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委作了如此的部署以后，这次下乡的盛况自可预见。许部长和何干事在约定的时刻超前十分钟带了车子来，帮助收拾行李，提包上车，又在宾馆打了个电话到目的地去，说明这里即将起程，一切都办得非常妥帖口但出乎意外的是临时增加了一个省报记者扬蓬。扬蓬同呼延平熟悉，知道自己的出现会引起呼延平不顶愉快的回忆。因为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一点值得记住的历史，这段历史今天扬蓬想起来也不快乐，但推到客观方面去的理由尽可找到，仍可臻于问心无愧的地步。呼延平看到他果然流露出惊讶了的表情。因此他主动解释他到大泽县已经四．．五天了，任务是了解大泽县各公社文化站的活动情况，今天宣传部有车下去，他就顺便搭车先到那一路去看看，这许多话无非J足告诉呼延平“只管放心，与你无关”。
大约四十多分钟，面包车开到了目的地，进了那儿的区委院子。刚停下来，医委第一书记和宣传科长就从办公室里走出来
他们显然在等待，现在闻声就出面迎
握手，寒喧，引路，邀进会客室，洗脸，饮茶，致欢迎词，告诉大家。区委昨天接到县委电话以后，就立即同有关公社党委联系，公社党委立即下达列大队，到．生产队．膳，宿问题当天就落实解决。床铺是区里用汽车运去的，宿舍选在一幢刚建成的新房子里（讲到这儿。区委书记专门对呼延平说了一句。“就是你堂弟家里。”）。伙食也请房主代劳。横竖天数不多，就这样马马虎虎算了口下去后觉得不方便再请随时告诉我们解决吧。
大家听区委书记安排得如此迅速妥帖而又如此谦逊，除高兴而外更无话说。稍事休息之后，便抓紧时问，满足汪一凡的要求，选定附近特别能代表这一带农村特色的几个地段“走马看花”，为将来拍摄外景打个政稿。这时候面包车上就多了一副区里的招待班子（包括区委第一书记、宣传科长、秘书三人）了，因为坐不下，区委就把一部吉普开来参加这个行列。主人自己挤面包，吉普让客人坐，以表示敬意。于是公路上、大道上的烟尘更大更高，一路行人都注目。呼廷平很觉得自己是在台上演戏了，怪不得“衣锦不还乡，犹沐猴而冠’’，果然是别有一番滋味的。路过一处公社委员会所在地，那里有个漂亮的剧场，这一阵县剧团正在演戏。记者扬莲同志到此下车，因为这里是文化活动中心之一，正是采访对象。汪一凡对于一个农村公社居然拥有如此现代化的剧场十分惊异，因此进去细细作了参观，莲连赞叹不止。因此讲到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的变化，兴奋得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气质。宣传部许部长因此又动议今晚上请大家赏光看剧团演出，给提提意见，帮助提高提高。达个邀请毫无疑问是对着大导演汪一凡来的，汪导演自然义不容辞，满口应承。如此边驰、边看，边谈、边议、边交流感情，无有一个不觉得心情舒畅，兴致勃勃。待到快近午餐的时候，他们使适时到了呼延平老家所在的公社委员会，那里的许多于部（包括公社书记兼主任，副书记兼副主任，委员兼秘书，股长）已恭候多时。这些同志和呼延平无不认识，呼延平小说里的人物多多少少有他们一点隐隐约约的影子，或褒或贬。或多褒而少贬，或多贬而少褒。彼此心里早都有数，背后的议论也不是一朝一夕，传进呼廷平耳朵的也不是一句两句。而现在相见，却都表现得宽容大度，彬彬有礼。没话都有分寸，掌握不住分寸就不说，迸退都有规矩，不懂规矩就不动。果然人自有见面之情，而且是力争五讲四美的。这已经使呼延平惭愧的汗流浃背了，士别三日，原该刮目来看，思想上，道德上，品性上……一句话，精神上的变化原来也可以大跃进，如今不是一下子都改得很好了吗！也许他们本来就不曾坏过，坏倒是装出来的，好倒是本色，现在这本色就很容易恢复过来吗，所以都是指日可待的嘛！尤其让呼廷平吃惊的是，他老家的大队书记也来了，他们没有握手，没有正面打招呼。他们心里的疙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到现在为止，呼延平在这个世界上打交道最多又打得最糟糕的就是同这位后起之“秀”，平时呼廷平想起他就以为自己一个月没有洗澡了。他们至少有五年不曾彼此打打过招呼，即使狭路相逢也掉头而过。可是，他们毕竟没有不共戴天。这一次却能在一个桌子上坐下来，用同一个救护筛酒，在同一碗象里伸筷子子……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复归，不能不说是宽恕，不能不说是夫子之道，不能不承认这就是把一切罪过归之于“四人帮”，不能不看作这就增加了安定团结的因素，而且也不能不认为呼延平已经承担了在家乡的人民面前为大队书记开月兑罪责的义务——理由是非常现成的，“四人帮”粉碎以前就创造出来了，打够了人就对挨打的说明：我们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呼延平竭尽全力说跟自己，批判自己如何落后于现实，应该如何赶上这个时代，以便心安理得地同这位大队书记和谐地相处。但毫无用处，他觉得自己的道德观念无法平衡，他的精神在分裂，一切都不可理解地莫名其妙，．就象一个拿十元工资的小勤务员住在每天三十元房金的宾馆里一样。近年来呼延平不大愿意道自己的故乡亲，除了怕当地有些干部侧目丙视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乡有些受冤的群众，至今冤沉海底，得不到昭雪，他们知道呼延平是受过大冤屈的人，不光是尝过滋昧，而且是吃了大苦堆的，因此也们相信他，相信他对他们有同情心，相信他会尽力为他们的平反出力奔走。他们把他当做自己的知心人，自己的依靠，而且认为呼延平现在名声很大，一定有力量为他们做好这件事，他们不断地找健诉说自己要求平反却碰到许多障碍的情况，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造成冤案的人还在那个位置上，其中就有这位大队书记。当然，呼廷平明白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但要短说明全部原因也实在还缺乏知识，他知道自己不但在认识上，而且在事实上完全无能为力。一个写了几箱小说的作家，想和一位大队书记争个高低，力量还相差不少呢。他尽力想向这些冤屈未伸的乡亲说明这种实际，以证明并非自己不肯帮助，这当然已经很使是一些人失望了。所以呼延平有些怕见他们，不光是怕他们纠缠，而且感觉到一种没有出口的谴责，仿棉呼延平已经忘记了过去，背叛了受苦受难的群众。当然，呼延平可以间心无愧，不过力不从心而已。但是今天，能终于同这位书记坐在一条板凳了，这就等于显出了原形，如果说你没有力量替别人伸冤，难道连自己的**都没有力量不生下去吗！
不必冤枉呼延平，他原是不肯在公社星吃这顿中饭的。一下汽车他就想离开；但他是个讲究礼貌的人，他得向主人说明原因（这原因别的都可以说，惟独不能说“不愿白吃”，如果这样说了，对方就很容易回答：“你付钱好了。”那就不能月兑身了）。结果就波一把抓住，无论如何不让走，指出他今天与其说是客人，倒不如说是主人。真正的客人不是他，是他领来的汪导演他们。公社有客来，准备一顿便饭是常例，“就算公社把你当做客，你在客人面前还是主。你怎么可以走？你走了，汪导演他们怎么办？不能走，不能走。”迫不得已，呼廷平只好在饭桌边坐下来。端上来的菜，果然也是普通。同呼延平家中常备的好不了多少。呼延平松了口气，心想幸福亏不曾做英雄．这儿并非必须用武的地方。随和一些吧，算了，难得一次，也是身不由己，小题大做反而给人沽名钓誉的错觉。于是呼延平就“通情达理”了。
一顿饭吃了个皆大欢喜。呼延平嘴上!油腻还不曾来得及抹掉，公社书记就亲昵地把他一旁，那里还有一个人在等他，就是文革中负责改造他的大队书记。现在，这位书记是汪导演一行人最主要的主人了，再过几小时就要到他的大队范围内去开始体验生活，他当然也应该有所表示，然而在这种场合里由他出面就显得“人微言轻”了，不得不借重于高一级的书记，要求呼延平陪着客人回大队去吃一顿晚餐。呼延平原本是要把汪一凡等送到自己的老家的，既不会因没有晚餐吃不去，也不会因有了晚餐吃不去；去是既定方针。但去了之后有人请吃晚饭而不去吃，那末，又会把大家弄得很尴尬。逢场作戏也要把戏唱完才能月兑身呀！呼延平只好顺理成章答应了。不过总还不信任大队书记，就象从前书记总不信任他一样，这大概也是历史造成的后果。所以极严重地警告他：第一，你们不要以为吃得越好就算对客放重，人家是讲原则的，吃得越好会越有意见。第二，象公社这样，吃顿便夜饭，我同意。但是，绝对不吃酒。
呼延平这个交代很有道理，因为一吃酒，就得下酒的菜，就收不拢了。再说这位书记又酷嗜此物，呼延平一闪念间就可以想到他很多狂饮的故事。赤脚医生陈荣荣的叔叔陈康正，七四年亲口告诉过呼延平，说有一次荣荣家做了米酒过年，书记就去吃了一深黄昏，却说道：“荣荣，你家的洒太淡，我吃了大碗了，还不曾觉得吃了酒。”陈康正因困在隔壁球上，听不下去．耐住性子按茬开了句玩笑说：“书记，碗不够，你可以吃十八碗嘛！”告诉呼延平的时候。才加了一句心里话：“留点人家新年上亲戚来吃吃吧！别作孽了。”这书记因此被踢了阁绰号叫十八碗。那是必须预防的。
呼延平有-个在邻县当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老朋友，曾经带了呼延平到该县全国闻名的“学大寨’’点里体验过接待工作，那一次是中央一个部长要来参观指导。这位部长本亲是到该省一个风景区休养的。参观是休养生活的一种点缀，自然无可非议，而且病中如此关心国家大事，思想境界也是高不可攀的。但是他一旦出动，红旗牌后面还有红旗牌，然后是上海、率田、伏尔加、吉普……各级接待人员象滚雪球一般层层加码，组成了一个洋洋大观的长队。最后则是以呼延平的老朋友领导的那副班子压轴。没有办法少花人力物力呀，因为他们的接待范围包括各级为借贷而来的接待人员。
现在呼延平又一次体验到那种生活了，尽管规格低得多、随便得多，但模式倒是一一样的。
事前商定的那一顿便夜饭，就安排在呼延平老家所在的生产队，就是公社替汪导演一行找定的住所，在呼延平的堂弟呼延国洪的新房子里。这一行客人，从锦川市乘车出发，逐级下沉，到达这儿几乎花了一天时问奇一路上滚成的雪球，已经超过原有人数前二倍了。大队的接待班子是同呼廷平老家所在的生产队合起来的，编制有点资产阶级自出化，象文化大革命里的造反队一样，没有限额。但也并非不成规矩，按惯例总要有点头衔才上得桌面，例如书记、队长、会计、委员……一直到赫赫有名的四大员①都是，明显地带着自由化性质的是还有同呼延平关系特别亲近的几个社员也参加了，那算靠了呼延平才“升天”的“鸡犬”,不能单从等级的观点去解释。
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里．发生这样一次（几乎无法形容的）集会，史书如何记载且不管它，但在民间址极有可能个流传千古的。按照传统的思习惯，凡在中央，省、县、区、公社、火队任任何单位于任何工作的人，都可以分别称做中央二干部、省委干部、县委干部，区委干部、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据此，也就把们看做是负责全国、全省，全县、企区，企公社，全大队工作的干部。呼延平的乡亲们就姓这样开明地组成他们的组织部和人事局的。所以，文化部所属电影厂的导演汪一凡便进入了同家领导人的行列，省里算不上叫什么名称的呼延平也放到了相应的位置上……小小的农家新屋竟然包孕了整个宇宙，当代各级（从最高到垃基层）干部直到群众都汇集一堂了。因此，这里的气氛显得异常难以描摹，几乎每一个人（或每一阶层的人）都有独特的情绪和极微妙的心理活动。比如区委书记以下的诸位“记”和“长,们都记得从前呼延平的瘪三校样，向来没有把他放在眼里面是放在鼻孔里（出气）的，现在竟小看他不得，抬举他又非心愿，总是有点尴尬。许多人彼此知道各人在背后对呼延平的意见如何不同，而现在的表现却如此一致。为了维持这融洽的场面，也没有任何人肯戳穿一副假脸。而且世界就是运动着的物质，而物质就在运动中起变化，一切都不停顿在变，等到呼廷平到呼延国洪家的时候，世界正巧也变成了这个样子，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并不一定是假装出来的，我们现在不允许把假的当作真的，也不能把真的当做假的。谁要戳穿了，倘若发现竟是真的呢？那岂不是多管了闲事；吗！呼延平大体上明白各人在想什么，因为这两年来他是这个地方受列议论的中心人物之一，这各种议论自然也会让他知道，但是在这个场合里，即使对伤过他肌肤筋骨的同志也必须以德报怨，甚至要把这“也来参加接待”看作是一种悔改的表现。啊，“克制”是多么伟大，它真会把呼延平改造成政治家昵。
呼廷平一向是敏感的，他忍受不了。大家都不想多开口，这么多人在一起，竟还常常会出现短暂的“静默”，这很不好，很容易使大家回想出更多的往事来。呼延平希望帮助大家摆月兑这种困境，他说了一些非常俏皮但不可能使人理解到真意的话向汪一凡求助：“你看这真是‘挤挤’一堂呀，汪导演，你能不能同大家讲讲你的工作?据说演员好多是导演培养出来的，你同大家讲讲经验嘛l”
汪一凡徽微笑着，他似乎懂得了呼延平的意思。想了一想说："这真是说哪里话来，要说这世界是个舞台，那么我们自觉不自觉都是演员，没有一个是导演培养出来的，但世界作为一个舞台，要演出，自然除演员之外，也总有导演吧。然而导演的作用也有限，他很难使一个不愿演戏的人成功，他也很难使一个愿意演戏的人违反他固有的气质。我曾经导演过一个戏，戏里有位演员扮演的一个角色，必须对他的对立面发怒，可是，这个演员却硬是怒不起来，一连多次都失败了。我就走上去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好，他发怒了，责问我为什么打他，于是我就说：‘祝你成功！’但后来的演出，仍失败了。我后悔我刺激他装假。这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我甚至发现我的孩子怕我，我就痛苦，我怕他因此做假。”
时闻没有使汪一凡过分辛苦，吃过晚饭还要应邀乘车去——十里外看县剧团演出，接待班子把晚饭提早摆出来了。这的确是一顿便餐，是遵照呼延平的意见准备的。不但没有酒，而且没有肉（下午巳无内供应彳这也可见大队书记请吃晚餐不是预谋，而是临时动议，呼延平认为这倒表现出一种真意）．两碗鲜鱼算是上品，-碗清蒸，一碗红烧．一尝就晓得尉从河里提出来。其余则妙鸡蛋，烧百叶和两碗素菜面已。又因为大家要赶时间看戏，都匆匆忙忙吃了一点就动身．所以这一顿晚饭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任何特殊的印象，这也是呼延平当时挺满意的一点。
呼延平没有去看戏，因为老家熟人多，几个月不回来，有些事要同大家聊聊，所以向许部长告了罪，留下来了。在送他们上车的时候，他又同汪一凡说明，他原先是决定不下来的，所以约了一位同志明天在锦川市会面，今晚上等他们看戏回来后，他就随车先回锦川市，不在乡下相陪了。
他重新回到呼延国洪家垦时，就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场面，那是客人离开之后通常总会出现的，不过这一次竟包括大队书记在内（他通常是陪客的主人，这一次竟同接待班子坐在一桌了）的接待人员都已坐下来用膳。宽朗朗两桌。菜还是那几种，但是有洒。他们都装做没有看见呼延平进来，也没有招呼他“喝一口”（大家都知道他能喝酒），可见是书记关照过的了。呼廷平的心冷得发抖，脸色一阵白、一阵红、一阵青。但是怒，他努力克制住了，什么也没有说．他晓得，如果他要问酒从哪里来，大家都会笑嘻嘻地回答他说：“烧莱剩下来-滴料酒！”
这本来是极普通极普通的事情，不同的不过是今天的事情牵连到他呼延平身上而已。
然而这能怪谁呢，谁都能怪，惟独呼延平没有资格怪别人。他是客人，吃白食的是他（尽管他愿意付钱也洗刷不清），其他都是主人，他们吃自己的东西，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吃到，然而比了你呼廷平，又有什么可怪罪的呢！
呼延平再没有情绪去看望乡亲们，他悄然走近另一个房间，往短凳上一坐，象散了骨架似的长叹一声，心里边大声责怪自己说．“今天你怎么这样糊涂呀！”
他清楚地想起，在一七七年冬天，那时侯自己的冤案还来改正，他的一位在省委工作的族兄回家探亲的时候，自己曾经特别提醒一句话：“大队里请你吃饭，你千万不能去。请你一个人，陪客有几桌，都吃在你名下！”过了不到回年，怎么竟连自己都忘光了呢？
“该死！”呼廷平痛苦地捧着低垂的头，第一次发觉自己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