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林郭勒
贝思逊慕机场
十一月二十日二十点
南边的小腾格里沙漠尚还能在皑皑的冰雪的压伏下保持着平静，北边的敖包山却已席卷在强烈的旋风所掀起的如潮的雪浪之中。山顶的喇嘛庙的后面，电视台上的红灯黯然失色，而喇嘛庙前，那条曾匍匐过无数个朝拜者的大道，象一条惨白的哈达，从山顶上笔直地披挂下来，然后往南方的雪原延伸。以达条大逝作为中心街道而兴建起米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首府本来就位于一片盆地之中，现在，在入冬以来的连绵不断的大雪的压迫下，仿佛已沉入地下。暴露在人们视野中的只有这条飞扬在风霜中的“哈达”——火道。它背对敖包，穿越首府，扬长而去，
“哈达”的尽头是贝思逊慕机场。
贝思逊慕机场上黑云压顶。
从北京飞来的“北京——呼和浩特——贝思逊暮”航机已经在敖包山顶上盘旋了半个小时，密集的乌云象铁板一块似地封闭了机场上空。在两次风雪中的达一刻短暂的时问里，飞机用尽了种种办法试图降落，仍旧无法穿遗云层，机场上空看不见一丝影子，只听得“安-24”型飞机的轰鸣，时远时近，时高时低，牵动得候机厅里的乘客焦灼不安，坐立不定，时而充满希望地涌向门口，时而又颓然地返回原位。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却不敢走出候机厅外一步，候机厅的大玻璃窗上结满了厚厚的冰衣，候机厅外是零下三十度的严寒。
二十来个饺机的乘客是形形色色的，有蒙族，有汉族，有干部，有牧民和边防军，还有一个来草原招生的内蒙古戏校的男老师，象个老母鸡护卵一样地护卫着他从草原上精心挑选出来的宝贝蛋——两个脸蛋红扑扑柏蒙族学生，一男一女。他们穿着崭新的得勒，白生生的新毡疙瘩，如同金童玉女一般地依偎着他们的老师。再就是一伙在风雪中抛了锚的北京司机，楚西北也夹在他们当中。楚西北从外表上看起来和这群落魄的司机毫无二致，甚至更狼狈一些，只是比他的司机伴伙们显得要泠静。他不受机场上空的飞机轰鸣的影响，也不参加他们的吵吵闹闹。他踱到了候机厅的入口处，不动声色地观看着候机坪上的景象。
还不到四点，但室外巳非常昏暗，聚光灯强大的光柱照射着候机坪，刚刚被推雪机清扫得光溜溜的跑道上又落下了一层薄薄的雪，被一阵强风吹得象银蛇一样地沿着地皮儿溜窜飞舞。民航站的服务员已失望地缩回室内观望去了，只有一个乘客顽强地伫立在停机坪的角形水泥砖上，在听、在看、在等待。那乘客穿着沉重厚实的浆古袍子，头上戴一顶毛茸茸的金色的孤皮帽，也象风中的一盏导航灯似的，跳动着暗黄的火焰。而飞机的轰鸣明显地远去了，云层更低了，看来降落的希望已最终地破灭了，楚西北反而松了一口气。
“好了，该死心了。他望着伫立在停机坪上的乘客想。楚西北握住沉重的门把手，准备随时为了乘客打开进来的门。在所有的象客中，唯有楚西北不是那样的归心似箭，尤其是面对着这个最急切的乘客，他甚至有点幸灾乐祸。这场草原大风雪使楚西北经历了一次不同凡响的旅途，结识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旅伴，达旅伴的最不同凡响之处就是一声不响——是的，到现在为止，这乘客没有和楚西北说一句话，恐怕到分手也不会说了。所以楚西北高兴天公如此不作美，尽管他们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等于从雪地里爬了五百里地到达机场，但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大雪又在机场上空聚集压顶了。航机不能降落，也就无从说到起飞，所以旅途就不算结束，旅伴就不会立即分手，分手以前总应该说点什么，哪怕是允许他楚西北表示一下感谢，简单的一句“巴依日拉”,(蒙语：谢谢)他还是会的，尽管蒙族牧民不兴说达一句话。但楚西北很快地打消了自己的幻想：会更多的蒙语也没有用，关键是这位旅伴压根儿就不想交谈。如果想交谈，楚西北相信这位旅伴不仅会用蒙语，而且会说汉语，他所见过的登族人多了。不，他确信，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蒙旗人，这不是一个语言问题。
“障碍！”楚西北想，“心理上的障碍！就象目前机场的障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呢？怎么产生的呢？”
不弄清达个问题就分手，楚西北总不甘心，他总不愿意飞机降落，但他自己却象那盘旋在密集的云层之上的飞机，在他的旅伴身上顽强地盘旋着，指望着那怕有一丝绽开的云缝，他就要一头钻下来，在这块谜一样的心田上降落，希望不大！
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邵乘客跳了起，来，瞬间功夫，云层不易觉察地绽开了一条缝．而轰鸣声由远而近，这一切只能凭精密的科学仪器或老练的牧人的耳朵和眼睛才能捕捉到的现象显然也梭那乘客觉察到了。而楚西北刚感到一阵疾风吹得机场外面的雪堆上的芨芨草尖倒向一个方向时，那飞机的轰鸣声就如雷灌耳地响彻在机场上空。当他刚举目望向铁板一块的天空时，那飞机却象一只疯狂的鹞子，庞大的白色身躯俯冲向机场周围低矮的杨树行子，眨眼功夫就擦着铁丝网准确地落入跑道中央，在简易的土跑道上剃烈地颠簸跳动了两下，闪电般地向前滑行，溅起扇面形的雪渣和土屑，巨大的刹车声和引擎的怒吼将候机厅内的玻璃窗上的冰花都震落了，安-24型飞机在滑行了1，000米后安稳地停住了。
狂喜地跑向飞机的自然是那一直伫立在停机坪上的蒙族乘客，接踵而至的第二位欢迎者是大雪——云层仿佛是恼怒自己的一时疏忽防守不严，而恚然变色，加倍报复地落下了漫天大雪。顷刻间，停机坪被白毛风搅得混沌一片，机组人员和寥寥的几位乘客从机舱里爬出来，走向休息厅的时候，就几乎蒙头转向了。
顿时，贝思逊慕机场大雪翻飞，大野茫‘茫，大夜弥天。
晚饭已在餐厅里备好了，住宿的房间也安排好了，死心塌地的乘客在服务员的招呼下，长吁短叹地去作过夜的准备。只有那蒙族乘客一言不发，最后忍不住气急败坏地叫了一声：
“啊呀！”
一跺脚，一抱头，这蒙族同志一**坐在长椅上再也起不来了，两只眼睛里流露出的绝望眼神神，全然不是楚西北一路上所见到的那种英雄气概，而是一种绝望和无助的哀怨。楚西北认为需要他的帮助的时刻到了，于是他仲出了自己的手臂。
“乌怪，荷拉怪，(蒙语：不，不用)”那人甩了甩头，小声嘟囔了一声，抓起自己简单的行囊，走了。
接近达位旅伴的愿望是彻底地失败了。在走进餐厅的时候，楚西北郁闷地和司机们凑在一起喝洒，咒骂风雪，，咒骂草原。他在喝酒和骂人方面也毫不亚于这伙司机，甚至更粗野一些，他和司机使用共同的语言：骂这个地方不是人呆的地方，骂自己干的差使不是人干的差使。
“导演？”楚西北不以为然地回答着司机对他的行业的羡慕：“捣他妈的鬼去吧！”
应该说，楚西北是个有才华的青年导演，他四十多岁了，但在电影界仍算是个青年。他有着具有独刨精神的艺术家的倜傥不群的气质，他豪迈，大胆而不失深沉，拍过几部别具一格的纪录片，却没有导出一部令人满意的故事片来。简单地说，那是因为他生不逢时，电影学院毕业后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复杂点说，就很难说了，没有比电影界更难说的事儿了。他有点“名”气，那是因为也曾有一部电影被“枪毙”了的缘故。总而言之，他的追求使他陷入苦闷，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撞。一个月前，他随自治区副主席的救灾慰问的直升飞机降落在边境地区的乌里亚斯太草原，乌里亚斯太草原上的嘎海庙吸引着他，传说那里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日本军队在达里被苏蒙联军击溃，几个残敌逃入嘎海庙里，英勇的蒙军统帅苏合巴特尔在达里下马，怀着出身于牧民的蒙族人对喇嘛庙固有的虔诚，一步一叩头地向嘎海庙走去，而装扮成喇嘛的日本军曹，头戴高高的僧帽，一手持念经的法器，一手持枪打死了苏合巴特尔。蒙军一怒之下把嘎海庙夷为平地。那里至今有苏蒙联军的坦克压出的深深的壕沟，和成堆的炮弹。自然，传说也是成堆的，但都被大雪封住了。楚西北也被大雪封在了嘎海庙，连副主席的直升飞机也没有把他解救出来。还是乌里亚斯太政府专门派一辆解放A80的大卡车——有三个引擎的顺轮的大型越野车才把他搭救出来。同时被达辆车搭救出来的还有北京肉联公司的一伙倒霉的司机——他们的公司经理听说草原今年遗了特大风雷灾，牧民为了节省草料过冬，杀了大批牛羊，经理满心欢喜地认为达是一批相当可观的便宜肉，便派出了他最精锐的汽车队，抢先到达鸟里亚斯太草原。肉装上了车，车却遇到了雪，车队整个儿地陷落在中途站。队长和书记可怜巴巴地留下来，看守车和车上的肉，等待明年春天冰淌雪化之时，北京再来接他们。但黑那时“人在车在肉别臭”——达伙司机和队长临剐时发出了这样良好的祝愿后好象兔子一样窜上了这辆“解放A80”。解放A80的两名蒙族司机讥笑着他们落魄的同行们；
“雪都拱不动，还想来吃肉呢！”
北京司机们受气包儿似的嘟嘟嚷嚷地顶他们几句；“能在有雪的路上拱算什么本事，没雪的路才难开呢！不信你们到北京的大马路上开开试试，光红绿灯就能把你憋死了！”话到此也就为止了，在人屋樵下，怎敢不低头！
那解放A80的司机对楚西北也没有自治区副主席来得客气，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他往司机楼里坐，司机和他的助手把车开到了宝力格草原的一排土房前。
“呼痕！呼痕！”老司机亲切地叫着：“雅乌亚！”
他们亲亲热热，周周到到地把这位“呼痕，，女排在司机楼里，一路上叽叽嘎嘎地说个不停。这也让楚西北他们吃醋不得，谁让人家是“呼痕”呢？("呼痕”即“女儿”之意)大概，那红脸颊大眼睛的英气的司机助手还是个“砰勒根”（女婿）呢，这高颧骨大眼睛红脸颊的蒙族小伙子真是英俊得很，一路上对“呼痕”大献殷勤，看起来他比呼痕岁数要小，爱慕中又加上崇拜，这倒是件令人吃醋的事．
从乌里亚斯太到贝思逊慕，在正常情况下，五百里的路程本应是七个小时就储赶到的，但大雪却使他们整整走了三天。在达三天里，所有人的眼睛里都对那呼痕流露出了“呼勒根”的神情。
汽车刚刚驶出乌里亚斯太就进入了“危险地带”——流沙层上又覆蓝着厚厚的积雪。解放A80驶向一个沙窝子的谷部，在换档时颠簸了一下，便“屯”住了。这是司机们的行话——即是车的底盘整个儿被积雪托住，象是被嵌在雪的模槽盟一样，个车轮只能空转，越是加大马力，车身下陷得越深，空转的车轮等于为车身自掘坟墓——陷入积雪层的底部后，又接着往流沙层里陷，唯一的一把铁锨被司机助手拿去铲雪，北京的司机们帮不上忙，一筹葜展，却见那“呼痕”果断地卸下了后轱辘的挡泥板，拿在手里就钻进了车底盘的底下，半仰卧在雷上挖雪。这时，楚西北他们才赶忙去卸另一块挡泥板。当这一招也不灵的时候，“呼痕”将挡泥板一扔，就朝沙窝子的峰顶走去，从靴子里掏出蒙古刀，奋力地砍着柳条和芨芨草，把它们铺在车轴辘底下。大家又蜂拥着去如法炮制。而达一招还是有点差劲的时候，“呼痕”解下腰带，把那身为出远门缝制的蒙古袍月兑下来，毛朝雪地铺在车轮下。汽车最终开动了。在楚西北达伙乘客中，整个过程她象一个无声的统领；而车一开动，她立刻钻进司机楼里，被两个司机护在中间，金屋藏娇般地不再和大家接触。
在这一路上，"呼痕”类似这样的“英雄行为”也只能是这一次了，女人干了男人应该干的活儿，也许算作女人的“光荣”，但却是男人的耻辱。楚西北他们决不允许蒋有第二次。再有，大家还算什么男子汉！那两个一老一少的蒙族司机也会象宰那些过不了冬的弱羊似的，把他们一头一头地宰了，往雪地上一扔。所以，一路铺冰卧雷，推车开路，加油灌水，大家干得很玩儿命，很有眼力架儿。但汽车在第二天天黑时仍不得不在一个蒙古包前投宿了。难忘的草原之夜哟！，
当汽车在这个蒙古包前停下采时，达一伙人已饥寒困顿，疲惫不堪。但掀开蒙古包的毡帘时，大家却大失所望，蒙古包内漆黑、清冷、十分零乱，牛粪炉熄灭多时了，伸手模模烟筒都会被冻得粘下一层皮来，炉里面的冷灰被毡帘外刮进来的风吹得纷纷扬扬，蒙住了毡垫和炊具，几块喂狗的肉冻在了地上，茶冻在了壶皿，连煤油都冻上了冰（煤油的冰点是-40℃）。蒙古包内外一样冷，所有的东西都是冷冰冰硬梆梆的。等大家的视觉习惯了昏暗，才发现在角落里的一团皮被下面，一个年迈的老额吉哼哼呀呀地躺在那里。想在这里吃顿饱饭、喝碗热茶、睡个好觉的愿望顿时破灭了。而这时，“呼痕”走过上在老太太耳旁笑着说了几句什么，替她掖了掖铍角，就迈出了蒙古包，先用得勒兜求丁一襟干净的雪倒进了锅里，又兜来了一襟牛炎放进炉里。她俨然象是在这个包里，当了十几年的主妇，什么东西放在哪里、该怎么用她全清楚。在生火的当儿，蒙古包里只见她一个人周旋，出出进进，拿东拿西，在她周旋过两周之后，蒙古包就象被她施了魔法一般，变得又舒适、又清洁、又明亮、又温暖。她为每一个人安排了一个舒适的角落，大家盘腿围着火炉坐着，火茁呼呼地冒着，烧红了半截烟筒，女乃茶在火上滋滋地叫着，洋溢着女乃和盐的香味。第一碗女乃茶她奉给了额吉，然后就一杯一杯地递到了司机们的手里，凉肉干为大家在火上烤上了，烟草为大家点着了，在她丽前，所有人都变成了孩子，“排排坐，吃果果”，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温暖和湿润刺激得大家嗽咙发瘠，只听得大家一声接一声地清嗓子、吐痰和擤鼻涕，蒙古包里响彻令人快感、富于传染性的咳喀乱响。而“呼痕”却在火家不不觉察中去迎接晚归的牧人的羊群。能在述一个小蒙古包里安排下十几条大汉的睡眠那才是“呼痕”的天才之举，不是土生土长的蒙族妇女根本办不到。她示意，以牛粪炉为中心，大家头并头地成放射状躺下。楚西北在描定给他的位置躺下时，盖上羊皮袄，但他的眼睛却一直在巾望着姑娘，他想：他们达些五大三粗的七尺男儿在达蒙旗姑娘的眼里，到底算是什么呢？无异于十几条绣花线罢了。她在蒙古包里安排大家睡觉时，不过是在编织自己的图案。而当大求睡着时，楚西北感到了这姑娘纤细的脚从一个男人一个男人的缝隙中踩过，将他们月兑下来的靴子一只一只地别在头顶上的“温那”上，让牛粪炉里上升的余温炙烤着它们，然后自己按照蒙族妇女的传统，在靠近蒙古包的门口处依偎着额吉睡下了。一个何等神圣的姑娘啊！一种同样新奇的感觉在楚西北的心里萦绕了一夜。天亮了，当大家被热醒了的时候，发现牛粪火又升起来了，女乃茶又在叫了，牧人将羊群赶出了羊盘，蒙族司机发动着了汽车，“呼痕”和额吉正在火旁低声地扯着女人的闲话。——自然，楚西北没有一句能听得懂，但他确信，只有女人．之问的体己话才可能是这样的喃喃絮语…．
然而，对楚西北他们，三天五百里的-行程，她却没有一句话。她是谁？她走向哪里？为什么事情？楚西北一无所知，甚至揣模不适她的心情：此次长行是喜？是悲？
不，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语言问题，是障碍！一种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这种障碍使她有意识地拒这些来自北京的人于千里之外，拒楚西北于千里之外。越是这样，楚西北越压抑不住自己想接近她的强烈愿望。现在旅途即将结束，他感到恍然若失，丢失了什么呢？楚西北问着自己：丢失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也不属于他的另一个世界的梦。这就灶艺术家的荒唐了。算了！楚西北挥了挥手，快回道旧日的生活轨道去吧，回到他所熟悉的人群和工作中去，想办法寻找一个好的主题，好的题材，拍一部象样的影片，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好感的。四十多了，总应该有所建材。这种到处乱撞的日子快结束吧！但愿明日飞机能起飞，但愿今夜快点打发掉。
他看了看表，才晚八点，他走入了候机厅的休息室，那里电视正在开放。
两分钟后，他从休息室巫奔跑着来到了女乘客的房前，激动地敲响了房门。里面传来了蒙语的“请进”：
“奥勃吉勒！”
他推门进去，立刻被一团热气包围了，蒙族姑娘自己卸下了全部蒙族装束，只穿了一件汉族的毛衣。她刚刚洗完头发，脖子上围一条蓝色的绸巾，短发上滴着水珠，一双脚还泡在热水盆里。她并不羞涩，却很戒备，又不失礼仪地问道：
“乌其勒太？”
楚西北诚挚地请求着她：
“您用汉语和我交谈好吗？”
姑娘不说话，扯过绸巾的一角在手指上缠绕着。
“您知道，我不会讲蒙话，而我知道，您是会讲汉话的。我刚刚知道，姜柳同志，……我刚才看到了您，在电视上……”
当楚西北陪着姜柳走进休息室的时候，司机们正凑在一个角落里吵吵嚷嚷地“拱猪”。一个军人在另一个角落翻阅着画报，电视前只有那个内蒙戏校的老师带着他的一对金童玉女，他要让他的学生从今天晚上就步入艺术世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姜柳，也没有任何人认出姜柳。只有楚西北，为姜柳拉开一张椅子，自己静静地站在她的后边。
他一边看着电视上的姑娘，一边看着电视下的姑娘，在这三十分钟的电视节目时问里，楚西北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豁然开朗。他看了看表，他要永远记住这个时刻—十一月二十日二十点。在这一时刻，命运将他的生活和艺术神秘地引向了这个姑娘。
北京
学院村枫桦西路
十二月一日十时
一拐进枫桦西路，姜柳的心就忭然而动，这条在梦中萦绕了十二年的路，突然在自己的脚下展现了。她白己却感到不真实了。它不象思念巾的有那么多斑斓色彩，也没有记忆中的那么宽阔、深远——达或许是因为自己在草原呆得太久，或许是因为自己长大了的缘故。据说人长大了以后都会发现童年的记忆不太准确，没有那样大——但线条却变得格外清晰。在寒风中的枫桦西路，无论枫、无论桦都已落尽了叶子，灰白色的马路被风吹得很洁净，因而显得很坦直。楼房也是如此，五十年代的红砖楼一庄一庄地显出了它们的朴素。姜柳稍事停顿了一下，就立刻恢复了现实感：一切是那么熟悉，最物依然如旧。天翻地覆的十年动乱中，山崩了，地裂了，巨星殒，大厦倾。但过后，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些朴素的、渺小的事物却安然无恙。那个小小的油饼店，墙都有点斜了，但炉灶却一直热乎着。那个小小的水洼，结了冰的水面依旧是那样的辉映着冬日的太阳，水洼边依旧几根芦荻瑟瑟，使这枫桦西路至今仍保存着那么一点乡野气味。那个废弃了的篮球架子，仍被人们用来拴晾衣服的绳子。那个门房后面依然用桦木杆围着一小块园同，从那圆中尚未被清理的枯藤衰蔓可以推断，当年的老传达依然种着旧日的几样菜蘸。白杨树依然夹着一条小路，那白杨已是出奇地商壮伟岸了，可它们夹着的那条小路呢——姜柳用日光亲切地抚模着达条小路一直到尽头——小路上大概还有自己上学时边走边踢的石子吧？久违了，枫桦西路！童年的时光，童年的幸福，在你的两旁历历可数呢！姜柳摘下了头上的皮帽，骄傲地扬起了她在冰雪中晒得黑红的脸庞，把那一头粗硬的男孩子似的短发，沐浴在柔和的都市的风里。
可一走进枫桦西路的院子，姜柳又把帽子戴上丁。帽檐直遮到眉毛上，她的两只眼睛只能通过茸茸的狐皮毛往外看，并且故意靠着柏油路边的土地低着头走，她怕冷不防有某一个熟人和她打了个照面，那人会指着她的彝子说，
“啊哈，是你啊！你不是发誓永不还乡的吗？你是怎么又回来了呢?"
是的，我回来了，我达算是农锦还乡呢，还算是浪子回头？——走向那应有爬山虎的专家楼，每一步都是艰难的了，每一步都提醒着姜柳她旧日的耻辱和痛苦：
就在那扇宽大的落地的窗口里，她朝着姜成喊道：“我的身上没有你的血，你不是我的父亲！我不认你！”
在那个熟悉的一楼阳台，黄婆婆两只手沾着面粉哭着追了出来：“人要有良心啊，柳芭l没有良心那还叫人吗?没有他哪有你啊，你到哪儿还能找到这样的父亲呀！”
就在这堵墙上，她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宣布和姜成月兑离父女关系，一刀两断，永不还乡。大字报下围满了人，她背着一个小背包卷儿从人群中穿过时，有一个青年朝她仲了伸大拇指；“好样的，姜柳！”有一个阿姨望着她单薄的身影说：“真可怜啊！怎么受得了啊！”不知道她达话是指姜成呢，还是指姜柳？当时姜柳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是同情自己，但走了几步，她产生了怀疑，她一直想回头质问一下这阿姨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假如这个阿姨冒了出来，该谁来质问谁呢？
“嗅！对不起！一个女孩子，象自己当年一样背着冰刀从楼里冲了出来，一头撞在了姜柳身上，“对不起，阿姨！”那个小姑娘道了一声歉就飞快地跑了，远处，有个同年纪的男孩子蹬着自行车在等她，屋里，传来了一个年青母亲的温柔的叮嘱。姜柳达才明白，已是事过境迁、物是人非了。瞧瞧，那女孩子已经管自己叫阿姨了！假如不是文化大革命，恐怕她也会在这所房子里养育出一个这样大的女孩了，黄婆婆也不会总埋怨这小楼里太空旷了……一种沧桑之感使柳儿从这所小楼前退了下来，她确切地知道从前的那个家已经不存在了，她也确切地知道。人还都在。这十二年来，她无时无刻不在打昕他们的消息，只是他们打听不着她。
“不是这里，”她神情恍惚地说，“是那里。”
她扭转头，按照她早就知道的准确的地址，在破旧的号楼里的一座小单元前站定了……、，
“敲吧！”楚西北小声地鼓励着荽柳。姜柳达才意识到他的存在。
楚西北一路默默不语地追随着姜柳，象是追随着一个梦游者，暗中照顾着她却一声不吭。他知道在姜柳目前的精神状态下最好不要打扰她。他观察到，姜柳在沉默的时候内心反而暴露得更多一些。现在楚西北根本不着急了，他相信自己将有足够长的时间来了解和接近姜柳。自从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一个短暂的旅途结束之时，他压根儿就不理睬姜柳说的“再见”。他胸有成竹地认定，新的旅途已经开始，在这旅途中他仍是姜柳的伴侣，这将是一次长长的飞翔，是比翼齐飞。
“敲吧！”楚西北看着姜柳在门前无动于衷，小声地问了一句；“也许要我走开，晤?"
姜柳立刻点了点头。他早就该走了。要打开这一扇门，她需要安静，需要孤独，在她的心灵走向她的父亲的时候，全世界在她的眼里只有一个人。她也没有理睬楚西北的
“再见。”
楚西北只好走开了，但没走多远．他就站住了，他感到姜柳在后面追来了，他急忙回身迎着姜柳跑去。
姜柳把一本薄书塞到了楚西北的手里，低着头，搜寻着词句：
“……不是给你的，’’她扬起头，首先声明了这一点，"请你替我……送进去，如果他，他要是喜欢的话，我再……进去。”姜柳十分困难地表达着自己的意思。
楚西北没有让她再说下去。
“明白了,楚西北说，他确实完全明白了，他也确实完全能够胜任达项使命，他将用达本书作为敲门砖敲开隔在父女之间的这扇门。从贝思逊慕机场的夜晚开始，楚西北已大致地了解了姜柳的生活，他对达一切有着更高的评价和责任。
“等一等，”姜柳拉住要敲门的楚西北说，“说得轻一些，他……心脏不好。”
楚西北拍了拍姜柳的肩膀，示意她站开，就“笃笃”地敲响了门，门开了，他头略微一低就进去了，门接着就关上了。这一过程进行得比电脑还快，可躲在一旁,的姜柳就已经自禁不住，伏在了墙上。
她等待着宣判！一切取决于楚西北拿进去的那本书。那本书，写着姜成的命运，那本书，将决定姜柳的命运。
姜柳是她的学名，黄婆婆按照家乡的叫法叫她柳儿，姜成按照俄语的叫法叫她柳芭。柳芭是是“爱”，的意思。
柳芭是爱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柳芭是姜成的女儿，这一点儿也不假。但无论瞒谁也没有用，柳芭和姜成的所有儿女长的都不一样。姜成的所有儿女都是混血儿，因为他们的母亲是一位苏联公民，一位佥发碧眼、高大、肥胖、勤劳、善良的乌拉尔的劳动妇女。五十年代中期，姜成夫妇带着他们的一大堆孩子来到北京，人们很快就看出了他们最小的女儿柳芭是纯正的中国血统。尽管那位苏联母亲爱这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女儿，但她们母女俩说起话来十分困难。姜成的妻子不会说汉语，而柳芭不大会说俄语，必须求助于姜成。几个大哥哥大姐姐读书的读书，作工的作工，和柳芭年纪相仿的小哥哥米沙淘气异常，虽然高兴起来肯给柳芭作马骑，但不高兴时也会把柳芭摔得鼻青脸肿。因此，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出出进进，总是姜成带领着小柳芭。小柳芭一见到父亲就象麻雀一样地欢蹦乱跳，接着他的脖子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父女俩有一种异样的亲热．那时姜成也快五十岁了，关于他的这个小女儿的来历．人们肯一些神秘的私下咬着耳朵的猜测。
从十年代起，随着过内外形势的大动荡，姜成的家庭生活生和政治生活也动荡起来了。他自动地取消了双重国籍和双重党籍，他的妻子回国探亲再也没有回来，并且带走了全部孩子。他在政治上受到了一系列甄别和审查，他的一生似乎都是这样。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在他所选定的这条道路上，个人的不幸已是在所难免。动荡的结果，姜成所剩无几，仅存三件东西：中国国籍，中共党籍和柳芭。他把所剩的这三件东西紧紧攥在手里，这是他赖以生存的最后的命根子了。但“文化大革命”又把这三条命脉一把扼住：失去了公民权，失去了党籍，失去了柳芭。前两者的失去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但柳芭的失去却在意料之外……
难过对于姜柳，这一切是在她意料之中的吗？
她长到十五岁，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快活得象个阳光灿烂的口子，但突然，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人家告诉她说，她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是修正主义分子，是特务，是右派，是黑帮，是这个派那个帮……姜柳的头一下予"懵”了起来。
突然，人家又告诉他，这个派那个帮的不是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另一个人，那人出身纯正，清白无瑕，她是个贫苦农民的骨血。
于是，她宣布她不认姜成这个父亲，她要去找自己的“红根”，自己的血"源”。但无论姜柳怎么闷，姜成一口咬定，柳芭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除他自己外，柳芭没有别的父亲。他把自己的全部履历的文件交给了柳芭，
“这就是你的根，造就是你的源，查查吧，柳芭，查到最后你会知道，你的父亲是个什么人！，
就是黄婆婆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劝柳儿回心转意。“你查什么根，查什么源哪！柳儿，你是看这颗大树倒了想另占高枝儿啊！你占不到什么高技，你记住我老婆子的这句话吧！你丢掉了这样的父亲，这是罪过呀！”
姜柳走了。她认为根源于她已没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从今以后：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一个陌生的人，一个不沾姜成一点儿痕迹的人——也就是说和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她改名换姓，远走高飞，有意识地断了自己的回乡之路。她换过几个插队的地方，越换越远。凡是和过去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她全都切断了，连她最亲近的同学们都不清楚她的下落，她的同学们早在几年前都回到了北京。她只身一人在边境地区的乌利亚斯太草原生活了十几年之久，穿蒙族的服饰，讲蒙旗的语言，外来人设本看不出她是汉族人，而本地牧民早把她看成了自己的“呼痕”。她在姜成的身旁无非是过了十几年的孩挺生活，而她在草原上也呆了十几年，这十几年包括了她的全部青春。以这后十几年对前十几几年，一半比一半，姜柳的月兑胎换骨应该完成了。她却一天比一天地痛楚地感到：她身上流着的还是姜成的血。
正是她之于姜成的、前十几年耳濡目染给她的那些品质，使她能在这社会的最底层生活下来了。而越是在这底层里生活着，姜柳对父亲的思念和热爱越是与日俱增。乌里亚斯太草原的青春使姜柳想到了姜成的青春。三十年代的姜成正和姜柳一样曲年纪，他被党派往莫斯科学习，开罪了王明，便被贬到了乌拉尔地区，不能回国参加中过革命，只能在异国他乡作一个普通的工人，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人。苏联工友们亲热地叫他“丘丘”（小不点儿），他被接纳为苏共党员，同时作了乌拉尔的女婿。姜成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娶了一个苏联士兵的寡妇，帮她开荒种地，扶养儿女，并生下了自己的儿女。姜成多少次向姜柳讲述过他在乌拉尔渡过的青春，那小河，那草原，那冬天的冰雪和清晨的雾，那牛羊和异国的姑娘和茶炊，那里的劳动和歌唱，还有思乡的眼泪和郁闷，赤子之心和忠贞的爱……多么相象啊，父女两人，跨越了两个国家、三个民族、。好几个时代，却步的同一条道路。她无数次地研读着姜成交给她的履历和造反派交给她的黑材料，最后，她读懂了，她从字里行问看到了姜战从一二七年开始的足迹，一个最普通的又是极伟大的共产党员的一生，并不辉煌却无限光明，无限曲折却没有移交阴私的问心无愧的历史，付出了一切却不取一丝的历史。
黄婆婆的话象刀子一样地戮着她的心窝：“丢掉这样的父亲，这是罪过呀！”现在是她的罪过使她不能还乡了，在她没有赎清自己的罪过之前，她不能去见自己的父亲。
更何况，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切都水落石出，干部一批一批地被解放、被平反，被迫害致死的好人一批一批地开追悼会，报纸上发表的一张接一张的讣告使柳儿胆战心惊，她意识到一种紧迫感；如果她再不去认自己的父亲，她将永远没有父亲了。
姜柳将自己每年挣工分攒下来的钱全部当作路费，按照父亲履历表上所提供的线索，跑遍全国各地，走访那些父亲当年的战友和同志。这些活下来的几乎无一不是大干部，他们很好地接待了姜柳，他们深知姜成的为人。虽然他们中间可能伤害过姜成，但姜成在任何时期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同志，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也如此，国内如此，国外亦如此，“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他们满怀感情地描述了他们与姜成的战斗友谊。
这期间，姜柳多少次路过家门而不入——她总是悄悄地躲在一旁，看着黄婆婆将父亲从牛棚接回地震棚，又从地震棚挪进达所单元；看着父亲加入了练太极剑的小组，怪可笑地挥舞着木头宝剑，看着父亲从党小组会上散会回家，象小学生放学一样地斜背着书包，喜滋滋地；看着他一个人踱来踱去，不知想些什么，看着在天气好的时候，黄婆婆晒被子，父亲腌黄瓜。保重了，父亲！拜托了，黄婆婆！——姜柳总是含泪默默地念祝着，悄悄地离去，重回风雪草原。
现在，她终于完成了姜成的传记。这其中多少甘苦和周折，姜柳已经全抛在脑后，她都没有去品尝成功的滋眯。对于姜柳，这本叔是她负荆请罪的“荆’’，是将功折罪的“功”，是她越过十年动乱的战壕回归父亲怀抱的桥。可是——
父亲，你肯接纳我吗？你肯再承认我是你的女儿，一如既往吗？
姜柳紧伏在墙上，紧张地等待着，她的脚一不小心触到了一样东西，她低头一看，是一口熟悉的坛子，里-是结着冰磕儿的酸黄瓜。这就是家啊，走遍天涯海角，不看到它，不算是到家啊！她忍不住轻轻地啜泣起来。
门紧关着，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姜柳担心地看着楼梯，她怕再有半个小时，邻居们就会下班归来了。在那些有主妇的家里，已经传出了煎炒烹炸的响声，而102号里仍寂静无声。她知道楚西北会施展他的全部艺术手段来渲染和解说手里的那本书，然后微妙地引到父女关系上来。或者，他会和父亲进行一场直截了当的男子汉式的谈话，因为这两个男人都不善于拐弯抹角。也许，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在谈天气，谈形势，谈健康，楚西北有可能假托是姜成的某一位战友的孩子来看望前辈，因为楚西北也是一个烈士的子弟，那话可就扯长了。姜成一看到达样的后代，会比见了自已的孩子还亲，没完没了的问寒问暖、问长问短、叮咛嘱咐、革命传统教育……除此以外，楚西北还会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能使他这个闯进家里来的陌生人一进门就能说服父亲接纳背叛的女儿呢?
实然，姜柳听到屋里闹起来了，先是黄婆婆嚎啕大哭了起来，又是楚西北含糊不清的劝慰，然后传来了姜成摔书的声音：
“你干吗给我念书，书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要传记，我要柳芭！柳芭在哪儿啊？！”
屋里乱成一团，只听得家具碰翻的声音一路传来，门猛地打开了，姜成踉踉跄跄地奔了出来。
柳芭激动得双腿发软，她顺着墙根滑了下去，蹲在了酸菜坛子旁边。
黄婆婆捂着自己的嘴不让自己哭出来，楚西北紧张地在姜成身后护卫着。姜成老眼昏花地在黑暗的走廊里寻找着，姜柳慢慢地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挪向了自己的父索．
“我到家了，爸爸，”姜柳悄声地说。
“那干吗不进来，该吃饭了。”姜成嗓音沙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