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第三十一章

作者 : 陈染

3、新鞋子,旧鞋子

一处新的房屋就如同一件崭新的外衣,需要与身体磨合一段时间,甚至穿出褶皱来,才像是自己的衣服,才随体合身,才被自己从心理和生理上真正接纳。♀+言情内容更新速度比火箭还快,你敢不信么?

在我搬进新居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仍然感觉像是在作客,不像自己的家,不知主人是谁。应该说,房子装修得大致还符合自己的意愿,算是一种“高级的朴素”,艺术化的家居的味道,反正怎么看也不会以为“一不小心走进了某一家豪华宾馆”,或者走进了哪一间“装酷”的酒吧。但是,房间里就是没有人烟味,像一只荒凉的大盒子,连尘土也没有。

我一向对忽然降临、发生的事物缺乏足够快的适应力,“日程在计划之中”已成为多年的积习,这很难说清是“文明习惯”还是“臭毛病”。平时与朋友或家人约会,也是早早就提前沟通信息。如果届时忽然有变,我就会一时无措,愣愣地转半天弯,然后才艰难地顺向一个新的安排方向。

一处新居,也算是一个新的事物。身置其中,总觉包裹了一身陌生。睡醒之后,往往不知身在何处;坐在餐桌上吃饭的自己,竟然仿佛是他人;思路也是堵塞的,似乎哪个方向都没有出口。

沃尔夫狄特里希在《许多东西还根本没有体验过》里提到类似的感觉:我比以往更感到无家可归,无论在书稿里还是在风景画中都找不到故乡……究竟为什么还要系念故乡?因为故乡像黏土一样粘在鞋底上,又好像一声呼唤声在耳朵里尖叫。它能调整一个人的知觉,引起他的回忆……

我想起我的一双在广州买的极普通的拖鞋,它曾跟随我到过乡下,到过澳洲,到过伦敦。当它终于被穿坏、我打算扔掉它时,竟忽然有些不舍。平日在家里,我向来是以扔东西出名的,没用的东西总是“转眼间就不见了”(母亲语),为此,母亲对于那些没用的“宝贝”总是东掖**。可是,扔拖鞋那天,我却对母亲感慨又感慨,母亲高兴地说我活到这个年岁总算“成长”了。其实,在我眼里,它哪里还是一双拖鞋,它分明已经成为我经历的一部分。在把它郑重地扔进垃圾箱之前,我当真地翻过鞋底看了半天,说这上边尽染了这儿那儿的泥土的芳香,倾听过我与这人那人的诚恳的抑或掩饰的交谈,说它曾经陪伴我在那套遥远的黯红色花园宅舍里,在潘笛幽泣的哼吟中,等待一个人的敲门声……它是我往日岁月的“见证人”。虽然那鞋底上干净得什么也没有,几乎是纤尘不染,所有的痕迹都只是在我的记忆之中存在。

一双拖鞋当然比不了一处居舍,但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

小时候我曾听说过镶嵌在烟斗杆上的玉石嘴,经过天长日久的吮吸之后,沉默的绿石能够开放出活的玉石花。当时我似懂非懂,觉得奇妙莫测。后来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家的墙壁和天花板是怎样“苏醒”过来的,看到了石板里面的“血液”和“呼吸”慢慢流淌起来,看到了一处冰冷的空间是怎样通过与人的肌肤相亲而终于脉搏与共的。

一个家,的确是被我们住“活”的,是被日积月累的人的气息浇铸“活”的,是被温馨的回忆、伤感的争吵、文思的涌动、厨房的油烟、杯盘的狼藉、淋浴的流畅、睡眠的酥软、下水道的霉味、垃圾的堆积、电话的打扰、邻居的摔锅打碗、电视的乏味、吸尘器的噪音、冰箱里汁液饱满的鲜亮水果、停电断水的不便、热闹抑或孤独的时辰,以及这里那里种种的只欠缺那么一点点的遗憾浸泡“活”的。♀

崭新的房子没有生命,无论装修得多么华丽奢侈,家具多么典雅贵重,即使所有的墙壁都不是用石灰板而是用钱币堆砌成的,也无济于事,那不过是一个冰冷的壳儿,家的感觉决不是由此而生。

家是我们的外衣,里边裹满了各种各样令我们难以释怀的记忆。

4、安身之所

搬到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的第一天,我在楼下仰着脖子寻找自家高高的窗口,心想,这下真正是束之高阁了,上去下来都不容易。于是自我安慰:每日双脚踩在那样一个高度上,想必思想定会更高一筹吧。

平生不喜欢电梯。一个闷闷的铁罐子,圈了几个陌生的人,在半空中忽悠一下升上去,心就提到了嗓子眼。若是赶上铁笼子闹脾气,把你搁在半空中不上不下卡住了,实在恐怖。有一次,我就赶上了这种情况。那天偏偏电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慌忙打手机往家里报告险情,可是电梯里信号太弱,打不出去,把我急得一个人闷在里面浮想联翩,想象着我在这方寸之内,氧气一点一点被吸光后,我将窒息而死,精神上就先乱了套。幸好,被关了十分钟后,铁笼子忽然颠了一颠,又平滑地升上去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待电梯门一开,我便夺路而逃。有了这一次经历,我愈发不喜欢电梯了。

几次下决心用腿代替电梯,可是每每尝试着爬楼时,楼道里永远是空无一人,我便瞻前顾后,一层层往上爬。楼梯是冷硬的灰色,两旁的墙壁也是冷硬的灰色,偶尔有一两扇窗子没关住,被风吹得发出空旷的啪啪声,空得瘆人。我心里七上八下地渴望遇到人,又害怕从哪一个拐角忽然蹿出一个人来。古人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而我是,独上高楼,越走越发怵。唯一和这瘆人的楼梯构成反差的,是从楼道的窗口望出去,隔着天井,可以看到某一层某一户人家的某一间屋子,里边有一个风扇无精打采地转着,墙上挂着一只老式的壁钟吱吱嘎嘎地走,一件刚刚洗过的白衬衣滴滴答答地晾在屋角,垂头丧气的样子,偶尔会看到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靠在躺椅上,一边瞌睡一边挣扎着举起手里的一本什么书。如果是夏末秋初,还会看到一些人家把一张张淡赭色或者花格子的凉席晾在天井晒着,草席清朗的香气泛出一股浓浓的人间烟火味。这些图像由于是透过楼道的窗子,然后又隔了天井,就显得极为不真实,它被缩成窗口那般大小,图像也被切割得没头没脑,还被天井暗淡的光线蒙了一层昏昏沉沉的调子,如同一张现代派的抽象画。其实,如果我当真身置那间房子里去,便会兴味索然的,但这时窥望到的是一张张神秘抽象的画,便使我格外振奋,往往会一时忘记楼梯里无尽的恐惧。

住上高层之后,不仅每日要接受电梯,我还发现街上汽车轮子的嗡嗡声在高层之上越发清晰,特别是夏夜里睡觉的时候,比白天的响声还要嘹亮,仿佛马路就横亘在耳朵边上,十分夸张地铺展着夜生活的繁忙和现代化的步伐。说来奇怪,原来住二层的时候,离街上的路面很近,倒是听不到多少街上车水马龙的声音的,现在住的楼层高了,车轮声反而越发大了。看来声音是很懂辩证法观念的。记得张爱玲曾经形容,“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琐屑的回忆反而渐渐亲切明晰起来。”好在不久我就习惯了,夜里汽车的刷刷声也被我想象成润润的雨声,空气里到处是雨雾绵绵,既清爽又干净,雨的声音一阵低绵徘徊,一阵密集高亢,像是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没有尽头,人在这没头没尾的节奏中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房子倒是又大又亮。冬日的早晨,淡黄的阳光斜射进来,亮脆饱满地洒在黯红色木地板上,浓墨重彩的样子,人在上面仿若走在一张静物油画里,轻手轻脚的,似乎担心碰掉一块颜色,懒洋洋的暖冬里就多了一份精心。遇到夏季来临,黯红的木地板就显得过于暖色了,所以家里的木制家具、沙发巾和靠垫,以及大部分装饰物都是冷调的,暗栗色或银白色,造型多是现代或仿旧的类型,花空镂雕和简易的金属造型相间。比如,旧货市场购来的镂空雕木的旧茶几上摆放着从德国带回的洋烛台,旧社会那种煤油灯似的吊灯下边是华贵典雅的欧式栗色餐桌,加纳的原始黑人木雕摆放在线条流畅而变形的现代金属架上,浓郁的咖啡色书房里到处插满我从云南抱回来的麦黄色干花……纯粹的时尚或贵族气,纯粹的老旧或洋化,都是我不喜欢的,但我的多元中又体现着绝对化的风格,明眼人可以看出我的倾向。

为了方便,我把自己的一套房子与母亲的那套房子打通了,两套房子连成一片,浑然一体,很多的房门,像小时候看《地道战》的感觉,经常使我和母亲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互相找不见。特别是晚上,洗过澡上了床之后,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一件什么小事,懒得下床,就拿起床头的电话给母亲那边拨过去,两个人在一套房子里的两个房间用电话嘀嘀咕咕说上一大阵,感觉怪怪的,仿佛彼此住得很远。

有一阵,听说楼里五层有一户人家进了小偷,这一事件使我格外紧张,紧张得好几天夜里无法入睡。我和母亲商量,晚上把房子的一半空间锁起来,两个人住到相邻隔壁的两个房间中,夜里开着房门,为了彼此能够听到。那几日,我每晚入睡前都要在脑中预习一遍夜里醒来忽然见到小偷怎么办。我固执地预习了很多遍,结果小偷也没有来,心里就老不踏实,似乎小偷来了才一块石头落地。其实,家里密封得如同一个硕大的铁笼子,别说是人,就连一只鸟、一只蚊子也难以飞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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