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節來源＊＊***
庚子年的正月，華北平原相對還比較平靜，但在傳統節日喜慶的背後，義和拳的潛流仍舊沿著大平原上的驛道和水路在向北繼續傳播。
直隸中部任丘縣的鄚州鎮位于是直隸中部地區前往天津的交通樞紐所在，從這里沿著大清河可以直通天津，因而這里舉行集市和廟會的時候，各地客商雲集，幾里長的路上車水馬龍，人流川流不息，熱鬧非凡。春節後的集市和廟會也吸引了南邊來的拳師到這里活動，因為附近的村子也陸續開了拳場，並有攻擊教民的行為。
任丘知縣在得知拳民們的活動後，便親自來到鄚州鎮勸諭，但他的權威顯然不夠，拳民不為所動。後來，河間知府王守親自前去安撫，但拳民反將數名官吏打傷，並搗毀了知府等人坐的轎子。王知府等人狼狽的逃回了任丘縣衙，當他將此事上報的時候反被上司斥責，于是義和拳隨後便急速擴大。
二月十二日，王守和任丘知縣再次微服前往拳民匯集的梁召鎮勸行禁止，但飽讀儒家學問的王知府看到拳民們怪異的表演後，便怒氣沖沖的沖上去將義和拳的神牌全部搗毀在地。
知府大人的行為立刻激起了拳民的憤怒，一個年輕的拳民揮刀向知府砍去，所幸他身邊的一個護衛上前保護－－－結果被砍死了。知府等人逃竄到附近一家教堂，在告知身份後進入避難，一直等到馬隊趕到才月兌險。五日後，梅東益的部隊趕到這里，命當地紳士在三天之內勸諭拳民解散，不然就要鎮壓，但在解散途中，拳民和教民發生沖突，結果梅東益手下範天貴的馬隊趕到進行剿殺，這里的騷亂才告一段落。
任丘縣的事件可以看出，義和拳在直隸南部被平息後，但仍舊能依靠降神附體的形式再次復制並產生拳民首領，其擴散的路線是逐漸北移。在「拳民依然執迷不悟，習者益多，兵少難填」的情況下，當地的政府也拿不出什麼好的解決辦法，可謂是陷入了勸諭無效、禁止又禁止不了的窘境。換句話說，一旦地方上出現這種民眾自發並且帶有暴力性的群體性活動，當地的局勢便會很快失控，而依靠梅東益這些少量的部隊進行「救火隊」式的四處滅火，終究是斷絕不了義和拳的傳播，隨後發生的「清苑事件」和「淶水事件」便清楚的說明了這一點，而這也是清廷在1900年上半年「剿撫兩難」的困境所在。
1900年後，義和拳的風潮也逐漸波及了保定及其附近地區，各種反教的揭帖貼滿城內外，並有拳民聚集。位于保定府南側的清苑縣有個規模較大的東閭教堂，是當地教會的堂口，當時也出現了揭帖並存在潛在的危險，法國公使畢盛還曾親自過問此事。當年4月，在東閭教堂西側十里處的張登鎮上，教民和拳民因為一件極小的事情－－－不過是一個教民問一個拳民索要工錢－－－引發了激烈的沖突，雙方都互有死傷，結果附近的教民們紛紛躲到了東閭教堂去避難，最終引發了拳民和教民長達數月的攻防戰，死亡人數有近兩千人，這個戰斗直到八國聯軍從北京趕來救援才算結束。
令人震驚的是，在這場攻防戰結束後，為了逃避報復，那些參與攻打教堂的拳民們隨後便要求入教，洗心革面，悔悟以往的行為，他們竟然在一夜之間變成了教民，和當年教會吸收白蓮教有異曲同工之妙。
類似的事件，在八國聯軍攻破北京城也曾發生過。在遭到熱兵器的致命打擊後，各處拳壇在聯軍入城前迅速拔旗拆棚，蹤跡全無。非北京籍的義和拳連夜逃遁，北京籍的義和拳則改裝易服，一日一夜之間，所有的拳民們都不見了。
令人震驚的是，極端的排外轉向極端的媚外，昔日的持刀者變為城破後的執旗者，中間竟然沒有一絲一毫的過渡。更有奇者，原敬奉「洪鈞老祖」的拳民後來轉化為熱心的天主教徒也為數不少，「因為他們的菩薩靈，我們的菩薩不靈嘛」。
至于「淶水事件」，則相對要復雜得多，甚至可以說是當地民教之間的積怨而引發的一場大事件。淶水縣位于保定以北約一百里，再往北的話，這里離涿州乃至北京已經沒有多少路程了。當時淶水縣有個高洛村，村長名叫閻老福，在同治十三年的時候，村子里有六戶人家信仰一種名叫**的異端宗教，讓閻老福很反感，于是他便向知縣控告了這些人，結果那六戶人家受到懲罰，于是後來他們便加入了天主教尋求保護。
閻老福是村里各種活動如迎神賽會的組織者，在他向那些教民收取會費的時候，遭到他們的拒絕，雙方打起官司，結果閻老福敗訴，讓他既費了錢，又丟了面子，雙方的矛盾越結越深。1899年的元宵節，村里搭起戲棚準備唱戲，因為戲棚搭建在村里十字路口，而當時教民張才住在旁邊，他認為異端神像放在他家門前的台階是大不敬，于是前去吵鬧並踢翻了戲棚，而閻老福則帶人搗毀了禮拜所作為報復，雙方隨後對簿公堂。盡管閻老福在當地還有些勢力，他的兒子閻肇修還是個生員，但由于傳教士干涉詞訟，閻老福在這次訴訟中再遭敗績，不僅賠了銀子，而且還被迫向傳教士磕頭賠禮。這個結果導致教會勢力迅速壯大，在隨後的幾個月內便有二十幾戶人家加入了天主教。
蒙受了屈辱的閻老福決意報復，而這時正好義和拳開始傳播到這里，于是閻老福便邀請了其他村的大師兄來這里開設拳場，而他的兒子閻肇修成為了這一帶的拳民首領。盡管在4月底閻肇修曾因為練拳的事而被知縣祝芾拘捕，但被釋放後仍舊在繼續開展活動。在這種情況下，教民也察覺到危險的來臨，于是也購買火槍準備自衛。
5月上旬，閻肇修向臨近的定興等縣等地的義和拳發帖子，約集他們在5月12日進攻高洛村教堂。這個消息很快便傳播了開來，11日晚上，便有成群結伙的拳民們接二連三的從定興縣城穿過，直指高洛村，跟在後面看熱鬧的人也絡繹不絕。到12日，拳民們在高洛村聚集了，淶水縣知縣祝芾聞訊後急忙帶著四個衙役趕來勸說，但反被拳民們扣下，最後在當地士紳的跪求下，祝芾才得以月兌身回到縣城。
當天下午，拳民們便開始展開攻擊，他們使用投擲裝有火ya的砂鍋來燒毀教堂和教民的家，這種方式被稱作是「砂鍋罩」。在當天晚上，大約有30戶的教民全家被殺，尸體被埋進廟里或者丟進井里。當晚夜半時分，一伙伙手里拿著沾有血污的武器的拳民們在月光下穿過定興縣城，他們都是從北邊的高洛村回來。
慘案的消息很快傳開，附近各縣的教民紛紛外逃避難。村里的人都和教民說:「我們管不了你們」，就連定興縣的知縣也只能讓教民暫時離開自己的家，于是拳民們又將倉巨村的十幾戶無人的教民房屋燒毀，參與這次行動的還有「紅燈罩」的姑娘們，拳民們都稱這是「天火自燒」。此時，當地局勢已經陷入失控狀態。
直到5月14日，淶水知縣祝芾與一名哨官來到高洛村，他們雖然沒有發現尸體，但也不敢細搜，因為他們感覺到義和拳仍在潛伏。直到第二天，祝芾匯集了從保定來的兵力，然後再次前往高洛村逮捕了七名拳民並發現了多具教民尸體。16日，祝芾听說又有拳民在高洛村聚集，于是他們再次出動並逮捕了九名拳民，其中一名是定興縣某拳場的大師兄。除此之外，他們又發現了更多的尸體。
就在16日這一天，練軍分統楊福同率領部隊趕到淶水縣，于是祝芾和他們再一次前往高洛村，又逮捕了十幾名拳民。當他們準備回到淶水縣城的時候，在路上遭到拳民們的伏擊，有兩三百拳民將他們包圍，要求釋放被逮捕的同伙。楊福同的軍隊隨即開槍，義和拳的神法無效，只好丟下被打死的同伴各自逃生。就在這一天，有二十多名被逮捕的拳民隨即被正法。
5月20日，淶水縣石亭驛的馬夫報告說那里聚集了分隊拳民，于是21日楊福同再次率兵前往鎮壓，在交戰中擊斃拳民多名並抓獲了其中的首領。當晚，楊福同留下三十名騎兵駐守，隨後便回到了淶水縣城。楊福同連續與拳民們交戰的消息很快傳遍附近地區，當天晚上便有拳民們從臨近的各地趕來，從房山、涿州一帶便來了上千人。拳民們聚集起來，準備攻打淶水縣城，奪回那些被逮捕的拳民。
5月22日，楊福同因為大意，他只率領了三十名騎兵和四十名步兵從淶水縣城出發，前往石亭鎮。在石亭鎮的附近，楊福同等人遭到至少超過他們二十倍的義和拳攻擊，很快便陷入了重重包圍之中。雖然這次交戰有五十六十名拳民被打死，但楊福同和兩名士兵被打死，其他人敗退而去。這便是當時震驚了整個北京的「淶水戕官事件」。
楊福同的被殺是清廷剿撫兩難、政策左右反復的一個集中體現。在當時的朝廷里，關于剿與撫的爭議仍在繼續，而由于在朝廷中zhan有重要地位的榮祿在此期間稱病不上朝，使得剛毅、載漪等人基本把持了當時的朝政，這些人在仇外的情緒下傾向于將義和拳看作是義民，但對地方上局勢難以控制的復雜性並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在這種教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這種「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政策為義和拳的發展提供了相當空隙，等到禍起肘腋的時候，那已經是悔之晚矣。
清廷的政策導致直隸總督裕祿在此問題上也是曖ei不明，在剿撫之間搖擺不定。另外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是直隸的政治形態，當時直隸總督裕祿駐于天津，對義和拳的事件並不積極，而當時的直隸提督聶士成則駐扎于開平；這樣，當時處理義和拳問題的任務主要由保定的兩位官員，即直隸布政使廷杰和直隸按察使廷雍來負責。
遺憾的是，廷杰和廷雍兩人意見不和，廷杰主剿，而廷雍主撫，這樣處理當時的事件便成了「四處救火」的模式，哪里出事就去哪里，當隨著義和拳勢力的不斷擴大，那些用于救火的兵力開始不敷使用，楊福同以少量兵力前去對付數量眾多的義和拳顯然是軍事上的失策。在義和拳蜂起的情況下，那些縣一級的行政力量和他們少得可憐的武力在眾多的拳民面前根本就微不足道，當地方官與地上士紳在勸諭無效的情況下，基層政權基本已經陷于癱瘓狀態。
在石亭鎮之戰後，一股來自涿州的義和拳在5月24日經涿州城前往石亭鎮的途中，他們涌到衙門向知州龔蔭培強借錢二十貫，知州大人無力抗拒，聲名掃地。第二天，聶士成部的統領楊慕時率三營兵力乘火車到達高碑店，這是一支用現代火器武裝起來的軍隊，但楊慕時在出發前便接到裕祿等人的命令，讓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脅從」，這種帶有政治意義的軍事任務讓楊慕時很是為難，由此他也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發。
楊慕時在到達高碑店後，派人到涿州一帶張貼布告稱:「直隸一省，大兵已有十萬，堅甲利兵，士飽馬肥，即有神道，斷非大軍之敵」。聶士成在布告中答應，如果拳民肯「自行解散，各保身家」的話，除了殺害楊福同的人和拳首外，其他人等一概不予追究，「如仍橫肆抗拒，本統領惟以殺伐從事，並稟請飛調直隸各軍，四面兜剿，則爾等無逃命矣！」
可惜的是，楊慕時的威脅利誘並沒有起到作用。在此情況下，聚集在淶水縣的義和拳越來越多，達到數千人之多。5月27日，義和拳燒毀了涿州的木制鐵路橋和高碑店及長辛店的火車站，並進佔了涿州。不過，拳民們並沒有驅逐或殺害涿州的官員們，只不過對局勢失控負有責任的知州龔蔭培自己選擇了半死不活的絕食進行抗議。
5月28日，數千團民沿鐵路線向北進發，他們一邊拆鐵道，一邊砍斷電線桿，遇到車站及料廠則加以焚燒，就連慈禧太後專用的龍車也難逃厄運。當天，長辛店、盧溝橋一帶的鐵軌和車站均遭破壞。繼而，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一帶的橋梁、車站及車輛也被焚燒，從省城保定向北開出的火車到高碑店後，無路可去，只能退回。
義和拳佔領涿州，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是想以此為據點同楊慕時的軍隊對抗。對于這支擁有現代火器的部隊，拳民們還是心存畏懼的，他們在同楊福同的軍隊交戰時已經領略到其威力。事實上，在義和拳在拆毀鐵軌、毀壞橋梁的時候曾遭到楊慕時部的制止，雙方發生過小規模的沖突，拳民死傷十余人。到5月31日的時候，聚集在涿州的義和拳已經達到兩到三萬人，他們將涿州各城門控制住並稽核出入，與楊慕時的軍隊對峙。
據當時一個路過涿州的人記載說:「初二日，由新城前進，到三家店打尖，見義和團紛紛往北。又行十余里，見道旁電桿均經拆斷，火車道煙火蔽天，詢之路人，始知馬家鋪至高保店二百余里鐵路，自二十九日燒起，火猶未息。申刻到涿州，城上皆紅巾黃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蟻。城廂內外幾二萬人，余見之，不免心悸，而涿州牧不食已三日矣。」
關于涿州的混亂局勢下一節再說，這里先說說直隸義和拳活動在此期間出現的新特點。在從大刀會繼承了「刀槍不入」的觀念、從梅花拳接過了「扶清滅洋」的口號和名稱、從魯西北神拳那里吸收了「降神附體」的儀式後，直隸一帶的義和拳又開始出現了一些新的東西，這就是揭帖和八卦教痕跡。
義和拳在直隸傳播的時候之所以能夠迅速聚集上千人，揭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謂揭帖，就相當與公開的傳單和大字報，其中主要是宣傳反洋仇外思想，為拳民們的反教反洋活動贏得正義性的支持。譬如最為著名的一個揭帖，當時貼在保定及臨近各縣: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
全奉教，乃背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無倫，女鮮節，鬼子不是人所生。
如不信，仔細看，鬼子眼晴都發藍。
不下雨，地發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亦怒，仙亦煩，一同下山把道傳。
非是邪，非白蓮，叩頭咒語學真言。
升黃表，焚香煙，請來各洞眾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體把拳玩。
並發義，俱學拳，要平鬼子不費難。
挑鐵道，扒電桿，緊接毀壞火輪船。
法蘭西，心膽寒。英美俄德自消然。
一概鬼子都殺盡，大清一統慶升平。」
除了斥責洋人洋教之外，有些揭帖也借天神之名義斥責清政府，如以下這帖:
「我中華帝國以聖教著稱于天下，詮釋天理，教化人倫，文教所及，光照河山。孰料神州巨變，世風日衰敗。五世一來，贓官委以重任，官府為賣官蠰爵者開，惟富者任職于朝中。科舉形同虛設，舉人秀才埋沒于鄉里，官位按銀價而定。達官顯宦，家纏萬貫，皇帝垂涎。大小官吏，輾轉盤剝，魚肉百姓，劫掠民食，陷黎民于水火。……苛捐雜稅，名目繁多，一應俱全。貪官污吏，詭計多端，背離三綱，天良喪盡，無法無天。彼等系一丘之貉，目光所及惟不義之財。公理蕩然無存，敲詐勒索之外，無所事事，訟案不勝枚舉，衙門絕無公斷，不行賄買，勢必敗訴，草芥子民，無處伸冤。……今天庭震怒，命諸神降世，不分尊卑，普查人間。罪魁乃當今皇帝，業已後斷無人，斷子絕孫。滿朝文武，花天酒地，紙醉金迷，難以言狀，置寡婦孤孀哭聲于不顧，毫無悔過從善之心。」
很顯然，這段對清政府的**無能做了極為深刻的揭露，作者在痛斥完後，這才轉入批判洋人洋教。看來，這個批判的次序選擇是經過思考的。
除了宣傳的帖子外，義和拳甚至還利用揭帖公開預告其行動，如「十五之夜燒教堂」之類；另外，當某地拳民首領進行反教活動需要支援的時候，也會向附近各地發出揭帖以召集拳民，比如前文所敘述的高洛村活動，後面在京津線上也有類似的活動。
更有意思的是，義和拳揭帖的最後大都有恐嚇性的內容，以要求觀看者將揭帖廣為傳播，比如使用這樣的話語:「見單傳一張，免一家之災；傳十張，免一方之災，見此單不傳，剿殺洋教時，必然受連累」。這種宣傳策略，對義和拳觀念乃至隊伍的擴大應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