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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以后至明代中叶，道教在封建王朝扶持下仍然继续发展。但由于出现了南宋偏安，形成与金、元南北对峙的局面，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形势下，道教内部宗派纷起，互争领导权，从而形成了与上一阶段显著不同的特点，这是道教史上又一个转折时期。南宋偏安时期的道教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和北宋基本一致。由于这时国力羸弱，递受金人和蒙古人的侵袭，为求消灾免难，保国延祚，更寄希望于神灵的护估。故高宗赵构仓皇南渡后，即积极营建宫观，延揽羽流，并常去宫观参拜。他在战败之余，惊魂未定，即在钱塘修建了显庆观以处羽流。绍兴十七年（1147）又再度重修，并派专人主管教门公事，复赐缗钱，为之置田产以增斋供之费。建炎元年（1127）五月，在他即位之日，即效法宋真宗下令于江宁府建景灵宫“以奉圣祖及圣祖母”；及定都临安（今杭州）之后，又于十三年二月，在都城修建景灵宫用以奉安累朝神御。次年在杭州西湖修建延祥观以奉四朝真君。绍兴十六年，高宗下令在全国各地广建报恩光孝观，以奉佑陵神御。十七年十月，诏建太一宫于行在。次年，又增建了明离殿。住宫道士每岁给粮五百斛，其后又诏市嘉兴田三十顷，以为道粮。二十五年，高宗奉皇太后之命，调动军队修复临安洞霄宫，建昊天殿、钟楼、经阁；修建三茅观，并派道士蔡大象专门管理观事。高宗还常亲自召见道流，或赐钱物，或赠封号，或授官爵，或书写道经以赐。他还任命许多大臣为宫观使或宫观提举。这一作法又为南宋诸帝所承袭。孝宗赵眘还以自己的模样作为塑造道教神像的“样板”。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志》甲集卷二记载：“佑圣观，孝宗旧邸也……淳熙三年（1176）建，以奉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十二月落成。或曰真武像，蓋肖上御容也。”据《宋史·孝宗本纪》载：自佑圣观落成以后，孝宗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参拜一次。光宗赵惇在位时间很短，他登极之后，即急忙兴建玉清昭应宫，规模务求宏大，工艺务求精致。宁宗赵扩对道士张道清、包道成、张成果、王景温、张可大等均甚宠爱，他还亲自为显庆观题额，继孝宗之后进一步掀起对真武的崇拜。嘉定二年（1209），颁布《诰词》以宣扬其神威，并特封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在理宗赵昀当政时，蒙古已统一了北方，并向南方步步逼近，南宋王朝处于“疆土日蹙”、“国势阽危”之中，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他在崇尚理学的同时，仿效其前代君主加强崇道措施。其办法也不外乎为一些神仙人物和道派祖师以及死去的重要道士赐赠封号，对于当时健在的一些道派首领，除赐赠封号外，还委以官职，以示崇敬。如嘉熙三年（1239）召见三十五代天师张大可，命其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赐号“观妙先生”。对茅山道士易如刚特赐“妙宝先生”等等，并不顾民穷财匮，继续兴建和扩建宫观。理宗对道书《太上感应篇》特别感兴趣。绍定六年（1233），在他的授意下，由太乙宫道士胡莹微负责刊印，理宗亲自书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列于卷首，并由名儒真德秀代作序和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广为传播。后来道教劝善书的兴起，当与此直接有关。度宗赵禥即位之后，赵宋王朝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而度宗仍在宫中设内道场，为僧道大发度牒。咸淳六年（1270）八月，蒙古军攻围襄樊甚急，宰臣贾似道仍“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宫人叶氏及倡尼有美色者为妾，日肆yin乐”。1而道士安世通、徐通明、饶松等，则在此危亡关头挺身而出，以捍卫赵宋王朝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为之奔走呼号，最后甚至不惜以身殉国。他们斥责当时那些屈膝求荣的“士大夫皆酒缸饭囊，不明大义”。2他们的忠义行为自然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也反映了道教上层化以后与封建统治者的血肉联系。南宋道教除旧有的龙虎天师、茅山上清、阁皂灵宝等三山符箓之外，其时自称独得异传而别立宗派者甚多，主要有从天师道衍化而来的神霄派，由上清派衍化而来在民间影响较大的清微派，由天师道衍化而来的天心正法派，从灵宝分化而来的东华派和净明派。此外，还有白玉蟾所创的所谓金丹南宗者。入元以后，分别与金真道和正一派相合并。金代道派的纷起金人属女真族，本来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以渔猎为生，同时也从事农业。公元1115年，金太祖阿骨打即皇帝位，正式建立起奴隶主的国家，国号大金。紧接着，金太宗完颜晟于天会三年（1125）灭辽，天会五年灭北宋。随着其统治地区的扩大，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不能不发生尖锐的社会矛盾，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汉族人民反奴隶制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面对这种形势，金统治者一面进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一面大力倡导女真族学习汉文化，通用汉语言，允许女真族与汉族通婚，使女真族与汉族在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加强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民族间融合。他们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兴办学校，以科举取士，把大批汉族士人吸收到他们的统治集团中去，担任朝廷的重要官职。但是，也有一些汉族士人既不愿在皇朝作官、在政治上与金统治者合作，又不去参加抗金斗争，而是走上了消极隐遁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于山东、河北一带由汉族士人所创立的新道派，如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等，便相继产生，并受到了在野汉族士人的拥护和向往而纷纷参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在谈到这一情况时称：“昔者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世故，蹈乱离，辄草木衣食，或徉狂独往，各立名号，以自放于山泽之间。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湮泯澌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劝诸人，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在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久而未之变也。”王恽《秋涧集》卷五十八《奉圣州永昌观碑》亦称：隐逸清洁之士“翕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户牖，自名其家，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敦纯朴素，有古逸民之遗风焉。”由此可见，这些新道派既是一种宗教团体，也是一些在野汉族士人相互联络的组织，一经建立，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引起金朝统治者的密切关注。金统治者为了争取在野汉族士人的支持，便千方百计地对这些道派的首要人物进行笼络，对他们表示亲善，并对他们所代表的道派也给予扶植。金熙宗完颜閒于皇统八年（1148）亲自召见了太一道祖师萧抱珍，并为他的道观赐额。世宗完颜雍即位不久，便于大定（1161～1189）初，将真大道祖师刘德仁召居京城天长观。大定九年又为太一道二祖萧道熙敕立万寿额碑于他所住的道观。十四年因天长观灾，命有司修复，并率领太子和百官前往庆贺，作道场三日夜。二十八年，他两次召见全真道的首领之一王处一，并为他建立修真观，赐金书篆额及金帛巨万。同年又多次召见邱处机，问以至道，赐钱十万，并命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于其所居之宫庵正位。世宗还曾召见道士郭志空，并为其徒所创庵赐额曰“栖真观”。章宗完颜璟“尊玄重道”更甚，他与太一道三祖萧志冲往来甚密。明昌（1190～1195）间，尝请其醮于太清宫，又在中都为其兴建太极宫。他与全真道的交往更多。明昌元年（1190），邱处机东归栖霞，大建琳宫，章宗敕赐其额曰“太虚”。承安二年（1197）七月，召见王处一于便殿，问以养生之道和性命之理，以及治国和边境之事，对其表示钦佩。次年，王处一乞还侍养其母，章宗赐观额及“体玄大师”之号，赏赐甚厚。承安二年（1197）冬，又召刘处玄赴阙，敕寓天长观，问以玄旨，并赐以“灵虚”、“太微”、“龙翔”、“集仙”、“妙应”等五观额。次年又遣使征之，“以鹤板蒲轮接于紫宸，待如上宾，赐以琳宫，名曰‘修真’，官寮士庶，络绎相仍，户外之屦，无时不盈。明年三月，乞还故山，天子不敢臣，额赐灵虚，宠光祖庭”。3他还十分重视道书的收集和整理。即位伊始，即命天长观提点孙明道主持搜访天下遗经，编印《大金玄都宝藏》六千四百五十五卷。经过两宋之际道书遭受毁损之后，这次的搜集整理对道教的继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随着新道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下层群众中的发展，也引起金统治者的猜疑，故章宗曾对这些道派采取过一些限制措施。明昌元年（1190）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次年十月，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4元遗山的《紫微观记》在谈到全真道的发展时即指出：“故惰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陈垣先生认为，所谓“著令绝之，即指明昌禁令。”可实际上不但“禁”而不止，却反而更加发展了。正如姚牧庵《重修玉清万寿宫碑》所说：“欲锢其说以叛涣其群”，却“势如风火，逾扑愈炽”，以至“羽服琳宫，日新月盛乎金之世”。金代道教之兴盛，可想而知。卫绍王完颜永济嗣位以后，金朝统治已处于急转直下之势，他在位时间很短，但金代敬道之制犹存。如受到章宗宠遇的道士李大方，到卫绍王执政期间仍然活跃于朝廷。大安（1209～1211）初被召，赐云锦衣，佩金符，加号“通玄大师”。宣宗完颜珣即位不久，燕都便告失守。在这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他对道教仍十分关心，为一些宫观赐名，以资保护，对道士仍给以礼遇，向他们赐号封官。但他在征召邱处机、李处静时，邱、李等人眼见金朝统治大势已去，均拒不奉召。哀宗完颜守绪在位仅十年，便被元太宗窝阔台所灭（1234），国破身亡。元代的全真道与正一道入元以后，元统治者同样面临如何争取汉族士人支持的问题，故对道教亦同样表示崇奉。公元1219年，当成吉思汗还在率军西征时，就迫不及待地遣使臣前去登州宣召当时全真道首领邱处机，邱处机当时已先后拒绝金、宋的邀请，正在山东观望形势。接到成吉思汗的召命之后，便不辞“冒雪冲霜”，万里跋涉，率领弟子赴召。他在见到成吉思汗之后，即积极为其统一天下献策，从而受到殊宠，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下诏将他所居之太极宫更名为“长春”，并遣使劳问：“朕常念神仙（按指邱处机），神仙毋忘朕也。”5元太宗窝阔台在即位之前，便于公元1229年七月在乾楼辇接见了全真道士李志常。同年八月窝阔台即位之后，李志常便一直受其尊宠，屡被征聘，赐号“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并为他修建终南山祖庭重阳宫以及其他许多宫观。在宪宗蒙哥执政期间，更加频繁地召见李志常，令其掌道教事，咨以治国保民之术，前后赏赐甚多，彼此亲密无间。而且李志常周围的其他道士如綦志远、王志坦、李克柔等，皆受到宠信。由于从成吉思汗以来，全真道一直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到宪宗蒙哥时便已有较大的发展。孟樊鳞在《十方重阳万寿宫记》中盛称：“历观前代列辟重道尊教，未有如今日之极；教徒蕃衍，道门增广，未有如今日之盛。兴作之日，四方奔走，而愿赴役者从之如云。”由此可见，在蒙古统一全国之前，全真道的势力已经相当强盛。真大道教的五祖郦希诚，亦见知于宪宗，被授以“太玄真人”之号，令其领道教事。据《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记载：“五祖当教之日，值大元立国之初，……自戊戌（1238）以来，化因以洽，南通河岳，北极燕齐，立观度人，莫知其数。”表明此时真大道也有很大的发展。在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期间，对北方新道派继续予以尊崇。至元六年（12），下诏增封全真道崇奉的神仙人物王玄甫为“东华紫府少阳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皆赐“真君”之号，王重阳的七大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均封为“真人”。对其他一些道教徒亦不断地赐赠封号，如中统二年（1261），诏赠全真道嗣教六祖尹志平为“清和妙道广化真人”；追赠清贫道人夏志诚为“抱道素德真人”；特赠全真道宗师王栖云为“惠慈利物至德真人”；玄门掌教大宗师李志常为“真常上德宣教真人”。中统三年，赠玄门掌教真人张志敬为“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并赐金冠云罗法服一套，仍命翰林词臣作《瑞应记》，勒石立碑。至元十年，又召王志坦袭教，加号真人。至元二十二年，赐徐志根为“崇玄诚德洞阳真人”。忽必烈即位之前，便与太一道四祖萧辅道有交往，即位之后，对五祖李居寿更是尊崇备至，眷顾频繁。至元元年召赴阙，特赐号“太一演化贞常真人”。至元十一年，为其建太一宫于两京，命居寿主领祠事。甚至连皇太子是否应参预国政之类的大事，也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行事。《秋涧集》卷三十八《清跸殿记》称：“居寿等遭际圣明，显异家教，其临幸之荣，又为前代希阔之遇。”对真大道六祖孙德福也异常器重。至元五年，赐号通玄真人，命其统辖诸路真大道。七祖李德和、八祖岳德文，也都受其宠遇。据虞集《岳祖碑》的记载，到岳德文掌教时，“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于海滨，南极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甚至江南亦有“三千余人，庵观四百”，说明真大道已传到全国各地。忽必烈为了消灭南宋，统一全国，至元十一年决定大举伐宋，并加紧争取江南道教的支持。至元十二年七月，便遣使去江南搜访僧、道。次年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后，即确定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祀者，江西玉隆宫即居其一，净明道士在此时受到很高的礼遇。此后，又亲自召见武当派道士叶云莱和茅山宗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及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等，委以道职。因龙虎山天师道是江南很有势力的道派，故天师道特别得其关怀。据《元史·世祖本纪》载：忽必烈在至元十三年四月，召嗣汉天师张宗演赴阙，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赐号为“演道灵应冲和真人”，命其领江南诸路道教，仍赐银印。次年，张宗演还江南，以其弟子张留孙留京师。十五年五月，制授张留孙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并建汉祖天师正一祠于京城，诏张留孙居之。十六年诏谕张留孙悉主淮东、淮西、荆襄等处道教，从而使天师道的势力发展到华北和华中广大地区，成为龙虎宗的一个支派，称为玄教。此后，又多次召张宗演赴阙。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他又遣使持香币诣龙虎、阁皂、三茅设醮，表示他对三山符箓派的顶礼。忽必烈不仅对南北新旧道派的首领十分尊重，对其他不甚知名的道教人物也给予礼遇。如中统二年（1261）七月，曾为炼师王道妇筑道观于真定，赐名“玉华”。在位期间，与道教有关的各种醮事活动十分频繁，建造或培修的宫观亦甚多。事实表明，忽必烈把成吉思汗所奠定的崇道政策作了全面的发展。成宗铁穆耳“承天下混一之后”而“善于守成”，继续奉行忽必烈的崇道政策，对江南天师道特别重视。他即位伊始，便于元贞元年（1295）加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师正一静应显佑真君”，并赐嗣汉三十七代天师张与棣等十三人玉圭各一，以表示他“不忘祖天师之遗烈”。元贞二年正月，又授张与材为“太素凝神广道真人”，管领江南诸路道教。大德五年（1301），召见张与材于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这对江南符箓各派的融合起了促进作用。成宗对张留孙特别尊宠，大德（1297～1307）中，加号为“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为魏国公，官阶品俱第一。大德十一年又授吴全节为玄教嗣师，赐银印，视二品。成宗在给天师教徒授封赐物的同时，还于大德七年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又加封许逊为“至道玄应神功妙济真君”。此外，与道教有关的一些民俗神也受到了他的加封。武宗海山在位时间很短，登极之后立即召见张留孙，升他为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寻又加特进。又赐吴全节七宝金冠，织金文之服，并赠其祖昭文馆大学士，封其父司徒、饶国公，母饶国太夫人，名其所居之乡日荣禄、里曰具庆。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崇尚儒学，对道教亦继续尊崇。即位之后，特赐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以宝冠及组织文金之服。延皊三年（1310）张与材去世，又授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号，继续主领三山符箓，并掌江南道教事。玄教宗师张留孙加授特进上卿，开府仪同三司，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刻赐玄教大宗师玉印。英宗硕德八刺在位仅三年余，即为其臣下所弑，元代统治亦到了盛极而衰，急转直下，难以收拾的地步。对道教仍实行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除对嗣汉天师张嗣成继续加以尊宠之外，至治二年（1322）五月，又以吴全节为玄教大宗师，特进上卿。但在尊宠的同时，也有一定限制。同年十二月，“以掌道教张嗣成、吴全节、兰道元各三授制命、银印，敕夺其二。”6特别是对道士中有图谋不轨或敢于犯上作乱者，如济南道士李天祥、郃阳道士刘士先、凤翔道士王道明等，则予以坚决镇压。这种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一直维持到元代灭亡。总之，元代统治者对道教也是十分尊崇的。其所尊崇的重点则前后略有不同。在灭南宋之前，主要是对北方的全真道、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道派的大力争取和利用，尤以争取利用全真道最为突出。这是由于全真道的影响远在大道教和太一道之上，特别是在山东地区，成为蒙、金、宋三方争夺的对象。在灭南宋以后，其重点转为争取南宋统治区内最有影响的天师道。这种前后重点的不同，是从建立和巩固其统治出发的。而道教在元代统治者的崇奉下也获得很大发展。在元统一全国之后，天师道在北方得到迅速传播，全真道则在江南有较大发展。其他力量较为薄弱的各派道教则逐渐分别与天师道和全真道相融合，符箓各派融入天师道之后统称为正一派，从而形成正一道与全真道两大派别，在明以后继续流传。在南宋与金、元对峙及元统治的历史背景下，当时文士入道者较多，形成汉族士人与道士的结合，许多道教领袖人物均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名士交往密切，这对提高道教的素质和促进道教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道教的教理、教义在道教内部各派相互融合以及道、儒、释融合的基础上，以内丹学说为主流，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但在元末，道教也逐渐暴露出教徒发展过滥、素质有所下降、上层日趋腐化的弱点，这在全真道方面更为明显。注：1《续资治通鉴》第10册4897页，中华书局，1957年2《宋史》第38册13470页，中华书局，1977年3《金莲正宗记》卷四4《金史》第1册216、219页，中华书局，1975年56《元史》第15册4525页，第3册626页，中华书局，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