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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民间道教逐步演变为上层的士族道教以后，道教就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和扶植，隋唐到北宋，道教便进入兴盛时期。其主要特点表现在，这个时期道教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道士人数大增，道教组织更为强大，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且规模日益宏大。特别是由于这个时期国家基本上是统一的，虽然有过五代十国的分裂，但为时不久，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在唐宋时期也较为繁荣，这就为整个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道教在经过南北朝与儒、释之间的大辩论之后，进一步汲取儒释各家的思想来充实其理论；道教内部的南北不同派别亦互相交融，再加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使对道教的研究蔚然成风；道教学者辈出，道书数量益增，并汇编成藏，正式刊行；修持方法特别是道教在理论上的大发展，为唐宋道教的一大显著特征。隋代佛道兼容下的道教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尽管它的统治时间很短，一共不到四十年，但其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政策多为唐所沿袭，为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道教发展史看，隋代道教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理论大发展作了准备。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与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持有关。隋代虽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实行道佛并容政策。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即利用道士为其大造舆论，即位后又对其加以重用。《隋书·来和传》称：“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童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及践阼，以宾为华州刺史，子顺为开府，子华为上仪司。”《隋书·律历志》又称：“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可见张宾等人正是因为向杨坚密告“符命”，才“大被知遇”而受到提拔重用的。焦子顺也是如此。《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隋开皇八年（588），为焦子顺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开府柱国，辞不受。常咨谋军国，帝恐往来疲困，每遣近宫置观，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可见焦子顺也是因曾向杨坚密告符命而受到重用，以至军国大事常要和他商议。为避免其往来疲困，又特在皇宫附近建立五通观供其居住，并尊之为天师，其恩遇之隆，可想而知。建国之初，不但重用焦子顺、张宾等道士，还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名称即采自道教经典中所谓开劫的年号之一。杨坚又造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开皇元年（581），修复陕西周至县的老子庙。“迁都龙首原”时，“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1又下令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并亲幸道场以表崇奉。特置玄都观，以“田谷十老”之一的楼观道士王延为观主，并于开皇六年亲自召见延于大兴殿，以提高其声望。开皇七年又为道士吕师立清虚观和为道士孙昂立清都观。八年征道士孟静素至京师，居至德观；又征魏郡道士仇岳至京都。杨坚晚年，更是“深信佛、道、鬼神”，开皇二十年，专门下诏禁止毁坏佛、道等神像，违者“以不道论”或“以恶逆论”，反映了他对佛道二教的关心和护持。综上可知，道教在杨坚所建立的新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杨坚执政期间，道教宫观及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炀帝杨广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其还在作晋王时，即对道士徐则甚为钦崇，请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帝位。《隋书·徐则传》载其召徐则的手书中，有对徐则以“商山四皓”和“淮南八公”相期之语，便是这种意图的流露。同书又称：“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王远知是茅山宗的宗师，杨广即位之后，于大业七年（611）召见，并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之礼”，敕令于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杨广的崇道之笃，可想而知。此外，又将道士薛颐“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2将道士马赜“引入玉清观，每加恩礼，召令章醮”。3大业八年，他还诏请蔡天师法涛、李天师法超住衡岳观焚修，兴行道法，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观用。4据《历代崇道记》称：“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建立崇玄署，设令丞，加强对道、佛二教的管理；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史称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5迷信金丹，幻想长生不死。为使道士潘诞为他合炼金丹，便“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冠）自随，谓之四道场”。并仿照“仙山琼阁”在宫内兴建西苑，“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冠）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朝罢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白白白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6隋的统一也促进道教的南北融汇，这种融汇以茅山宗为主流。在陶弘景之后，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已经纳入灵宝、三皇及召神劾鬼之类的道经，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结合。从茅山道士焦旷入居华山，楼观道士王延前往师之，得其传授三洞秘诀真经；楼观道士侯楷“行三奔术，诵《大洞经》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以及王延“校雠三洞经法、科仪戒律飞符箓”、撰写《三洞珠囊》等事观之，不难发现当时南北融汇的蛛丝马迹。王远知在北方的积极传道，加上受隋炀帝殊宠，对茅山宗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隋书·经籍志》在谈到隋代受道之法时称：“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表明上清经法在当时已被确认为上品道法。由于隋统治者道佛并重，独轻儒生，隋末参加农民起义的儒生较多，道士较少。尽管如此，但在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将覆灭，便抛弃旧的统治者，或者暂时躲进山林，坐以待变；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东都道士桓法嗣认为王世充“当代隋为天子”，便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向李密献进取天下之策；道士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密败，魏徵乃随密归唐，成为唐太宗时的名臣。在隋末道士中，比较多的人认为李渊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纷纷投其麾下，为建立李家王朝效劳。其中尤以楼观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为甚。歧晖在大业七年即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大业十三年，当李渊起兵反隋至蒲津关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曰：“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接应，尽以观中粮资唐军。唐代道教的勃兴李渊称帝后，认为歧晖资助兴唐有功，遂于武德二年（619）五月，敕令楼观鼎新修营老君殿、天尊堂及尹尊人庙，凡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以隋尚书苏威庄田二百顷赐观，仍于观侧立监，置官检校修造，即以歧平定主观事。三年春，又亲诣老君于祠庭，召见平定及法师吕道济、监斋赵道隆。乃降诏：“改楼观曰宗圣观，赐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观中修补。”7王远知本和隋炀帝杨广交往甚密，杨广曾“亲执弟子礼”，但在炀帝晚年，他眼见天下兵起之势，便又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故李渊登位后即拜授他为朝散大夫，并赐金缕冠、紫丝霞帔。王远知不仅向李渊密告符命，同时还恭维李世民是“圣人”，预言他“方作太平天子”，要他“自惜”。在李世民与其长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而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护李世民，结果李世民取得胜利，故即位后十分器重王远知。《旧唐书·王远知传》载：“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还山。至贞观九年（635），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又降玺书以褒奖之。王远知历经齐、隋、唐三朝更替而恩宠不衰，为茅山宗在唐代成为道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道士薛颐也是如此，武德（618～626）初，当李世民作为秦王时，他即向其密告符命：“德星守秦分，正当有天下，愿王自爱。”李世民登基后便为他“置紫府观于九緵山，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8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李唐统治者为了提高其门第，神化其统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关系，即尊老子叙为始祖，宣称自己为“神仙苗裔”。这样，既可借神权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称李氏取代隋朝为“奉天承运”。因此，当歧晖、王远知等道士宣称奉老君之旨，向他们密告符命之时，便大肆渲染与赞赏。以后这类神话更是有增无已。据《旧唐书·高祖纪》《混元圣纪》《历代崇道记》等书记载：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与隋牙郎将宋老生交战于霍邑，“会霖雨积旬，餽运不给”，在即将退兵时，忽有“霍山神称奉太上老君命”告之曰：“汝当来，必得天下”。于是李渊遂在太上老君的帮助下，“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遂平霍邑”。与此同时，据称老君又“降于终南山，语山人李淳风曰：‘唐公当受天命’。淳风由是归唐”。《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称：“武德三年（620）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浮山县）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形甚伟，曰：‘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李渊即在羊角山建老君庙，祠祀其祖老子。宣称自己和老君乃一脉相承。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9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次年五月，他又“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诏书一一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10表面上是道释二教都要进行沙汰，实际却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的。因为当时佛教徒和寺院数目远较道教徒和道观为多。按照诏书规定，就是要使道佛二教的教徒和庙宇大体相等，显然是执行抑佛崇道的政策。诏书宣布后不久，即发生李世民诛杀其长兄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从此李世民掌握了政权，在宗教上按照其父李渊的既定政策，继续大力扶持道教。唐虽承隋的道佛并容政策，但隋以崇佛为主，而唐则以崇道为主。道佛二教则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返朴还淳。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爱及东汉，方被中华。……泊乎近世，崇信滋深。……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连忘返，于兹累代。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学，畅于九天；尊祖之风，贻诸万叶。”11这个诏书显然是崇道抑佛的命令。因此，诏下之后，佛教徒智实、法琳并约集法常、慧净等诣阙，上表力争，李世民令岑文本宣敕严诫，众僧饮气而还。唯智实固执不奉诏，乃遭杖责于朝堂，次年病卒。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争地位高低，道教在政治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优势的地位。贞观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毁谤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严行勘问，将其流放益州而死于途中，再次给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击。高宗李治，昏庸无能。嗣位之初，政权执掌在长孙无忌、诸遂良等贞观老臣之手，遵守贞观遗规，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永徽五年（654），他从尼寺里召太宗时的才人武则天入宫为昭仪。次年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参预朝政，后称天后。显庆五年（660）以后，政权已全归武则天掌握，她欲以周代唐，便依靠佛教大造篡权夺位的舆论。因之，佛道轻重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但李治为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仍采取了以下一些崇道措施：（一）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下载：乾封元年（666）二月，他亲到亳州拜谒老君庙，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立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并改阳谷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免除徭役一年。（二）以《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并将其列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上元元年（674）十二月，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仪凤三年（678）五月，高宗下诏：“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12（三）提高道士地位和优宠道士。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载：仪凤三年（678），高宗李治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机构，将道士归它管理，即视男女道士为自己的本家。高宗对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甚为崇敬，不仅亲切召问“山中有何所须”，还在他隐居的嵩山逍遥谷造崇唐观一所，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又在谷口特为之开一门，号游仙门，于苑北置寻真门。时太常奏新造乐曲，高宗又令以《祈仙》《望仙》《翘仙》为名。前后赠诗凡数十首。其对道士的恩宠之隆，可见一斑。（四）兴建道观。高宗时，各地兴建道观较多。如显庆元年（656）立“昊天观”和“东明观”；显庆二年（657）立“宏道观”；乾封元年（666）于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皆置观一所。直到临死前，还于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四日下诏：“朕之绵系，兆自元元。常欲远叶先亲，光宣道化，变率土于寿域，济苍生于福林。……可大赦天下，改永淳二年为宏道元年，仍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度道士七人，以彰清静之风，佇洽无为之化。主者施行，是则奉先尊祖，复朴还淳之旨也。”13据说他在宣诏时，已经“气逆不能上马”，是夕，即“崩于真观殿。”14可见至死不忘尊奉老君，扶持道教，以维护李唐“绵系”。但武则天为欲依靠佛教势力，取李唐而代之，并且掌握了实权，故高宗李治已不能像太宗李世民那样给道教以强有力的支持。显庆元年（656）五月，以玄奘为首的佛教徒要求调整道先佛后的关系，李治于次年六月召集二教代表对此进行辩论，朝中大臣也有附和佛教者。到上元元年（674）八月，李治只好下诏宣布：“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15道佛二教平起平坐。武则天上台后，一面对佛教徒厚加赏赐，大肆营造佛堂、佛像，尽力扶持佛教；一面又毅然改变高祖李渊以来的崇道政策，下令削去太上老君的“太上玄元皇帝”尊号，规定“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接着又罢贡举人习《老子》的规定，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为业。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崔玄暐、敬晖等以恢复李唐为号召，诛杀武则天的嬖臣张易之、张昌宗，迎立中宗李显复位。中宗复位后，立即于同年二月“复国号，依旧为唐。……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16但中宗李显也是庸懦无能之辈，即位不久，皇后韦氏干预朝政。韦氏复仿效武则天，依靠佛教势力，并与武氏集团相勾结，阴谋篡夺政权。于景龙四年（710）六月，毒死中宗李显，临朝称制。道士冯道力“善于占兆”，向李隆基密布“诚款”，李隆基帅兵“斩关而进”，尽诛韦、武党羽，拥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睿宗在位不久，即传位李隆基。玄宗李隆基鉴于武氏、韦氏均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事实，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玄宗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尽量神化“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狂热。首先，他本人多次亲到玄元皇帝庙谒拜，并不断提高老子封号。天宝二年（743）追尊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载又尊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载再次尊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时并为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加“大圣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成皇后加“顺圣皇后”之字。这样，使唐代开国以来的帝、后均和“大圣祖”老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以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其次，一再令天下诸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庙，并给其庙改名。开元十年（722），下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醮。开元十九年五月，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又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在玄宗的一再诏令之下，全国各地都兴建了玄元庙，其建筑也极其富丽堂皇。又多次下令给玄元庙更改名称，加西京改太清宫，东京改太微宫，诸州改紫极宫，并为之选配道士，赐赠庄园和奴婢等。再次，大肆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据《唐鉴》卷九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称梦见玄元皇帝，并告之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玄宗遂遣使求得于周至楼观山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令图写玄元真容，分送诸州开元观安置，并诏令所在道士女冠等皆具威仪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设斋行道，仁各赐钱用，充斋庆之费；自今以后，常令讲习道经，以畅微旨；所置道学，须加倍敦劝，使有成益。诏书又令：“今者真容应见，古所未闻，福虽始于邦家，庆宜均于士庶，其亲王、公主、郡主、县主及内外文武官等，并量赐钱，至休假之辰，宜以酒食，用申庆乐，诸道节度使及将士等亦且准此。”17他不仅图写“真容”，而且还于天宝三载三月，令两京及天下诸州于开元观以金铜铸玄元等身天尊各一躯。太清宫成，又命于太白山采白玉为玄元圣容，又以白玉作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之右。天宝八载又于太清、太微宫圣祖前，更立孔子及“四真人”像以列左右；并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像作为玄元的陪祀，从而树立了老君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天宝元年正月，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18玄宗即派人就函谷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于大灵坊，并以函谷宝符潜应年号，改元“天宝”，又改桃林县为“灵宝县”，晋升田同秀为朝散大夫。时人皆疑宝符为同秀所作，而玄宗却大加赞赏。此后，人称亲见玄元皇帝者不绝。正如范祖禹《唐鉴》所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谀，小臣欺，盖度其可为而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尝以劝之，则小人孰不欲为奸罔哉？”第二，尽量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首先，他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七月，再次下令重申：“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并规定：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须按道格处分，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决罚，违者处罪，借以维护道教的尊严。其次，他经常召见道士，拜官赐物，甚至亲受法箓，以道士为师。开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天台道士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及还山，玄宗赋诗相赠。十五年又召至都，并令其于王屋山自选形胜，为之建阳台观，玄宗亲自题额，并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需。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韬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复加赠赐。对其弟子李含光也甚尊宠。天宝四载十二月，玄宗命中使赍玺书征之入京，馆于禁中，每欲咨询，必先斋沐。含光还山，乃敕杨、许故宅紫阳观居之，并明令禁止樵采。天宝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上清经箓》于大同殿，先遣使至茅山告含光受经箓之期，遥礼度师，赐号玄静先生，并赐法衣，以伸师资之礼。第三，规定天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制度。开元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玄宗下令：“道家三元，诚有科戒……今月十五日是下元斋日，禁都城内屠宰，自今已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屠宰。”19开元二十五年又下令规定：每年道教教主玄元降生日，天下诸州皆须设祭祀。天宝七载又下令规定：“自今已后，天下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屠杀。”并且对道教代表人物和各地的灵山仙迹，都规定了崇礼醮祭制度。第四，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并设置玄学博士。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均须藏《老子》一本，每岁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二十九年正月，制令两京及诸州各置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称为“道举”。另外又“降制”：“诸色人有能明《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长官访择具以名闻，朕当亲试，别加甄奖”。20天宝元年二月又规定将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列子、庚桑子分别号为通玄真人、冲虚真人和洞虚真人，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次年正月，又将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更置大学士员。并规定大学士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观。第五，规定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亲自为之作注，颁示天下。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亲注《道德经》，二十三年又修《义疏》。天宝二年，诏令崇玄馆学士于三元日讲《道德》《南华》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礼。为了突出《道德经》的地位，天宝四载十月下诏规定：其坟籍中有载玄元皇帝、南华等真人犹称旧号者，并宜改正；宜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其《南华真经》等，不宜编在子书。天宝十四载十月，颁示《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第六，搜集天下道书并进行整理和传播。玄宗在即位之初，即先天元年至二年（712～713），命太清观主史崇玄及昭文馆、崇文馆学士崔”，湜，卢藏用、沈佺期、员半千、薛稷等修《一切道经音义》及《妙门由起》等共约150卷，玄宗亲自为《一切道经音义》作序。开元中，又发使搜求道经，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谓五千七百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编纂的《道藏》。为了使道经广为流布，天宝八载下敕：今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馆内诸郡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郡太一观持诵。天宝十载又命写《一切道经》五本（部），颁赐诸观。第七，大力倡导斋醮和道教乐曲。《旧唐书·礼仪志》称，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迹，滋于岁月。因为玄宗崇尚斋醮，故特别爱好各种斋醮乐曲，并组织创作。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九年，玄宗命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李含光制《大罗天曲》，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开元二十九年及天宝四载，他还先后自制《霓裳羽衣曲》《紫微送仙之曲》等奏于太清宫。天宝十载还在内道场亲自教诸道士步虚声韵。由于玄宗的崇道，当时一些公主妃嫔，多有入道为女真者，杨贵妃也被度为太真宫女道士。朝臣中如宰相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太子宾客贺知章清为道士，诗人李白也加入道教。仅长安城中的道观就有三十所之多。王公大臣对他的“尊道教”，“表贺无虚月”，道士升官进爵者颇不乏人。安史之乱一度波及“仙山琼阁”，遂使“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d许多“洞天福地”，也被侵占。尽管如此，唐代的崇道政策并未根本动摇。在肃宗李亨平息了安史之乱后，直到僖宗李儇，无不继续“尊祖”、“崇本”，采取许多崇道措施，使道教在中唐以后逐步恢复并继续发展。其中，尤以武宗李炎在位时最为突出。武宗李炎是继玄宗之后又一个热烈崇道者。他“在藩时”即“颇好道术修摄之事”。开成五年（840）正月，刚即位便下敕规定：二月十五日大圣祖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军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为常式。是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武宗亲至三殿于九天玄坛受法箓，以归真为师。会昌元年（841）六月，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一作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会昌三年夏，作望仙观于禁中。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五年又迎罗浮道士邓元起（一作超），复造望仙楼于禁中，同时还建降真台，均极尽奢侈豪华。由于武宗的崇道，道士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人的怂恿排佛，加以宰相李德裕的赞同，遂酿成会昌灭佛事件。武宗下令检括天下寺院及僧尼人数，并省天下佛寺，以“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将使**黔黎，同归皇化”。表明他的废佛，是为了扶持道教。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e时五台僧人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命人封锁居庸关，凡有游僧入境则斩之。这是唐代开国以来对佛教最大的一次打击。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与盛唐时期相比，道教也相对由盛而衰。但唐玄宗以后的统治者仍然奉行崇道政策，继续扶植道教，不断给道教上层人士封官晋爵，馈赠财帛，乃至延入宫闱侍奉，亲受法箓，并不断兴建宫观，发展道徒，促使道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继续得以恢复和发展。据杜光庭于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从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f在道教理论建设方面，唐代许多道教学者汲取儒释的一些思想，对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作了全面的发展，它不仅为宋元道教理论的拓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司马承祯、吴筠、李筌、张万福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重玄派，对当时和以后道教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曹魏时道士孙登“以重玄为宗”解释《道德经》以来，道教中逐渐形成一个重玄派。发展到唐初，经成、李等人的系统论述并汲取佛教中观思想，遂成为当时《老子》学中最有影响的流派。该派阐释《老子》有两大特征：一是援《庄子》入《老子》，二是援佛学入《老子》。因此，重玄派也给佛教思想以影响，如佛教三论宗著作中即多次提到“重玄”的概念。唐玄宗注疏《老子》吸收了重玄派的某些观点；王玄览的《玄珠录》明显受重玄派思想方法影响；孟安排《道教义枢》集道教教义之大成，其中多为重玄派阐说的义理；重玄派阐释《老子》的一些哲学范畴如“理”、“心”、“性”等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具有相当的影响。经重玄派和其他道教思想家的阐发，唐代道教思想更为思辨化，更富哲理性。道教科仪，在唐代也有较系统的发展。随着大量宫观的兴建和道士人数的增多，对斋醮仪式和科律的需求日增，《全唐文》中所收名目繁多的各种斋词、醮词、青词、叹道文、忏文等，正是当时道教科仪繁荣的记录。唐玄宗时，道士张万福编撰科仪经文《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三洞法服科戒文》《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戒法箓择日历》《洞玄灵宝三师名讳形状居观方所文》《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成仪》等，是继陆修静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与张万福大致同时的玉清观道士朱法满则编《要修科仪戒律抄》十六卷，摘抄五十余种道书，实为当时道教科仪戒律的缩影。唐末五代的杜光庭著《道门科范大全集》八十七卷，将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仪式加以统一并使之规范化，集唐代道教斋醮科仪之大全，他制定的道门科范，至今仍为道教所沿用。当时道教界十分注重宗教戒律的传授，斋醮仪式也更趋完备和规范化。唐代对宫观经济也予以扶持。按唐制，“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g可见唐初道士可分得口分田。朝廷先曾规定：“道士通《三皇经》者，给地三十亩”，后改为“道士通《道德经》者，给地三十亩”。h除口分田外，对一些著名宫观还别有赏赐。武德二年（619）赐楼观台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弘道元年（683），诏叶法善天师，封岳地方四十里，充观长生之地，禁樵采，断田猎。唐玄宗赐西京太清宫、东京太微宫近城庄园各一所，并量赐奴婢等，使宫观占有了一定量的田产。另外，宫观还通过继承遗产、购置、“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等方式获得田庄。贺知章记述龙瑞宫周围方圆几十里都为其所管山界，表明某些大的道教宫观拥有的田产十分可观。但当局对于限外占田，也有所限制，对多占的土地，则予以收回。宫观除经营田庄而外，还通过营构宫观建置房产。有的以敕赐财物造宫观，如中和三年（883）郭遵泰监在青羊宫，土木之工并用内库宣赐；有的将香灯斋醮所得财施崇葺观宇，兴置像设。这些房地产成为宫观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宫观对社会经济也产生一定影响，出现了围绕宫观开展的经济活动，如生产、贩卖道教法事所需的器物，专业的写经、铸像等。如唐末五代四川成都的“蚕市”，就是道教节日或重**事活动时在道观周围形成的临时集市。据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记述，蚕市一般是三月三日在宫观周围进行，并有受箓活动等。实为近代庙会经济之雏形。唐代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亦不容忽视，社会各阶层都有信仰道教的。除唐皇室崇道外，大臣百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道教，向往神仙。有的自愿弃官为道士，有的则居官学道，有的与道流过从甚密。由于向往神仙长生，上层社会中服食道教丹药蔚然成风。尉迟敬德晚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李德裕好服药，有道士李终南授以丹砂丸；李抱真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有孙季长为之炼金丹。高处庙堂之上者如此热衷道教，退居山林的隐士更与道教有不解之缘。当时不少著名隐士实为“道隐”，虽未正式隶身道流，实则行径与道士无异，多以道教思想、方术自慰自娱。文人学士将崇尚道教、与高道作方外游视为风雅。陈子昂“早爱赤松游”，颜真卿“德惭好道”；李白、贺知章干脆受箓入道。在寻常百姓日常民情风俗中道教的影响更是比比皆是。在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更能感受到道教的深远影响。唐诗中有许多以宫观、道士为素材的题咏，咏叹神仙世界的奇谲瑰丽，渴望飞升入仙班成为唐诗的一大主题。唐人传奇小说中亦充满道教神仙故事。唐代文人画多取材于道教神仙人物。吴道子在洛阳老君庙画“老子化胡经变相”等壁画。宪宗时曾刻板印行《老子化胡八十一化图》。道教对神仙世界的想象，启发了唐代宫廷建筑的设计，道教音乐不绝于皇宫之中。可见，道教对唐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也颇具影响力。道教的影响还远播海外。高祖李渊曾派使臣到高丽送天尊像，又派道士到高丽宣讲《老子》。道教还传入真腊，当地人“尤信道士”。i日本也传入道教经书，故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中有“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唐太宗令道士成玄英等与玄奘合作将《道德经》译为梵文，王玄策在印度建碑文宣传道教自然无为思想。这些都表现出盛唐时代道教的兴盛景象。承唐余绪的五代道教五代十国是晚唐藩镇割据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在五代的“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j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k的局面，各国各代王朝统治的时间都很短促。但帝王中仍有不少因袭唐代风气，崇信道教者。如后唐明宗李嗣源，鉴于“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为了“复我真宗”、“期上玄之福佑”，于天成（926～929）中曾大力修复道教宫观，四方凡有玄元皇帝宫殿处，均整饰一新，并给上清宫崇道观重制牌额。长兴四年（933），又召道士二十人于中兴殿修金箓醮，七日而罢。后晋高祖石敬塘也“素尚玄元”，即位之初，曾屡召道士张荐明，问以治国之道，请其宣讲《道德经》，并拜他为师。天福五年（940）十一月，又“令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l后周世宗柴荣，大力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在毁佛的同时，又亲切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问以黄白、飞升之术，赐号“白云先生”。闽主王瞞（原名延钧），颇好神仙之术，对道士陈守元极为信任，造宝皇宫，以守元为宫主，并拜之为师，亲自受箓，取道名玄锡。其子昶即位后，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又拜陈守元为天师，赐号洞真先生，对其更为宠信，“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n天福二年（937）四月，造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皇宫。天福四年（939）四月，又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祀，求神丹，政无大小，皆由宝皇命决之。前蜀王建，拜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其子王衍继位后，更是大修宫殿，仿效李唐尊老子为圣祖，于乾德五年（923）“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以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备法驾而朝之”。nd其他如吴王杨行密，宠信道士聂师道，尊为“问政先生”。卒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吴越王钱霮，亲往余杭大涤洞拜访道士闾丘方远，并为其筑室宇居住。广顺二年（952），吴越钱弘俶在位，为道士朱霄外修建天台桐柏崇道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用以收藏道经，并赐金银字经二百函及三清铜像。南唐李癉对道士王牺霞，李煜对道士谭紫霄，均甚表崇敬。李煜曾召谭紫霄至建康，赐以道号，阶以金紫，紫霄皆让而不受。燕主刘守光曾以道士刘哲（即刘海蟾）为相。事实说明，五代十国的封建统治者在兵荒马乱之中尽管自顾不暇，但不少人对道教仍然崇奉和扶持。他们尊宠道徒，兴修宫观，收集散失的道书，命道士宣讲道经等，这对道教的继续维系和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北宋的崇道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和分裂，北宋王朝建立后，又归于统一。北宋的封建统治者继承唐代儒道佛兼容和对道教的崇奉扶持政策。真宗和徽宗时期是前后两个**，然而这一政策的奠基者，乃是开国君主太祖和太宗两兄弟。太祖赵匡胤在未作皇帝之前，便与道士有所交往。他在夺取后周政权时，也曾利用“符命”为其制造舆论。特别是华山道士陈抟，曾以此帮助他积极争取群众。称帝以后，尽管尚在戎马倥偬之际，即对发展道教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亲自召见道士苏澄（一作苏澄隐）、王昭素等人，并登门请教“治世养生之术”，赐赠封号财物。他还集京师道士对其学业进行考核，并斥退品学不良者，以提高道教的素质；又对张陵以后道教的“寄褐”等陋习作了整顿，这些对道教本身的发展都大有好处。太宗赵光义召见道徒的活动更为频繁，并对黄白等术颇感兴趣。在他统治时期，陈抟、丁少微、王怀隐、陈利用、郭恕先、张契真、赵自然、柴通玄等人均曾受到尊宠。他还不断地兴建宫观，又积极搜集道书，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等校正，删去重复部分，共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写演分赐宫观。本来由于五代之乱，造成“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毁”ne的衰败局面，经过宋初太祖和太宗的大力扶持之后，遂使道教得以逐渐恢复，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真宗赵恒时，便把这种崇道政策推向了一个**。真宗时，赵宋王朝的统治已日益巩固，社会经济也比较繁荣。“澶渊之盟”以后，外部威胁暂告缓和，使得他有更多的精力和物力来扶持道教。他欲仿效唐代宗祖老子的作法，但因自己姓赵，不便奉老子为圣祖，于是从道教中另立一位赵姓者作为圣祖，由此天神降临并赐语以维护赵宋王朝统治之类的神话故事迭出。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真宗于崇政殿之西序，告诉宰臣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人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他忽见神人星冠绛袍来告之曰：“来月三日，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此后，他接到皇城司的报告：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他遣中使往视，其帛长二丈许，缄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盖神人所谓之天书。王旦等听后，皆再拜称万岁；并同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命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升屋取书，由王旦跪奉进。真宗再拜受书，置舆上，复与王旦等步导至道场，授知枢密院陈尧叟启封。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启缄，命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词类《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真宗能以至孝至道治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藏以金匮。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遣吏部尚书张齐贤等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城祠庙。大赦改元，百官并加恩，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同年四月，又称天书复降于大内之功德阁；六月八日，又有天书下降于泰山。真宗备法驾诣殿拜受之后，仍授陈尧叟启封宣读，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史称：“自天书议起，四方贡谀者日多，帝好之弥笃。”nf以至“一国君臣如病狂然。”ng大中祥符五年十月，真宗赵恒又告诉辅臣：他梦见原先降临的那位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复梦神传天尊言：“吾坐西，斜设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鼓一筹，睹灵仙仪卫天尊至。天尊就坐后，命真宗前，语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言罢，即离坐乘云而去。nh真宗讲完之后，立即召王旦等至延恩殿，指示他们参观天尊降临之所，并以此布告天下。闰十月，真宗遂上圣祖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圣母号曰：“元天大圣后”，并下诏：“圣祖名：上曰‘元’（玄），下曰‘朗’，不得斥犯。”ni于是一个道教神人、赵氏始祖便这样有名有姓地产生了。为了避赵玄朗之讳，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又将老子的太上玄元皇帝称号改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七年九月，尊上玉皇大帝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就此将道教与赵宋王室紧密地连在一起。由于“天书下降”，真宗更热衷于兴建宫观。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便决定修建玉清昭应宫以供奉“天书”，并任命丁谓为修宫使，林特为副使，专总其事。每天役使的军民工匠达数万人，大中祥符七年十月建成，总二千六百一十区。令宰相王旦为玉清昭应宫使。此外，大中祥符二年十月（一说七月）又昭令天下并建天庆观。七年十二月，又于京城左承天门天书下降处建元符观。至于所谓赵氏“圣祖”，除了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已决定以玉清昭应宫玉皇后殿为圣祖正殿和天下州府军监天庆观并增置圣祖殿之外，同时还改兖州曲阜县为仙源县，莲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以奉圣祖及圣祖母。同年十二月又决定在京城择地再新建景灵宫以奉圣祖，以参知政事丁谓为修景灵宫使，权三司使林特副之，并以宰相向中敏为景灵宫使。天禧二年（1018）闰四月，奏称皇城拱圣营西南真武祠侧出“灵泉”，病者饮之多愈。真宗即命于其地建祥源观。在大兴宫观的同时，又铸造玉皇、圣祖等“圣像”，并制定许多节日：（一）正月三日为天庆节。即托称天书下降于左承天门之日。规定休假五天，两京及诸路州、府、军监前七日建道场设醮，断屠宰，节日中，士庶特令宴乐，京师燃灯。（二）六月六日为天贶节。即托称天书下降于泰山之日，令兖州及其余诸州皆建道场设醮，京师断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宫。（三）四月一日为天祯节。即托称天书下降于大内功德阁之日，其庆祝活动的规定与天贶节同。宋仁宗后因避仁宗赵祯之讳而改称“天祥节”或“天祺节”。（四）七月一日为先天节。即托称“圣祖”赵玄朗下降日。（五）十月二十四日为降圣节。即托称“圣祖”降临延恩殿之日。此外，真宗还亲自制定了有关朝拜圣祖、玉清昭应宫、景灵宫等敬神乐章，造作道书。真宗召见道流的活动也特别多，或赠诗，或赠送钱物，或赐名封号，或授以官爵，或为之兴建道观，诸如此类，史不绝书。如赵自然、秦辨、赵抱一、贺兰棲真、柴通玄、郑荣、张无梦、王鼎、张正随等，均曾受到他的恩宠。天禧三年八月，他还大会道、释于天安殿，建道场，参加者达一万三千余人。他非常重视对道书的收集和整理，命王钦若领校道经，任张君房为著作佐郎，专修《道藏》。到天禧三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张君房又撮其精要，辑成《云笈七?》一百二十二卷。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诏令道士不得以亲属住宫观，犯者将加严惩，即对道教继续进行整顿。由于真宗兴修宫观，大搞崇道活动，远近不堪其扰，加以天禧以来，日侈一日，已成“国用不足”的原因之一。当时朝臣如孙奭即对真宗提出批评：“天何言哉？岂有书也？”以后仁宗继位，将“天书”陪葬真宗，在崇道活动上稍有节制，但对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并无根本改变。宫观的兴建与道场斋醮仍甚频繁；宠信道士如故，封官赐号不绝。神宗赵顼于熙宁（1068～1077）中，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又补道职，差官考试，以《道德经》《灵宝度人经》《南华真经》等命题，仍试斋醮科仪祝读。徽宗赵佶即位后，是北宋第二个崇道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他和真宗一样，也托称“天神下降”而兴道。据《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记载：徽宗还在藩邸时，即自称曾梦见老君面谕：“汝以宿命，当兴吾教”。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又宣称他看见玉津园东有天神降临，并亲自作《天真降临示现记》颁示天下。道士林灵素迎合旨意，于政和七年二月，称青华帝君夜降宣和殿及火龙神夜降内宫，“假帝诰、天书、云篆”。徽宗乃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俾灵素宣谕其事。林灵素又宣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nj于是，徽宗便以道教教主自居，同年四月授意道录院正式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令天下归于正道”，道教几成国教。（二）为了发展道教，徽宗不顾国家财力的匮乏，大兴宫观。崇宁元年（1102）七月，建长生宫于京师，以祠荧惑。大观元年（1107）九月，在赵匡胤举兵反周的陈桥建显烈观。政和三年四月，在他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和阳宫，后因他自称为神霄玉清王下凡，于政和七年五月又改名玉清神霄宫。政和五年四月，于京师建葆真观。六年四月又在皇宫附近建上清宝箓宫，并于城上作复道使与皇宫相通，以便他经常前往作斋醮和授箓等事。又铸神霄九鼎，以奉安于该宫之神霄殿。同年九月，又令天下洞天福地普遍修建宫观，塑造圣像。七年，又令将全国天宁万寿观改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仍于殿上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神像。凡改建“不虔”或执行不力者，均先后受到惩处。宣和元年（1119）八月，京师神霄宫建成，徽宗亲自撰文并书写《神霄玉清万寿宫记》，令京师神霄宫刻于碑，以碑本赐天下摹勒立石。于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在崇宁、大观年间，还于茅出建元符万宁宫，龙虎山迁建上清观，增建靖通阉、灵宝观等。继唐代之后，宫观又盛极一时。（三）为神仙人物加封赐号。政和六年九月，加封玉皇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仁体道昊天玉皇上帝”。次年五月，又上地*徽号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宣和元年六月，又诏封庄周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御寇为“致虚观妙真君”，配享混元皇帝。此外，对三茅兄弟（茅盈、茅固、茅衷）、张道陵、陆修静、陶弘景、翊圣、真武、关羽等或赐“真人”、“真君”，或加封二字；并对岳渎、城隍、山神、龙神以及江河神等神也大加封赐。（四）仿照朝廷官吏的品秩，设立道官道职。据《宋史·徽宗本纪》载，重和元年（1118）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等，相当于朝廷的待制、修撰、直阁等官吏。其中职位最高者为“金门羽客”，身带金牌，出入禁闼。（五）徽宗多次下诏令天下郡县搜访知道法、有道术的道士。当时如刘混康、魏汉津、徐神翁、王仔昔、王老志、张虚白、王文卿、张继先、王允诚等均受到徽宗的亲切召问与封赐，其中尤以林灵素权势最为显赫，以至“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他与王允诚被称为“道家两府”。nk为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除了给道士以各种封赐之外，大观元年（1107）二月，徽宗还下诏规定道士序位在僧上、女冠在尼上。政和三年十月，下诏规定凡冬祀大礼及朝景灵宫，并以道士百人执威仪为前导。政和七年正月，令天下道士免阶墀迎接衙府，与郡官监司相见，依长老法。宣和元年三月，又诏令天下知道观道士与监司、郡县官以客礼相见。徽宗本人在接见道士时，也常以客礼相待。当时一些道教首领的实际地位已超出一般大臣之上。许多道士不仅授有道官道职，均享有傣禄，而且每一斋施，动辄数十万，每一观给田亦不下数百千顷。（六）提倡学习道经，并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政和七年八月，徽宗根据宣和殿大学士蔡攸建议，将《亢桑子》《文子》列入国子学，与《庄子》《列子》并行。又亲自为《道德经》作注。重和元年因知兖州王纯奏请，令学者治《御注道德经》，间于其中出题。同时又下诏规定：“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经，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nl凡初入学者称为道徒，以后每年进行考试，根据其考试的成绩分别授以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等名号，按五品到九品拨放。又依儒学贡士法，学道之士可通过考试升为贡士，到京入辟雍（北宋末年太学之预备学校，或称“外学”）学习，然后每三年参加“大比”，殿试合格者即为有道之士，可授以道官道职。为了普及道经的学习，又令道录院选择道经数十部，镂板颁之州郡。同年九月，又下诏规定：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后又规定“诸州添置道学博士，择本州官兼充。”通过以上措施，促使道、儒合一。到宣和二年正月，遂下令“罢道学，以儒、道合而为一，不必别置道学也。”d（七）编修道教历史。据《宋史·徽宗本纪》载：重和元年九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其体制仿照《史记》《汉书》分为纪、志、传三部分。据《混元圣纪》卷九记载：“道纪断自天地始分，以三清为首，三皇而下，帝王之得道者，以世次先后列于纪。以天地、宫府、品秩、舆服、符箓、仪范、禁律、修炼、丹石、灵文、宝书等为十二志。男真自风后、力牧而下，女真自九灵元君而下，及臣庶之得道者，各以世次先后为传。”又谓《道史》起自龙汉（道教年号），止于五代，宋代部分则称为《道典》。这当是我国官修的第一部全面叙述道教历史的巨著。今已失传。（八）访求道经和编修《道藏》。崇宁（1102～1106）中，徽宗即诏令天下搜访道教遗书，令道士校定，至崇、观间，大藏已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政和三年十二月，又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编修《万寿道藏》，总五千四百八十一卷，镂板完毕，即进板于东京。将全藏刊板刷印，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北宋统治者的崇道，原为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但正当崇道之事方兴未艾之际，金人已经兵临城下。徽宗这位自称天神下凡的教主道君皇帝连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以及全家妇孺，被金人“悉虏以去”，成为金人阶下囚。但他犹常身穿紫道袍，头戴逍遥巾，保持道士装束，表明他的崇道思想始终未变。综上表明，隋唐至北宋，道教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大力扶持，道教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是道教史上的兴盛时期。南北道派在互相交融的基础上，茅山宗一直处于主流的地位。楼观道在隋唐之际也有较大的发展，而其教义方术亦颇受茅山宗的影响。这一时期，道教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尤其突出。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唐之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彭晓、谭峭、闾丘方远，北宋时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贾善翔等，都是道教史上或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大多出自茅山宗。他们或著书立论以阐述自己的学说，或通过整理注释道经以发挥自己的思想，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在道教的教理、历史、修持方法和医学、药物学、养生学以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其中许多著作不仅对当时道教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且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也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道教的“重玄”之学，经过隋唐诸多道教学者的阐发，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化的道教哲学体系，形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对于推进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隋唐时代，道教的外丹术特别兴盛，著名的炼丹术士和创作的外丹经诀特别多，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特别大，故被称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但在晚唐、五代以后，以钟吕为代表的内丹思想有了较大发展，为南宋金元金丹道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注：147dfne《道藏》第11册1页，第6册862页，第17册855页，第9册346页，第11册7页，第32册166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281012141618e《旧唐书》第16册5089页、5089页，第1册17页，第3册918页，第1册112页，136、137页，214页，第2册606页，中华书局1976年3l《册府元龟》第10册9768页，第1册609页，中华书局，1960年5i《隋书》第1册94页，第6册1837页，中华书局，1973年6n《资治通鉴》第12册5650页，第19册9137页，中华书局，1956年9《续高僧传·释慧乘传》11《唐大诏令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13《全唐文·改元宏道大赦诏》15《唐会要·僧道主位》1720《唐大诏令集·玄元皇帝临降制》19《唐会要·杂记》g《唐六典》卷三h《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j《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九：《本论》k《二十五史》第6册50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nd《新五代史》第3册792页，中华书局，1974年nfninld《续资治通鉴》第2册677页，678页，第5册2401页，2403页，2417页，中华书局，1957年ngnhnjnk《宋史》第1册172页，第8册2541～2542页，第39册13528页，13529页，中华书局，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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