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调查面临着重重困扰，进展得不尽如人意。寻找网站，请百度搜索+张静江食不甘味，苦思数日，终于研究出一个很复杂的办法：让调查人员先调查这些农户的总收入，然后剔去衣食杂用的各项支出，再进行一些计算，以此大致地估算出相近的统计数据。这个方法，同样适用在种植稻、麦、茶叶、棉花的农户身上，因为这些农产中，大多数都举不出准确数字，来说明白家中一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
这种低拙的调查方法，可算是中国新兴调查事业初级阶段的一个特色，而张静江就是这个特色的创造人、发明人。
后来，在统计分类上又遇到了一些麻烦。如卖鸡蛋的个体小贩捎带也卖点棉花，而卖棉花的个体小贩同样兼卖鸡蛋，这样的小贩为数不少，作为市场，忽略了他们是不行的。但究竟鸡蛋与棉花的销售比例各占多少，卖者自己也说不清楚。还有不少安徽籍的茶叶商人，多数顺带经营生漆，其中比例，也是一笔糊涂账。当调查人员上前询问时，商人们说：“咱经营多年了，从没人来问过这种问题，所以我们也从来不去算这些细账。”
诸如此类细节问题，张静江虽然经常过问，但他不可能有许多精力管得太细，于是他自始至终要求调查人员的，就是一个“实”字。实事求是，力争全面地反映出社会经济的真实状况。
作为曾经统管过整个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张静江如今做的却是这种“雕虫小技”的事情，他心中的酸楚，又有谁知道呢？在那一段时日里，他从未向人吐露过这方面的心思，所有有关张静江的历史文献中，也见不到这类记录，他内心中的这种痛苦和压抑，只有他自己知道。
二为抗日奔走
在张静江潜心于调查统计工作之时，国内形势又发生了突变。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借故扣押了党内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又一次引发了国民党内的严重分裂。张静江闻听后长叹曰：“介石之专横跋扈，已登峰造极，实令人发指，奈党国之灾矣！”
果不然，胡汉民被扣押后，引起全国舆论大哗。随着国民会议的会期临近，反蒋浪潮更加汹涌。胡汉民派的中央委员纷纷离宁赴粤，孙科的再造派也去了广州。♀新任命的立法院长林森不甘心当蒋的工具，弃职而走，胡汉民的亲信古应芬等则四方奔走，串联各方人士联合反蒋。
4月30日，古应芬、林森、邓泽如、肖佛成四人以“中央四监委”名义，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历数其罪状。三天后，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通电，拥护四监委提案，并要求蒋下野。
5月26日，孙科致电蒋介石，要求他“于笑谈之顷放弃党国所付与之职责。”
与此同时，广东的陈济棠调集军队，沿边界设防。次日，广州正式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非常会议。隔日，又在广东省政府大楼召开国民政府成立大会，推选汪精卫首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宣言限令蒋介石于四十八小时内下野。而北边张学良部的石友三，也在7月19日通电反蒋，起兵进攻平津，导致张学良从东北调集主力部队，入关讨伐石友三。
正当形势一派混乱之时，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袭沈阳，进攻北大营，进而占据奉天及吉林省城，全国愤慨。
张静江虽已淡出政治，无心顾及党内争斗，但“九·一八”事变的炮声使他猛然惊醒：日本人利用我党内讧，构成了对祖国的严重威胁，如不迅速制止党内事态的恶化，则国内局势将陷于一片混乱，日军将趁乱而长驱直入，侵占我大好河山！
在国难当头之际，张静江再也坐不住了，决定重新“出山”。他以国民党元老威望及中央监察委员身份，联络了蔡元培、李石曾、张继、陈铭枢等人，于10月中旬同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邹鲁、陈友仁等粤方代表举行会谈，呼吁全党统一，团结一致对付日本侵略。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张静江而言，民族利益绝对大于个人纷争。任何一个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人，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基本品质。
张静江的努力有了一定的成效，粤、宁双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之后，他曾私下对夫人朱逸民说：“我这张老脸也只有在这关乎民族危机的关头露一露。汪兆铭早年同我友谊不薄，孙科对我似有敬老之心，所以我说的话，他们或许能听进一二。”
“这么说来，你成了和解的大功臣了？”朱逸民笑道。她这两年一直为丈夫受蒋介石的冷落而愤愤不平，今见丈夫又重新出头露面，她如何不乐。
张静江非常高兴，他为自己又参与了一场于党于国有利的大事而欣慰。
然而，张静江似乎过于乐观了。上海和平会议之后的局势，并未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发展。蒋介石虽然先后做了不少姿态：如释放了胡汉民，恢复了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因政治问题而开除出党者的党籍，取消了对阎锡山、冯玉祥的通缉令，等等。但是，由于汪精卫代表粤方提出了由前三届中央委员共同负责党务、废除总司令制等绝对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主张，双方重新陷入争吵。
张静江感到非常失望。这其间，他虽然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出席有关会议，利用各种场合呼吁全党的团结统一，但他回天乏力，党内分裂难以弥合。11月中旬，中国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尴尬局面：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却分成南京蒋介石的“四大”和广州反蒋派的“四大”两部分举行。会后，蒋介石也深感处境两难，硬顶不是办法，遂于12月15日，再次通电下野。
怀着对党内分裂和日军侵华的双重忧虑，张静江于1932年元旦过后回到杭州。在“调查浙江经济所”内，他隐去心头的苦恼，与所内工作人员商谈调查统计工作以及他们在调查中遇到的趣事和烦恼。张静江再三叮嘱所内人员，一定要以“实”字为工作方针，克服一切困难，将经济调查这件事做好。今后，这些内容都将编印成册、成书，流传后代。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也可以说是一项千秋功业。
离开经济所，张静江又回到了对国家民族危难的思虑：还是应该为促成蒋汪孙的合作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让全党尽快统一起来，否则，日寇侵华的势头必将迅即蔓延，不可收拾！
元月18日，孙科偕同何应钦从广州乘飞机到达杭州，张静江在杭州烟霞洞设宴为其接风。
是时，蒋介石、汪精卫均已于日前先后抵达杭州，也一同参加了张静江的这次宴请，同席的还有张继、宋子文、孔祥熙。席间，张静江非常动情地说：“与诸君同聚一堂，于静江而言已不常有了。今国难当头，日本人敢于肆无忌惮，乃欺我贫弱而以强者自居。若有效阻止日军侵华步伐，则我需自强。然党内如此情形，何以能治国，何以能强国？静江与在座诸位，均乃先总理之忠实信徒，虽静江并无实职，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尚望诸位听静江一言，从此携手共进，通力合作，使我党团结，不使外人有可趁之隙，恳请诸位深思啊！”
张静江深明大义、言辞恳切的讲话，在不同程度上打动了在座的这些党政巨头。蒋介石本打算拉拢汪精卫、孙科，使自己早日复职、主持大局，便趁机亮出高姿态：“人杰先生所言极是，对国家局势，中正亦有同感。团结合作，我是第一个赞成的。”
汪精卫、孙科等都相继表了表态度，宴会在一片融洽气氛中结束。宴毕后，张静江同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及张继又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商谈，决定蒋介石择日进京，汪精卫先出任行政院长，然后由他出面将军权交给蒋介石，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分治局面。
然而，令张静江大失所望的是，蒋介石重新出山后，又自食其言，变了面孔。他不但忙于自己的政治分赃，于抗日一事，更是提出了“抗日国必亡”的谬论，并据此实行他的一系列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
1932年1月24日，日本开始向上海大量增兵，航空母舰“能登吕”号等十艘军舰开进了黄浦江。27日，日军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限28日下午6时答复其提出的“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等五项无理要求。吴铁城本着蒋介石“忍辱负重”的指示原则，立即派警察查封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然而，此举并未能使日军满意，因为日军的本意就是要以武力占领上海，“最后通牒”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这天晚上，日军陆战队六千余人在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的指挥下，突然向上海闸北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袭击，遭到以蔡廷锴、蒋光鼐为首的国民军第十九路军的奋力抵抗，一时间枪声大作，炮火冲天。
“一·二八”事变的消息震惊了张静江。
“日本人欺人太甚！”张静江忽地站了起来。他正在吃饭，听到日军侵袭闸北的广播，将筷子重重拍在了桌上。他再也吃不下饭，呆呆地站立着，为自己无力救国而悲哀。他猛地想到了达尔文之谓“弱肉强食”的道理。中国积弱，一任外人欺侮！这时，他盯着面前摆放的一碗红烧肉，这是他一生中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反日是反侵害，而非反异族，他这样想道。自己若食肉，乃自视为侵略者，更无资格去反他人之侵害。他顿时作出了一个决定：今生今世，不再食肉！他以不食肉来表达自己反日反侵略的决心，自此他便吃斋茹素，直到逝世。
上海的淞沪抗战整整持续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蒋介石作出了种种放弃抵抗的决定。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在日军于战斗中不断大量增派援兵的时候，蒋却下令不给淞沪作战前线增派一兵一卒。为防止其他部队不听命令，他甚至以宋子文出面转达他的决定：“各军将士未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动作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以致十九路军寡不敌众，被迫从上海撤退，任由日军占领了淞沪。
淞沪抗战后，一批国民党要人对蒋介石彻底失去了信心。如蔡元培就毅然与蒋分了手，到上海去同宋庆龄一道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冯玉祥则在**帮助下，组织了抗日同盟军；李济深则多方奔走，争取国民党军队投入抗日。
张静江对蒋介石是彻底地绝望了，对政治也更加意冷心灰。无职无权的他，又回到了杭州，埋头于社会经济调查。也许，他认为这样还能够做一点有利于民众苍生的事情。
三造福于民
“一·二八”事变后，张静江大多时间居住在杭州，主要从事“调查浙江经济所”的工作。
杭州是国内丝绸、茶叶集散中心，杭州丝绸名闻全国及海外。张静江对杭州丝绸的发展非常关心，早在他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就提出要大力发展丝绸产业，并实施了奖励措施。如今他淡出政治后，更加重视杭州丝绸业的发展。他在市场调查中，发现日本的人造丝织品看上去比杭绸漂亮，价钱又便宜，商人职业的敏感使他意识到这种进口人造丝织品对杭州丝绸市场是有影响的。因此，他要求调查人员把进口货对杭绸市场的冲击情况统计上来。
根据张静江的指示，“经济所”对杭绸情况进行了更细致的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日本等国的进口人造丝织品对杭州丝绸制造业的冲击之大，出乎人之意料。皆因其造价成本低，但表面上看去漂亮，价格又便宜，就其质量却是无法同真正的丝绸相提并论的。但老百姓不去考虑这个，他们要的是眼前的实惠，只有讲排场的人家，才去注意丝绸织品是真还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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