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石心接过签好的电稿，悄然离去。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
室内一片静寂，张静江的内心却翻江倒海，激荡不已。他并非留恋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权力，而是为自己建设家乡的宏伟蓝图的夭折而痛心。东方纽约之梦，只能让后人去梦想成真了。他凄楚地睁开双眼，两行晶莹的泪珠滚出眼眶。他长叹了一声，又想到了同蒋介石的关系。真是应了一句古人所云：“狡兔死，走狗烹，弓箭藏。”
数年之后，《时事新报》函约张静江，请他谈谈主政浙江时的一些做法和想法。后该报于1935年元月的建设特刊上，以张人杰署名发表了《对于浙省建设事业之我见》一文，简摘如下：
对于浙省建设事业之我见
张人杰
建国之道，虽有赖于各种政治之发展，而推行建设事业，尤为重要。举凡国家富源、社会生存，以及民族民权民生之实现，莫不与有深切之关系。是故总理实业计划，有筑路、辟港、开矿、造林及振兴工农商业等之规定，凡此皆建设之首要也。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人杰鉴于军事已告一段落，此后当从事于安定民生、厉行建设诸端。缘是有中央建设委员会之组织。嗣人杰复被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该省当兵灾之后，疮痍满目，元气大伤，故欲图规复旧观，实舍积极发展地方建设莫属。是以两度主浙，于全省各种重要建设之推行，不惜排除万难以赴之，荏苒三载，殊不敢自诩成功。此次时事新报乘元旦令节，发起建设新浙江运动宣传周，来书嘱将主持浙省建设事业之经过情形，撰文发表，余佩该报能于此国难临头之日，从事于地方建设之宣传运动，为国家谋自强之根本大计，爰乐于将个人对于浙省建设事业之管见，草拟成文，以应该报之约。唯时间匆促，疏漏在所难免，尚祈海内贤达有以教之。
接着，张静江以“交通为先务之急”、“从政三年之计划”、“建设经费之筹措”、“程君前功不可没”等四项标题，阐述了自己主持浙省建设事业之经过及体会。尤其在“程君前功不可没”中专门提及已故原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程弢甫先生，历数其“识度之远、智虑之周、治事之勤、持躬之洁”，“实不愧为一优良之建设家”。张静江借举张程弢甫，表达自己处事择人的原则，更以程弢甫的功不可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为浙省建设作出过贡献的人。
张静江在《时事新报》一抒胸襟，畅叙自己曾经的理想和实践，也算是在人生失落之际的一点安慰吧。
淡出政治，仍为抗日奔走；面对弱肉强食，
立誓今生今世不再食肉，以示抗日
一不遗余力
张静江被迫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虽然名义上他还是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的委员长，但由于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曾决议“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接管”，建设委员会的职权大为削弱。♀1931年10月，南京政府又成立了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更是名存实亡，从此，张静江也就成了有职无权的摆设，但这并不能动摇他致力国家建设的人生追求和坚定信念。
张静江又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
这时的建委，已经没有了组织重大项目工程施工的实际操作权，但原来由建委所计划和承办的各项工程如铁路、工矿、电厂等，在业务技术上仍需建委的继续支持，所以，技术指导成了建委工作的一个重点。这说起来有点笑话，但事实就是如此。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张静江修改了建设委员会组织法，对建委所属机构人事进行了调整，确定秘书长为陈逸凡，简任秘书为刘石心、张鉴暄，下设设计处和总务处，处长分别是霍宝树和秦瑜，并特设“简任技正”张自立、恽震、朱耀庭、余籍傅等人，配参事肖文熙、聂其瑛二人。
人事调整以后，张静江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商讨今后工作的思路，明确具体任务。张静江被蒋介石剥夺了参与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决策权，虽然有一肚子的怨恨，但不便在下属面前发牢骚。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各位同仁，建委今后正式隶属国民政府（原来的建委是**机构——作者注），做事都要经过请示批准。当然，这是指重大工程。不过，以后咱们也不可能再做什么工程了，但建委总不能完全虚挂着。诸位有什么好的建议，不妨谈一谈。”
这些话听起来就有些自相矛盾，众人心知肚明，却也不好说什么，于是便就纯业务的问题谈了起来。
设计处处长霍宝树率先发言道：“委员长，眼下咱们正在抓的几项工程，像江南铁路等，是否还归咱们管？”
张静江笑了笑道：“原先咱们抓的工程，还继续抓。因为不但设计及施工计划是我们搞的，资金也都是我们筹集的。这个事，没有办法移交，这些我都同财政部宋部长等有关人士商量过了。当然，工程一旦完工，必须全部移交，像公路铁路，就将移交给交通部。但有一点诸位应该明白，我们做工程，不是为哪个部做的！”
张静江显得有点激动，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两口，稳定了一下心绪继续说：“欧洲，美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他们的铁路、公路、无线电通讯、电气电力，这些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重大项目设施，非常地完备、齐全。♀中国的经济落后，就在没有一个有效的交通、通讯网络。我们设计的几项大工程，完工之后至少能弥补一点这方面的缺陷。因此，诸位在这方面仍不可懈怠。我们做事是为国家为人民做的，不是为哪个人去做的。有这点基本认识，我想诸位便不会去计较事端上的长与短。”
众人商议了一番，说不出一个头绪来。刘石心忽然说道：“我在省府当秘书长时，跟着张主席跑了一些地方——”
“不要再叫张主席！”张静江不悦地提醒道。
“是，”刘石心连忙应道，“委员长带我跑了一些地方，我常听委员长问一句话：‘这些情况，其他人了不了解？’我想，委员长经常这样问，是否有想法？”
“刘秘书，你说的‘这些情况’，是什么情况？”总务处长秦瑜听得有点模不着头脑，不禁问道。
“呵，那都是一些地方上反映的情况，像杭州郊区的蚕桑生产、棉花和茶叶的销售，等等。”
“这和建委的工作没关系吧……”霍宝树疑惑不解地说。
“不，”张静江打断了霍宝树的话，亮开了嗓门说：“国家建设委员会，顾名思义，是为国家建设而设立的，因此，凡同建设相关事宜，皆属建委工作范畴。”张静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在浙江工作期间，听到了不少情况，有生产方面的，生活方面的。许多情况，党内同志，尤其是高层领导，他们知不知道呢？他们是为治理国家、建设国家、造福人民作出决策的人物，如果不了解基层情况，能作出符合国情、民情的判断和决策吗？更有政府内各部门工作人员，如不了解这些情况，又怎样符合实际地去做工作？”
“难怪，”刘石心点头道，“委员长总是问其他人了不了解。”
“是啊，我这样问，常常是因为有感而发。”张静江沉入了往事的回忆中，“记得有一次，我到城隍山鼓楼，居然发现那一带有制作印度筷子的工场，不止一家啊，几十家！联想起在后市街见过的一爿爿小型手制鞋店，我就想，这些作坊式的生产，在民间究竟有多大规模？它们都不属于政府正式登记的有照牌的工厂，但它们的生产量以及占据市场的份额，是不是同正规工厂相似甚至大大超过？如果忽略了这些，政府经济部门如何对国民生产状况作出正确估价？又如何掌握市场需求情况？于是，我临时决定抽调了一批人，在杭州市模了模底，竟然发现这种分散于民间的行业产量大得惊人！在江边山傍，在巷弄深处，到处可见这种小型作坊。如杭州下城以纺织为业的机户，西湖四周制作锡箔的小型家庭工厂以及钱塘江边专门堆积货物的小型货栈等等，全是私人经营未列入任何规划的。”
“委员长这样说，是不是打算在建委内开展这项工作？”秘书长陈逸凡问道。
“是的。新的工程建设不让我们抓了，我们可以做一些社会调查的工作，把调查的结果，统计起来，编印成册，提供决策部门参考和后人借鉴。你们看行不行哪？”张静江微笑地问道。
大家七嘴八舌，众说纷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还有说名不正言不顺的。多数人碍于张静江的面子，表示了赞同，于是秘书刘石心提议，成立一个社会调查所。
秘书长陈逸凡认为，社会调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情等诸多方面，工作量几乎难以估计。而以建委现有人力财力，不仅是无力承担，可说是无法进行。张静江觉得陈逸凡的话很有道理，便把社会调查的范围定在经济领域，决定在建委内设立一个“经济调查所”，专门就同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问题展开社会调查。又因人力财力问题，将调查重点先安排在浙江、江苏两省，兼顾安徽，而首选目标是浙江。于是，在经济调查所内，先设立了一个“调查浙江经济所”。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个“调查浙江经济所”，是我国第一个进行社会经济状况调查的机构。执行人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张静江便约请了几位专家，给调查人员上课，传授经济调查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不为挫折所阻，一心为民谋利，这就是张静江的坦荡胸怀。只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能做，而且一定要努力做好。
1931年6月下旬，张静江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五中全会之后，来到杭州，察看经济调查所工作进展情况。当他听到调查人员汇报杭州市“富润”绸布庄，月销售额为300元时，连连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怎么这样少呢？”之后，又听了一些汇报，越发觉得这些调查数据有问题。这天中午饭过后，按例他应休息一会儿，但他心中装着事，不想睡，便由两位工作人员陪同，径直去了“富润”绸布庄。
庄主姓舒，是位五十来岁的胖子，见了张静江，眼睛一亮，忙不迭地招呼：“哎哟，张主席……”
“我已不是省主席了，舒老板难道不知道吗？”张静江笑言道。原来他同这位老板相熟，以前在省府时，每逢召开工商联会，这位舒老板都是到场的。
“哪里，哪里。张——张公大驾光临敝店，想必是有公干了？”舒老板心里怀揣着十五只兔子，七上八下地跳着，但他仍一脸堆着笑。
“公干谈不上，只是同你随便聊聊。”张静江道，“舒老板生意怎么样？”边问，边浏览着店容。这家绸布庄堂面颇大，开面朝南，有东、西、北三面大长柜，堂中还有供顾客休息的椅几摆设。
“一般，混碗饭吃吃。”舒老板堆着笑，谨慎地回答着。
张静江随手指了指店堂内来往的顾客道：“应该说很好，对不对？”
“看的多，买的少。”舒老板连忙解释。
张静江笑了笑，说：“舒老板用不着紧张，应该实事求是嘛。”说这话时，正好有两名顾客手捧刚买好的布料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看那神情很是满意。张静江等两位顾客走过，又说道：“我来，只是想了解一下绸布销售的真实情况，作一些调查统计，供政府有关部门参考，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舒老板看着张静江，对方是一脸的诚恳，这才稍稍放下心来道：“张公，不瞒你说，在下做点生意不易，实在担心政府无端加征税收，所以不敢坦言相告。”
“你放心，”张静江保证道，“政府的税额，在年初都有测定，不会随意增加商人的负担。我们现在做的，是‘调查浙江经济所’的工作，只负责调查研究，不涉及其他。你就将绸布销售的实际情况，谈一谈吧！”
从“富润”回所的路上，张静江又连着去了几家较大的商店。回到所里，他立即布置，要全所工作人员明天上午全数到所开会。这天晚上，张静江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第二天，除了两位去浙南的同志，所里的人全都按时到会。张静江很严肃地说道：“我们的调查工作，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实！不实是调查统计之大忌。当然，这不能怪在座各位，而是因为店家不肯告知实情。他们担心一个事，怕政府加征税收。”
室内鸦雀无声，众人静听着委员长的训话。张静江扫视了大家一眼，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从初步了解的情况看，杭州当地的工商界人士，尚不了解我们作调查统计的意义，在座诸位就有责任了。一定要耐心、详尽地向调查对象譬解我们的意图，要让对方放心，才能拿得到真实的营业情况和准确的数字。”
张静江讲话之后，又让大家研究怎样才能让调查对象放心的办法，然后，由所长对下一步工作做了重新安排布置。
嗣后，对杭州的经济调查有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但仍然碰到不少问题。如杭州的钱业工会以及候潮门外的茶行，始终不肯开诚相见，调查人员不得不另辟蹊径，旁敲侧击，或迂回进行了解，才大致掌握了一些情况。
对于杭州农产的调查，也颇费了一番周折。比如蚕桑，在杭州地区属大宗农作。张静江是在南浔小镇长大的，清楚桑农生活中的习俗，而杭州郊外的蚕桑农，一样地奉行养蚕期间的许多忌讳，对外来的陌生人，压根儿不让你进屋门，更别说想了解蚕桑生产的有关情况。待到养蚕期过，桑农的禁忌开放，再去询问他们今年收了多少蚕茧、多少蚕丝，则少有几家农户能记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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