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的孩子可没有慈恩学堂里的那么规矩，那么听话。♀不是所有站都是第一言情首发，搜索+你就知道了。虽说天堂流着蜜汁，但这些孩子有本事把河里的蜜汁变成臭水沟。如果你没管住牛女乃杯，那么很有可能牛女乃杯里已撒上了小便或吐上了唾沫。他们糟蹋起上帝的食物来，一点敬畏也没有。他们对恶作剧的热爱胜过读书。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杨小翼发现自己穿在脚上的一只皮鞋不见了。一定是谁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爬到桌下，把她的鞋子月兑了去。她非常奇怪，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她会感觉不到丢了皮鞋呢？难道是谁给她施了魔法吗？大概是老师课上讲得太生动了吧。老师讲的是关于革命及其理想问题，老实说她不怎么懂，那是一种她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这语言和最近在收音机里出现的语言是一样的，这些语言里有一束光芒，能把她的眼睛刺痛，然后让她小小的心脏跳动起来。
大概是因为这个城市刘伯伯的官最大，老师叫刘世晨当班长。刘世晨虽是个女孩儿，但她当班长孩子们都服。孩子们在一起时，经常相互比较谁的父母官儿大。杨小翼从来不参与这样的比较，这方面她是自卑的。有一个孩子问杨小翼父母的情况。她有点儿心虚，脸涨得通红。她想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刘书记向我妈妈敬军礼。这话传到刘世晨那儿，刘世晨带着一帮孩子围住了她，冷笑着说：“你竟敢说我爸向你妈敬礼？你妈算个什么东西？”在刘世晨的气势前面，杨小翼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低头。不过，她心里是不服气的，刘伯伯确实向妈妈行了军礼。
刘世晨冷冷地看了看杨小翼的脚，指了指她脚上的皮鞋，冷冷地说：
“你瞧瞧，这班上谁穿皮鞋？只有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
说完，刘世晨带着人走出了教室。
杨小翼听了这话感到无地自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剥削、暴力、专政，这些都是她刚刚在干部子弟学校学到的词汇，虽然似懂非懂，但她清楚“资产阶级小姐”是不好的，这个词代表电影里面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令人作呕的女人。
春天的时候，新政权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杨小翼一星期前已知道了这消息，是刘世军告诉她的。刘世军说，那将是一次公判大会，解放军会当着老百姓的面，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地枪决。
刘世军说这话时非常兴奋。他用手当枪，对着远处，叭叭地打了几枪。他说：
“一颗子弹击中脑袋，你想想，脑袋会是什么样子？”
杨小翼看过一些电影，电影里经常有死人的场面。根据这些经验，她的眼前浮现出脑袋被子弹击中后血流如注的景象。奇怪的是，她竟然没有感到害怕，好像这一切也如电影一样是不真实的，是一出戏。
“脑袋会从中间裂开来，然后脑浆飞迸而出。”刘世军的脸上有某种奇怪的幸福的表情，“也许开裂的脑袋会在空中飞翔一段路程。”
杨小翼傻笑起来。她觉得刘世军像在说书。城隍庙的说书先生说的都是历朝历代英雄好汉的故事，这些故事里经常出现那样的细节。她记得范嬷嬷不让孩子们去听那些故事，她说，那是魔鬼的故事。
公判大会那天，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一起去观看。原三民主义广场——现在叫民主广场前面人山人海，场面沸腾，其盛况比过年看烟花的人还多。那些队伍排得整齐的观众是由政府各部门和学校组织来的。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是自己偷偷跑来的。他们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刘伯伯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左右都是军官。那些“反革命分子”低着头，挂着写有他们名字的巨大的牌子，牌子把他们的上半身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名字上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
一会儿，刘伯伯开始讲话，他讲述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和伟大意义。台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脸上毫无表情，他们的脸像是蜡做的，显得脆弱而虚假，好像灵魂早已不在他们的身体里。只有他们的眼睛才透着活气，因为他们的眼睛里遍布着惊恐。惊恐让他们获得了一种遥远的气息，好像他们早已置身于这欢乐的现场之外。
有人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人群屏息倾听，现场一下子安静得出奇。这些“反革命分子”大都是特务，或蒋介石政府的高官，或地方权绅，或战犯。他们的罪行是触目惊心的，罪状大都涉及到杀人等种种霸行。那个宣读的人在一些细节上描述得十分仔细。这些可怕的细节像一把刀子一样戳破了眼前的和平气息，让杨小翼害怕。
这时，杨小翼认出了他。他是个医生，经常受范嬷嬷的邀请到慈恩医院来出诊。他站在第一排的最左边。她不知道他的名字，每次做弥撒，他都会来。做弥撒的时候，慈恩学堂的孩子就成了唱诗班的成员，他们站在教堂的讲台上，随着仪式的进行根据不同的主题演唱。他总是坐在教堂最前排的左侧，就像他此刻在审判席上的位置。只要诗班唱到“因他降世，亲历死地，现今荣耀无比”时，他就会流下泪水，然后，跪在地上祈祷。他是最热心的教友，每次仪式完毕，他都会走上台给唱诗班的孩子们分发糖果，或拥抱他们。那时候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仁慈，好像他就是上帝的化身。孩子们看到他都很高兴，因为他总是那么慷慨。
杨小翼久久地凝视着他。此刻，他的眼神同其他人一样，暗淡无光。杨小翼不知道他因何站在那里。那人开始宣读他的罪状：革命期间曾有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受伤后到他所在的医院救治，被他出卖了，领导人不幸被国民党枪决。宣判书还说，这人的儿子是国民党军官，现已逃往台湾。这样的指控令杨小翼心惊肉跳，他竟然是一个干出如此险恶之事的坏蛋。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小小的心灵被某个奇怪的梦境所控制。
她不知道那个宣读的人是何时结束的，当她回过神儿来时，广场上的人正在欢呼。枪决已正式开始。一排军人已站在那些罪犯的身后，端起了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勺。刘世军描述的情形真的出现了，但语言和现场是有区别的，当看到脑袋被击碎时，杨小翼感到恶心直冲喉咙。
那天，刘世军一直在同她谈清算问题。刘世军说，新社会就是要把旧社会的坏蛋一个个抓出来，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只要在旧社会做过坏事的人，人民就不会放过他，就要把他放到人民的审判席上审判。说这些话时，十三岁的刘世军的口气是真理在握的是不容置疑的。
杨小翼对此不是太懂，但她却因此对自己的身世担忧起来。她想起外公，他也是个医生，并且还开了一家医院，他算好人还是坏人？妈妈也曾是教会的医生，和革命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一想，她开始感到恐慌，如果要清算的话，她也将深陷其中。
那天，刘世军带着杨小翼在西门口的郊外闲逛。杨小翼看到春天的农田开满了细小的野花，或黄色或浅紫色地点缀在杂草间。但她无心欣赏春天的美景，她忐忑不安地问刘世军，开了一家医院的医生是什么成分？刘世军想也没想，便铿锵有力地回答：
“是资本家。”
杨小翼大吃一惊。她有点不敢相信。在她有限的意识里，资本家面目丑陋，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瑟瑟发料。她不能将外公和资本家联系在一起，着急地问：
“你在同我开玩笑吗？”
“千真万确。”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她突然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外公肯定不是革命者，她唯一能希望的是妈妈是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似乎无权向一个革命者追究出身。她曾问过妈妈，你是革命者吗？妈妈不理她。妈妈总是这样，习惯于在这样的问题前沉默，说出的往往只是事实的极小部分。她不指望妈妈会告诉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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