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下令关闭中国所有的高等学府，接下来的十年，1700万学生被送往农村，向农民学习艰苦生活的美德。钟秦是1969年初到湘北这个小山村的，那年他19岁，正是青春正茂的样子，是个标准的白面书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开始，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田野里，地头里，村民们的热情——想象着秋天黄金般的稻浪里，戴着草帽，徐徐的风儿吹过，拿着镰刀直起腰来，用雪白的毛巾擦擦汗，唱几句信天游——他就是这样幻想自己的插队生活的。他尽力不去想已经在“牛棚”里呆着的父母，不去想暗沉沉的未来，适应眼下的农村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和另外一个上海来的小伙子以及两个北京女孩分在一个村子里。最先面对的一个坎就是饥饿。每个月就三十斤精粮，是政府拨给的，需要他们按时到魏家河的公社去取，这已经是国家对插队知青的极大的照顾了。1969年的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吃不够，永远吃不够，年轻的知青们像冒着蓝光的狼，无论看到什么，第一个念头总是“能不能吃”。他们四个知青住在村里以前的一个荒庙改造成的小偏厦里，两个人一间，院子里的一角用来做饭。要自己做一日三顿，四个年轻人不会筹划，往往是领到粮食的前10天放开肚皮吃，后面20天便每天忍饥挨饿。另外一个小伙子父母是普通工人，是撒着欢儿长大的，身体好。他就不行了，营养跟不上，每天的劳作又是那么辛苦，天天在大日头底下毒晒，身上的皮褪了一层又一层。那个时候一个棒劳动力一天的工分是价值两毛钱的十分工，他一天从早累到晚只有7工分，工分要到年底才能结账。
双抢才开始了三天，他就昏倒在稻田里。6月的天气，在水田里收割稻子是个无比辛苦的差事，割稻子的时候，上面的太阳如同个大火球烤着，水田里的温度几乎达到60°，弯着腰往前割着，每个人分一垄，后面的打谷机在往前面追，如果你这一垄割得慢，就导致打谷机不能往前走，他没有力气，没法甩谷子，只能跟妇女们一起割稻子。他哪里是她们的对手，他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农村的妇女们都嘻嘻哈哈的嘲笑着这个白面书生的笨手笨脚。还好，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总是割完了自己的再回过头来帮着他割，这让他稍微轻松了一些，虽然大家都打趣他俩。他没有仔细看过她，是个极为普通的女孩子，扁平的脸，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雀斑，身体圆鼓鼓的，皮肤倒还好，看得出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四个知青惺惺相惜，日子虽然很艰难，但是还是很平稳的过渡着，四个人里面钟秦的出身是最不好的，爷爷是解放前的大资本家，父母又是文革期间批斗最为严重的“漏网走资派”、“复辟狂”，他自己长得也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公子哥的形象。他为自己的出身尤其自卑，那个小红本本上每一句话都是对自己这类人的批判和专政。一次次的批斗，一次次的谈话，一次次的专政，一次次的坦白从宽，内心的煎熬、信仰的怀疑和被逼着和父母划清界限的压力，让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迅速地转变为一个自卑、怯懦、敏感的沉默青年。
还好，北京女知青黄如萍给了他默默的支持，这位女生长得应该说很漂亮，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鸭蛋脸上长着一双温柔美丽的大眼睛很是迷人，温和有点腼腆的性格连说话和笑都是柔声柔气的，她的自身家庭条件也非常好，在当时是绝对的“根红苗正”那一类。她总是用她那善良的眼神鼓励着他，两颗年轻的心在恶劣的环境中迅速地贴近了契合了，他很感谢她能看得上自己这个前途未卜的“可教育子女”。在一个月光明媚的晚上，她大胆地把他约出来，向他表白真挚的情爱，并且告诉他，她爱慕的是他的质朴、正直、善良的心，绝不在乎他的家庭出身。她向他一再表示，不管将来遇到怎样的风风雨雨，她都会和他风雨同舟共患难，共度一生。面对这样淳朴善良的好女孩他被感动的热泪盈眶，月光下，他和她终于紧紧相拥在一起。在那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地方，爱情的力量将他们俩的心紧紧相连，感情也在不断地加深，她的美丽温柔和善解人意让他真正感受到了恋爱的美好和幸福。转眼间就到了第二年的春季。下乡的知青们开始陆续返城，第一个回城的是上海的那个小伙子，他父母只有他这一个儿子，再说他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另外一个北京女知青抽调到县城戏剧团做编剧去了，黄如萍坚持着陪了他三年，终究耐不过父母的一再催促，虽然她写信告诉父母她有了爱人，但是父母对钟秦的黑八类出身讳莫如深，一再阻拦，在断绝父女关系和恋人之间，她还是忍痛选择了亲人。钟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过，他天天都在想念她，想念她温柔美丽的笑容，想念她在生活上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更想念他们在静静的夜晚相依相偎在一起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