“恢复‘二五减租’办法”的呼声高涨。省党部机关报《民国日报》也再次刊登著论，坚决反对取消“二五减租”。然而，他们面对的不是别个政客，而是坚持信念和理想的张静江。张静江见报后勃然大怒：“我对建国道路和方法的认识，决不会因为一个别样的缘故（指中执委一职被免——作者注）而改变和放弃。我现在还是省政府的主席，反对取消‘二五减租’，就是反对省政府！”
张静江动怒了！
4月3日下午4时许，杭州市公安局根据张静江的旨意，突然出动警车，驶进浙江省商科学校，再次将浙江省候补监察委员、《民国日报》总编辑胡健中逮捕。该日下午7时，市公安局派出三十余武装警察，包围了《民国日报》社，将所有稿件搜走，并勒令即日停刊。
正当张静江顶着巨大压力，坚决抵制“二五减租”时，他又因朱家骅的问题得罪了戴季陶，再一次惹怒了蒋介石。
朱家骅一生中虽曾深受张静江之恩泽，但他在张静江失势后却投靠了戴季陶，又因戴季陶的推荐，深得蒋介石的赏识。1930年5月，朱家骅为培养训练自己的警官队伍，在杭州成立了浙江省警官学校，直属民政厅，由朱亲自兼任校长。为充实警校武装，朱家骅特向德国进口了新式步枪三千支、子弹十万发。这批军火运抵杭州后，被省保安处侦悉。当时，张静江兼任着浙江省保安司令，听到警校私购军火的举报后立即进行查核。当获悉此批武器系朱家骅未呈报省政府批准，擅自从国外运进，张静江大为震怒，遂手谕保安处副处长朱世明率武装部队前往警校，收缴了全部枪支弹药，并指责朱家骅私购军火别有用心，未经国民政府批准，即宣布免去朱家骅的民政厅厅长职务。事情闹到南京，使戴季陶咬牙切齿，遂向蒋介石诉说张静江在浙江专横跋扈，目无中央。蒋听后龙颜大怒，对张静江的所作所为更是耿耿于怀。
上述事端发生后，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立即发出“呈中央弹劾浙江省政府书”：
呈为弹劾浙江省政府，恳祈鉴核依法惩处，以维党治，而遵律令事。
窃查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二百十七次会议，通过临时提案二项：一、“自十八年份起，取消浙江省历年施行二五减租；田租之多募，由佃业两方自行协定，如发生佃业诉讼，应归司法机关办理”；二、“预借征一年田赋，除建设特捐外，所有省县赋税并一律借征。”又四月三十日下午四时，浙江省政府因杭州民国日报刊载职会及各县党部反对浙江省政府取消二五减租文件之故，突派武装军警多名将浙江省候补监委兼杭州民国日报总编辑胡健中同志拘禁，并将民国日报勒令停刊，派武装警士驻扎该报馆看守。以上三者，均为僭越职权，违反党义政纲律令之重大违法事件。为尊崇本党主义计，为保留本党政纲律令尊严，维持中央威信计，为所代表行使政权之全浙二千一百余万人民，作解除虐政切肤疾痛之呼吁计，均应依法惩处，兹谨为钧会逐一陈之。
浙江省政府同省党部矛盾的白热化、公开化，令南京方面十分头痛，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其中碍着个张静江。中执委那么多人，有的是张静江的挚友，有的是他的学生或得过其帮助和提携的人，谁都不敢表态，大家都看着蒋介石。到这时，蒋介石对张的积怨爆发，便发话道：“对浙江的问题，秉公处理！”于是，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行政院分别致电杭州，严厉指斥浙江省政府：“目无中央，独断专行，胡作非为。”并严令立即将胡健中送交南京处理。
张静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先将胡押送南京，其他事以后再说。
胡健中被押送南京后，陈果夫、叶楚伧亲自出面，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下令恢复胡的自由，并明令恢复《民国日报》的运行。
张静江的**性越来越难见容于蒋介石，他将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三人召来，对他们吩咐道：“张人杰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他这样闹下去，是要身败名裂的！”他说着在屋子里踱了两圈，又道：“我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你们几个，同他都有不薄的交情。你们去劝劝他，让他离开浙江。”
戴季陶等三人来到杭州，见了张静江后，直言奉告道：“蒋主席很生气，他希望你主动辞去省主席的职务，专事建设委员会的工作。”
张静江闻言后恼恨成怒，嚷了起来：“我偏不辞职！他狠得下心，叫他免我的职好了！”
戴季陶忙说：“人杰兄，咱们兄弟可不说两家话。蒋主席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闹僵了，于大家都没有好处嘛。”
陈布雷也上前一步，道：“静老于布雷有知遇之恩，布雷历来敬仰静老的为人。如今，蒋主席在前线亲自督战，实在少有精力处理政府中事，但他念在静老的身份，也考虑到静老的身体，不宜身兼数职，这才拨冗要布雷等人前来晋见静老。望静老从大处着眼，不必同蒋主席在这种事上计较。”
陈布雷同张静江，倒是有一段不寻常的交往。张静江知道陈布雷，是在报纸上经常见到陈布雷的文章，觉得这位作者举笔不凡，有见识，有理想。当时，陈布雷在新闻界服务。他是浙江慈溪人，是一个书卷气较重的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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