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员，党的事业是不能推月兑的，我的生性又喜欢冒险猎奇，便欣然同意了。其实，我也是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对第4局真正有所了解。事实上，它与克格勃有一个联合分队，而我正是这个分队中的一名特工。
这是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装备最先进的截听和破译机构。这个分队的间谍活动，为第4局带来的利益，比其他西方任何一个类似的机构都要多。在大部分机构里，从事间谍侦察的人都时常会得到一些破译的情报。
不过在30年代，只有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和我所在的总参四局的联合分队，仿效了十月革命前沙皇‘暗探局’制定的规矩，使获取此类文件成为他们独有的特权和优势。”
“法官先生们、记者先生们，你们都听见了吧，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苏联，却采用沙皇的那一套秘密警察制度，那么，苏联是怎样一个国家，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小林嘲讽着。
高田*官不奈烦地冲着小林摆摆手，打断了小林，又转头对佐尔格说：“请接着说。”
“遵照别津科夫将军的安排，1929年11月，我先返回德国，在柏林一家报纸谋到了驻中国记者的职位。1930年1月，我又从日本乘船到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活动。”
“为什么克格勃一开始便派你去中国，而不是日本呢？”长孙花衣问道。
“克格勃之所以要在中国建立情报网，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直接关系。30年代初，中国内战不断，世界列强都争着在中国发展自己的势力。仅以德国为例，在一年的时间中，就向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和教官，并出售武器。日本自然不甘居人后，把驻中国东北的军队增至1.5万人，侵占中国东北之心，路人皆知。
十月革命后，被红军打垮的白俄军官谢苗诺夫跑到中国，准备复辟。蒋介石向中国**举起了屠刀，制造了4?12流血政变，并驱逐苏联派到国共两党的顾问，这一切都构成了对苏联东部的潜在威胁。不过，苏联更是看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巨大力量，还看到了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改变世界力量平衡的远景，所以才派我去中国。”
“你是以什么身份进入中国活动的？”高田*官问道“我的证件上写得很清楚：德国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另外我还持有一封德国外交部新闻司签发的介绍信。在到达上海一星期后，我来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拜访德国总领事科伦贝格男爵，并向他递交了介绍信。”
“信的内容是什么？”从德国专程赶来出席审理案件的，盖世太保上校冯.蒂特利希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地问。
“信的内容大致如下：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家住柏林，现前往上海研究中国的金融和农业问题。敬请协助佐尔格博士收集相关资料。”
冯.蒂特利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出声了。
“科伦贝格很关注地看了看我，笑着说‘啊，佐尔格博士，你来研究中国的金融和农业问题？可是中国很落后，有什么值得研究？’不过随即他就很快知道了是怎么一回儿事，他高兴地伸出手‘我们德国人应当互相帮助。’然后他很诡秘地说，‘想要有所收获，必须要想办法，结识蒋介石政府的德**事顾问团成员。’于是开始了我的周游交际。因为我手上有很多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科伦贝格男爵写的介绍信，再加上我高超的交际能力，所以很快就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圈内成为名人。不过，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只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与各色人等接触，第二件事就是建立工作站，我把自己的情报小组取名为‘拉姆扎’。”
“你的拉姆扎小组有多少人？都有什么人参加？”高田*官问道。
“拉姆扎小组共有14名核心成员，其中有军事顾问：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化名鲍威尔，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少将军衔。无线电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思.克劳森，其妻为联络员。电报译码员爱沙尼亚人克尔曼。摄影师波兰人约翰。联络员：德国人鲁特.维尔纳，化名汉布尔格夫人。交通员吉姆.斯蒂隆斯基、美国左翼作家史沫莱特女士、法国记者布兰科.武凯利奇等。”
“我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将情报网络扩展到了广州、天津等地。每个月我可以从总部拿到不少于8000英镑的活动经费，除了情报人员每月200美元的经费外，我把大部分钱都花在了交际上。
通过个人的友谊传递，我认识了南京政府的德**事顾问吉尔贝特上校。在几次会面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这位上校对我一点都不设防，他主动向我透露，德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把中国当做德制武器的试验场，派德国官兵到中国接受实战训练。为德**队培训骨干。我立即把这一情报传回了莫斯科，德国人在中国进行的活动，使苏联知晓了德国的军事实力，导致苏联主动与德国签定互不侵犯和约，维持了短暂的和平。
但是，我深知结识德**事顾问团里的军官，并不能真正地探悉到中国的形势，我必须与中国人交朋友。于是我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很快，我就结识了很多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后来还认识了军政部长何应钦。我进一步想认识中国的最高首脑蒋介石。
我仔细地研究这位中国统治者的爱好与生活习惯，发现他是一名狂热的汽车爱好者。他还亲自组建了一个赛车俱乐部，并亲任俱乐部主席。我也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赛车迷，加入该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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