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时候我们一行人能有个地方坐下来喝点酒，肯定会大谈人生的，恐怕也只有在喝高点的时候才大谈人生。♀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否则，谁还谈啊。
这些洋菊花事后还带给我一个不小的惊诧。回到北京，我打开箱子一看，呆住了，一朵一朵的洋菊花全都凋敝了，一口袋的艳花都合上了花瓣，缩成一团，如同一只只关闭的眼睛。也许是缺光少氧的缘故，那些绚丽夺目的菊花瓣都变成一个个色泽黯淡的“石头子”。昨天还是一口袋鲜活艳丽的花朵，今天就变成了一口袋的“石头子”，我有点想不通。这可是干花啊，不应该啊。我失望地站在“石头子”旁边，认真地生了一会儿气。最后，还是决定把它们扔掉。我把盛花的袋子丢在垃圾桶旁边(一时还不忍心扔进垃圾桶里)，打算等收拾完行李再把它们与垃圾一起扔掉。
一小时后，我洗完澡从浴室出来，漫不经心地往那些已经彻底枯萎的“石头子”上又丢了一眼，结果，就是这一眼，奇迹发生了——那些已经“死去”的花朵，重又一朵一朵地生还、绽放开来，饱满、鲜润、蓬勃，旺盛得如同在一张静物写生的油画里夺“框”欲出。我惊讶地呆住了，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看了一会儿，认定的确是“石头子”又变成花朵了，赶忙欣喜地把它们装进一个核桃木的镂空容器里，装不下的又盛在玻璃器皿里，然后摆放在家中最为显眼的位置，等待家人回来欣赏。这些洋菊花由于获得了充分的光线，盛开得越发疯狂，结果膨胀得在容器中挤来挤去，互相“推肩搡臂”，一些在容器边上的花朵就纷纷被挤落下来，撒落一桌一地，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时候的我，十分有成就感。
洋菊花和那些怪怪的长瓢木雕土陶，算是我带回来的又一珍稀之物吧。
“一次相聚也是一次别离”。现在，看见那些从云南带回来的宝贝，还会使我想起我们的一路欢乐。
1、乐在悠游
我和母亲有个闲走的嗜好。每次，我们一起出去办事，总是先坐出租车径直前往，任务明确。待办完事，我们便轻松而愉快地失去了方向，没有了目标，我们在那个完全陌生抑或旧时熟稔的地方，引颈环望一阵，然后就凭感觉不定向地闲走起来。无论是旧地重游还是开发“新大陆”，在我们貌似随意的脚步深处，其实都潜藏着一个连我们自己也未曾清晰明了的愿望——那就是希望遇见一个能够触碰我们脑子里某根神经的景物或人物。就是这种未知感吸引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在夕阳西下的时辰，在北京喧哗的大街或者凋敝的小巷，东张西望地走上一个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
这一份莫名的期待，我和母亲是如此相同。
我们通常喜欢选择在陌生而安静的胡同里闲走，特别是那种细肠子似的幽深的窄巷，一扇扇残损的木门掩映在树阴里，临街的窗户低低地挂在胡同的一边，路人伸手可及，使我常常替窗子里边的秘密或安全担心。我们一边走路，一边想象木门或矮窗里边的故事。我们还可以想象此处正是“伦敦的郊外”，也可以想象另一处地方是墨尔本的住宅区。
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在漫无目的的闲走中有过收获。比如，我们曾在三里屯的一个街角处，发现一家专卖艺术装饰品的小店，“酷”得很有风格。那天，我和母亲走进小店后，几乎同时被一扇墙壁那么大的一块亚麻布吸引住，这张乳白色的亚麻布上有几行不太像样的毛笔字，仿古的一种什么字体，看不大懂。稚趣、艺术感以及一种对权威意识的不屑和反叛，跃然布上。问及这块亚麻布卖多少钱，售货小姐答说不卖，说那是店里的装饰品。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们若是喜欢，也可以卖。接着她说了一个很大的数字。终于把我和母亲吓走了。那一段时间，我正面临装修新居的麻烦，我不会画画，商店艺廊里的那些商品画显然是引不起我的兴趣，而新居的墙壁又需要装饰，于是，使用亚麻布的思路便在这时豁然打开了。♀说学就学。我们先到美术馆买来了亚麻布和很专业的颜料——马利牌“书画特黑”。然后，母亲执笔(母亲的毛笔字向来是训练有素的)，我谋划内容和图面结构。我策划了不居中、不对称的布局，让母亲用大小长扁不一的篆体字，在亚麻布的右上端，书写我自拟的一服常用中草药方子，字迹占用的面积并不多，我们让大片大片的亚麻布沉着地空白着，就如同人们没有表情其实正是一种表情一样。最后，我们钉上一条显得粗糙的木线，然后就把它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它硕大得几乎占用了整整一面墙。它的内容——中药方，质地——亚麻布以及它的形式感——画一样的字和不对称的破坏常规的布局结构，无疑都展示着制作者本人的生活姿态、艺术倾向以及世界观。这是在任何艺术专卖店里都买不到的，无论多么高档的，都无法如此贴近我本人的风格。
我和母亲合作的这件装饰物，现在就挂在我自己家的门厅。这算是我们闲走时意外的收益吧。
有一天，母亲陪不识路的我到地坛公园一带的《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领取稿费。办完事，我们就沿着护城河河沿像往常一样向东闲走，树阴遮挡了西下的阳光，我们隐没在阴凉里一边闲散地走着，一边东看看西望望。河床斜坡上边就是拥挤如潮的车流，而一坡之隔的河沿边，却是异常的寂静。我们偶尔在一个悠闲的钓鱼者身后站立一会儿，看看有没有鱼儿上钩。然后，继续走。我们猜测着某一位纳凉人的身份，或者猜测擦肩而过的一对男人和女人的微妙关系。我们一直走到“禁止前行”的木栅处，才停住脚步。离开河沿，攀陡坡上了马路，然后折进一条幽僻的胡同。
我们在这条胡同里发现了一个寺庙——通教寺，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看到尼姑庵。
推开重重的木门，探头向里边张望，正有一个尼姑款款走过来，她身着浅灰色粗布衣，秃着头，相貌端正灵秀，脸色十分苍白，一望可知是在那种长年不见阳光的阴郁的庙堂里久呆的缘故。她看上去还很年轻，20多岁至多30岁的样子。不知为什么，看着她一步步走过来，我心里忽然发虚，一时紧张得不知如何与走近的她搭讪。倒是母亲临时抓到一句话，说：“请问，这里能参观吗?”尼姑一边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一边摇了摇头，说“不”。她多一个字也没说，就消失了。我和母亲呆呆地立在那儿，不好往里边走，又不想就这样空空地出来。迟迟疑疑地四处张望了一会儿，还是退出木门，离开了。
从离开通教寺大门的那一刻开始，我心里就乱起来，一串连一串的问题波涌而至：一个尼姑，表面的平静之下，她的内心世界里都装着什么呢?她读过很多书吗?她的感情是忧郁是冷漠是绝望还是激昂?她每天单调的日子是怎样度过?外面咫尺之隔的繁华世界对她不构成诱惑吗?她是否拥有过爱情?一个斩断或隔绝了爱情的女人是什么力量使她生活下去?她的**呢?她与亲人如何相处?她还需要朋友、需要理解吗?她是否比我更懂得人世的炎凉与艰辛?一个在事业上或者在情感上成功的女人会选择这里的生活吗?……
许多问题一下子将我占领，脚步沉甸甸的。
默然地走了半天，我说，“也许将来到这里安度余生也是个选择，养心怡性，读书思考，算是个平静的收场。”
母亲和我都没再说什么。
我记住了这个地方。
这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但闲走的乐趣我们至今延续着。
2、寻找的生活
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我母亲花费在找东西上的时间更多的人了。她每天都在找，就是不能物归原位。出门前等候她找钥匙和钱包，已是我的必修课。每每我总是想起一则小故事，说是一位先生在携太太出门前总要等候她很长时间地化妆，后来他索性把这个时间用来读书，终于成为一个大学问家。每想到此，我便有些后悔自己，若是我把等候母亲找钥匙和钱包的时间也用来读书的话，说不定也是“学富五车”了。
偏偏我是一个急性子，多少次建议她物归原位终不见成效之后，我便失去了耐心。于是，我便在正式起身出门前的10分钟或20分钟，就造声势说该走了，待她找完出门前的必带的那几样，我才起身整理自己——这样就从从容容任她去找了。
平时，母亲找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护肤霜在碗橱里出现，一点不新鲜。我不用盘问就能做出这样的推理：母亲在卫生间洗完脸擦着护肤霜，这时厨房的烧水壶叫了起来，水开了，母亲奔过去关火，然后打开碗橱取水杯沏茶，这样，护肤霜就顺手留在碗橱了。顺理成章。
有一次周末，母亲找眼镜(这是她每天都要找的东西之一)，因为她没有眼镜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于是便发动我和哥哥帮她找。我们找遍了全家所有的角落，枕边、床下、被子里、沙发靠垫后边乃至所有的抽屉，当然没有忽略厨房的碗橱和卫生间的洗脸池，但眼镜终不见踪影。我和哥哥一边叫着“咱妈藏的东西谁也找不到”，一边灰下心来。哥哥心里着急，口干舌燥，就打开冰箱拿冰镇水喝，结果他刚一打开冰箱的门就叫起来：眼镜在冰箱里呢。原来，母亲一个小时前从冰箱里取出一包冷冻海鲜，准备晚饭吃，她戴上眼镜阅读口袋上边的说明书，阅读完了，顺手就把眼镜放在冰箱里，一关冰箱门，潇洒地走开，眼镜就这样被冷藏起来。
家里的眼药水、指甲刀、计算器、辞典、电视遥控器等等也是常找之物。好在母亲知道我就怕帮她找东西，便很少要我帮忙。经常是她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找着什么，一点都不急的样子。我看见她的身影在房间里穿梭来去，找着什么，也习以为常，不再问她找什么，继续自己的事情。母亲也不询问我，只是不慌不忙地竟自找着，或者读一会儿书，找一会儿，慢慢喝一杯水，再找一会儿，心里踏踏实实，无一丝焦虑烦躁。母亲常说，一辈子的磨难早已练就了她的耐心。她甚至还说，有东西要找的日子是多么充实啊!
母亲在我身边磨磨蹭蹭地找东西的历史已记不清有多少年。现在，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最为熟悉和亲切的生活背景，这个背景使得这个家像个家。如果有一天，家里像军营一般井井有条，要用什么就直接到位地即刻取来，没有了母亲不慌不忙地找这找那的背景，我会不习惯的，也许，我的心里还会如同长了荒草一般浮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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