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教授的分析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却并不能让我完全接受。所以在听完他的长篇大论后我还是忍不住置疑道：“可是……如果只是一种生物能量的偶然聚集的话，那我看见的那些鬼，看上去……明明是有思想的东西呀，这又如何解释能？”
“这个……”孙教授沉吟了片刻，亦无奈的摇了摇头道：“这其实又回到了一个原点，就是真正的唯物论其实并非是完全否认一切神秘力量的存在，而只是就已知的事实和已了解的问题，对所有之前所作出的结论与假设做出置疑与论证；至于具体到‘鬼’或者称之为‘灵魂’的这种事物，就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知识来讲，仍然无法给出和合理的解释，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存在是肯定地，而且……而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现有的技术进行观察的……”
“您是说有人观察过？通过科学手段？”我几乎无法置信。
“呃……对！这点可以肯定！”孙教授的回答非常肯定，显然绝非玩笑，更不是随意的猜测。这更让我忍不住刨根问底道：“您也观察过？！”
“呃……”这时我发现孙教授的眼神中突然略过一丝犹豫，这让我敏锐的感觉到，这个话题对他而言似乎及其敏感。
“呃……”孙教授迟疑片刻终于点了点头道“应该说……是参与过，但那是好些年前的事了，而且当时我们虽然成功的观察到了这种生命能量的聚合体的整个形成和消散的过程，但却并未能找到促使其形成和消失的原因……”
我记得那天孙教授的回忆其实非常笼统，他几乎并未向我透露任何实验和观察的细节，只是大概的讲述了一下事情的梗概。
据说当时他们不仅观察到了源自于人体的死后生物能量聚集过程，甚至还观察到了其他很多动物死后所产生的生物能量聚集体。当然这些在普通人眼里看来是“鬼魂”的东西，其自身所含的生物能量也就是电磁场的强度和密度其实各不相同。而其中则以人类所产生的生物能量聚合体的各项检测指标为最强，所持续存在的时间最长。最关键的是，观察中发现，组成这种生物能量集合体的大部分能量其实都是来自生物濒死前，大脑或神经中枢所释放的，包括脑电波在内的生物电磁能量。由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所谓“鬼魂”，其实是所有动物濒死前都会产生的一种生物能量的集中爆发式释放，而决定其强弱程度和动物死后所能**维持聚集的时间长短，则基本取决于动物本身的大脑或中枢神经的整体发达程度。换句话说，越智商高的、聪明的、大脑得到充分进化的动物，死后其“鬼魂”所拥有的能量和存在的时间便会越强和越长。只是课题组却始终未能弄清造成这些生物能量聚集成“鬼魂”的原因，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生物能量在离开动物的身体后可以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集中而不立刻分散。
虽然他当时并未对我透露任何关于当年课题组的具体实验内容和工作细节，而只是简单的接受了一些实验的结果。但却足以让我可以肯定的推断出，那次必然是一次在官方主持和运作下的大型科研活动。因为按照他的说法，那次实验其实是一次的涉及多学科的联合行动，参与的学者人数自少超过了二十几人，其中甚至包括几位所谓的易学大师。而孙教授本人也正是因为在那次经历中或多或少的与几位易学大师有所交流，才学到了一些这方面的皮毛，所以他才会一眼看出，我的病房墙外不远处应该是一处汇集了大量鬼魂的阴宅。
此外据孙教授所讲，当时课题小组动用了大量当时国内最尖端的医学、光学、甚至包括量子观测设备，其中有许多甚至是当时国内难得一见的进口仪器。而且整个团队被分成了多个小组，而当时他所在的那个小组选择了自少十几位自愿作为观察对象的自愿者，其中包括癌症、帕金森等病症的晚期患者，甚至还有两名死刑犯。除此之外，观察的对象还包括许多动物，诸如牛、羊、狗等哺乳动物和禽类甚至还包括一些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
由此令我不难做出判断；那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民间学术活动，或者几个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的自发性联合研究。更重要的是，如此大规模的学术研究活动，居然没有在民间产生任何轰动甚至留下任何相关的信息与传言，可见当时其保密工作之严格与缜密。
而最重要的是关于那次活动所发生的时间。虽然孙教授没有直说，但其实也并不难推断。因为用他的话来讲“参与到课题小组的所有成员，几乎都是当时国内各个学科的顶级学者，而我之所以有机会参与其中，是因为负责主持那次实验的课题小组组长正是刚刚指导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不久的导师……”、“整个课题小组从成立到最后解散，研究过程整整历经了两年多的时间。”和“之后第二年我便由原单位被直接调入大学任教，后来再也没有听说过任何与当年课题小组有关的消息，”这几句话，我便几乎可以轻易的将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做出一个大致的估算。因为照常理推断，一个人从上小学开始直到读完大学，之后再读硕士、博士，那么他博士读完时，其年龄应该在二十五六岁至三十岁之间。
当然这只是一般的常理推算，但或许并不适合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因为从年纪上推算，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国内应该正处于政治环境极度混乱动荡的文革末期，根本就没有博士这个学位。
自少据我所知，中國的第一批博士是产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也就是1982年或83年之间。而且当时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些人基本都是在职工作的学者，而非本科至硕士直到博士这样一直在校连读的学生。这一点也几乎与孙教授自己所讲的“拿到博士学后的我正准备从‘原单位’调入大学”而非‘毕业后刚刚分配工作’，的讲述基本吻合。那么如果假设孙教授是中國最早的那几批博士之一，那么在他刚刚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那年，便被其导师找去作为助手所参加的那次大型科研联合行动，就应该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后期，也就是1983年至1990年之间年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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