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所谓成长
我亲眼目睹自己是如何被现实改造的。+言情内容更新速度比火箭还快，你敢不信么？
有时，当我回头阅读自己从前的书时，便惊诧地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女孩——敏捷、激动、叛逆、忧郁、才思涌动、心高气傲，她与现在的我已是那样的遥远。
那个女孩是何等幸福啊——她敢孤独无助特立独行，她敢与众不同棱棱角角，她还敢不喜欢钱，敢不要职业，敢要死要活地执著于自己的方式，她居然还敢身体不健康不爱惜自己，敢抑郁厌世，她甚至敢设想自杀一走了之……一株枯草，一片青瓦，一截幽径，一声凄清的吆喝，都使她感怀神伤。
而现在呢，我已经慢慢地一天又一天地失去了这些权力。说“失去了这些权力”实在是美化自己。
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说。
就说每周上班的路上，原来走在那条喧哗涌动的早晨的街上，在我的视野里仿佛是静寂无人的，能够进入眼帘的都是那些从庸常的平凡的景物人流中“升华”到形而上层面的事物——我看到冷冬里一株沉郁枯索的秃树，四季的轮回更迭命运一般罩在它头上，这株秃树似乎与人、与我就有了某种纠缠不去的关联——冬天来了，它的盛势已去，往日的浓郁茂密以及它那在暖风中目中无人的欢叫声，都已成为回忆，来年的再绿也不再是逝去的那个绿了，一切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逝不返……这时，对于这株皲裂凋败的秃树的一带而过的凝视，便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人生的问题。
有时，我会看到身边的一辆婴儿车上的小孩儿，豁着牙朝着与他交错而过的另一辆婴儿车上的小孩儿会心地笑，两个小孩都挥动起小手咿咿呀呀叫。两辆车已经交错而过了，他们便都扭过小脑袋相互不舍地张望、伸手，显然他们是格外想发展一下这路遇的友情的，但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却坚毅地把他们向着相反的方向推走了，其中一个孩子一边哭着一边使劲回身向远去的另一个孩子眺望，大人扭过宝宝的头，说，我们玩去喽。显然，大人们是相互戒备不信任的。我看着这个小孩儿腮边大颗清纯的泪珠和失望的神情，就想起“成长”这个语词，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肯定是“成长”了，可是“成长”意味着什么呢?
那时候，其实也就是几年前，一点小事我就会想一路，而且是决不用什么自我“提升”或者自我“煽动”的，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联想。往往是走出去很远，眼睛里依然是那一株处于悲观季节里的秃树，或者是那个小孩子被成年的父母轻易“扼杀”了童贞情谊的悲伤。这种专注而密集的联想往往伴随我整整一路。直到走进单位大楼，遇到迎面而来的打招呼的同事，这种“沉浸”方才忽然中断、猛醒，知道脑子里的线路该切换频道了。那时，我在办公室这一真实的人际空间中，总是呆头呆脑，看不出任何潜藏在人们风平浪静的脸孔之下微妙而复杂的人际关系，更不懂得现实的很多问题其实只是人际的问题。所以，我在单位的处境是可以想象的。
这暂且搁下，还是回到那条喧哗涌动的早晨的街上。现在，我依然在这条街上走，脑子里也依然堆满密集的思维，但想的却是另外的事情了：到办公室后要做的一二三四五……抽空得去趟医院，胃药马上吃完了，还是首先得把身体弄好……要和那个老x谈一谈，真是太黑暗了，否则怎么生活呢……一个人没有足够的钱就不要想“自由”，也不要腰杆挺直地想要“尊严”，没有这个前提而奢望“自由”和“尊严”，是要为此付出生活的代价的(这里的自由和尊严当然是相对而言的)……
现在，我经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是：生活本身才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多么堂而皇之的自我安慰啊!给“苟且”的日子找到一条最结实最合理的依据。细想这句话，“生活”指什么?无非是把日子填满的那些琐事，上班、下班、家务、买菜、烧饭、逛街、看电视、尽家庭角色之义务、保持良好社会关系的拉拉扯扯等等。这些事已经足以把一个人一天的时间占得很满很满，倘若把这些都做好，那么整个人无疑是要被这庞大的现实彻底吞噬掉了。
总是挣扎着要回到原来的状态——从繁忙的生活浮面进入一种“精神深度”。我是那样地怀念过去的那个走在喧哗涌动的早晨的街上旁若无人、浮想联翩、没有现实感的女孩。
这样一想，焦虑的情绪便覆盖了我的日常生活，这是多么糟糕的局面啊。
其实，我是知道自己适宜的位置的，也知道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8、渐行渐远
多年之前的某一个清晨，天气已凉，我去出版社的路上，秋风打透毛衣浸在肌肤上，感到一阵阵寒气。我骑着脚踏车，机械而重复地转动，神思却随着向前滚动的车轮往回倒转——那时，我从澳洲返回北京已经三年了，三年来我在这条路上无数次往返，街景和路边的树木、草丛、商店我已经熟悉得对它们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在我的肢体安于我所熟悉的街区的同时，我的心却那么不安分地寻找着新奇，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这种徒劳的努力。我的双脚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拒绝我的过于冷峻、自省的理智，本能地寻找着什么。
从我家到出版社只有10分钟路程，我的思路来不及在任何一个点上延伸进去，腿已经迈进编辑部四敞大开的房门。我的脸上随即也换上一种身置公共场所的那样一种千篇一律的礼貌、平庸，把自己思想里任何一个小角落的与众不同、格格不入全都掩埋起来。平庸(不等于平凡)的人群里不能容忍不平庸。不平庸就是骄傲，而骄傲的人总是要受到指责的。早在19世纪叔本华就说过：只有自己没有足以自傲之物的人才会贬损“骄傲”这种品德。当谦虚成为公认的好品德时，无疑世上的庸人就占了很大便宜，因为每个人都谦虚，世人便都类似了，这是何样的平等啊!
我早已懂得，外部生活与内心生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那天，编辑部里正在传阅《联合报》，当报纸上的文字刺目地闯入我的眼帘时，我一下子被震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中国大陆朦胧派诗人顾城在新西兰奥克兰市威赫克岛上用斧头砍死自己的妻子谢烨，然后在门前的树上自缢身亡。报纸的大标题下边是一幅顾城的照片，他头戴一顶白布帽，神情是他惯有的那种忧郁，让人看了仿佛是他自己正在给自己祭奠。那照片上的眼睛一如几年前我见到的一样，黑大而茫然，我仿佛看见他那双很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纤纤的瘦手指固执地比划着他脑子里的那些怪念头。这形象无论如何无法和报纸上的文字对应起来。那文字好像蓄有强大的电荷，几次都把我落在上面的目光击开，使我无法与之对视。
这血腥而疯狂的结局是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的。但我除了震惊却无一句话可说。死了就是死了，他这样选择了结局就是这样的选择!我不想对此评头品足。若是我，也许会找个没人地方，谁也不打扰，谁也不伤害，自己解决了自己。也许，只对最亲密的人说一声：就当我出远门了。然后离开，非常简单。
死亡这个词藻，在我的心目中，从来不是一种话题，不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事物，它只是一个不轻易去碰的到此为止的黑色行为。也许是我过于珍视这个字眼的庄严，所以我在以往和任何公众的交谈中，一向对此缄口不言。回想起来，只在最亲密的人面前，在绝望不堪的软弱之时，曾流露过谈论这个词的念头。
有一天，在餐桌上，我并不感到饿，也并不感到咀嚼的香甜，但仍然麻木而惯性地吃着。正是深秋的傍晚，房间里的暖气还没有来，餐桌上的那盏小灯昏昏沉沉，时间仿佛凝固一般，我的脑子却活跃地转动。桌上的食物很快就凉了，狼藉凌乱。我想，人生不过如此，到最后不过就像这桌残羹剩饭，乏味而无所**。
风风雨雨几十年，对于人世间的任何一种分别(死亡只是各种各样的分别里的一种形式)都已不再有早年那种“我拒绝接受这个事实”的大呼小叫。再见就再见，永别就永别!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不变的。
就在那天的晚饭桌上，望着一桌渐渐冷却的餐食，脑子里闪电般胡思乱想着。忽然，我对着母亲说：“再过两小时就要被枪毙，如果是这样，这两个小时您准备做什么?”
母亲先是一愣，然后慢慢转过神来，“神经病!”她说。
我说:“想想总可以吧。”
果然，母亲就认真地想起来。
“那么，是枪毙我还是枪毙你?还是两个都枪毙?”她问。
“我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别那么具体。”我说。
“不具体怎么想呢?”
“那好。比如，就枪毙我吧。”
我说着，心里已经迅速地周转起来：有两三个长电话要打、有两三个文件要写、关于我的书稿文字的版权和属于我私人的遗产、以及告别等等。
母亲想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你为什么会做这种设想?!
我意识到问题严重，改口说，我只是随便一说。
但我知道这是不可以“随便一说”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这样：死，是对爱我的人的一种背叛。我不知道我能否有一天，冷酷地面对最亲密的人说出：我只是我自己的!
尽管我一向喜欢探索一切不可能的和禁忌的事物，爱好古今中外的怀疑主义哲学和离经叛道的学说，尽管自取死亡这个黑色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但我从来不把它仅仅视为哲学问题，也缺乏对它更深入的探索。因为探索再向前迈进一步，那么任何结论都将由于死亡而中断、而消逝。
死去的已经死去，我怀念他们!而生活，还要继续。
死，在某个层面上，起码是对平庸哲学的叛逆；死，是一种否定行为，这种否定于某一类人来讲，我以为正是对生命的渴望，尽管这样说是有悖逻辑的；死，还是一种艺术的极端，用结束来实现这种极端，那么在实现的同时又会全部丧失，这是矛盾的、悖论的，同时又是悲壮的、惨痛的。
几年来，在故去的人群里，有我曾经喜爱过的人，我就当他们出远门了。
当然，也有一种因为出远门而背离了我们情感的人，那么我只好就当他们去了。
平庸呢?我以为也是一种出远门——是一种精神的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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