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佳再重提前面的話題︰「道德的重建，應從重建愛心入手。正好我們今天遇到了六位孤寡的老人，我們應該把他們接到城中安置，以展現政府對民眾的愛心，民眾才會對我們產生仁愛之心。」
「當然了，這只是一個閃亮的開場。」如佳繼續說下去︰「使人們產生仁愛之心，最立竿見影的方法是大力鼓勵‘見義勇為’的人。」
「你的愛心可以轉化成利益。當人們一步步看到相互幫助比相互冷漠能得到更多的利益時，社會的仁愛就自然會建立起來。」
對于大力獎勵「見義勇為」的建議，是如佳在穿越前寫好的一篇文章，可惜卻不能發表了。其核心就是大大獎勵「見義勇為」，使社會重建仁愛。比如從鄉到縣、到市、到省，甚至到
,
都建立起每年大獎「見義勇為」的制度。
拿一個城市來做例子，每年大獎十名，使他們得利、得名，甚至「得權」。這十個人還可以直進當屆的市人大。如佳想人們一定喜聞樂見。由于市人大五年一屆，長期以往，每年市人代會都有五十個這樣的委員，這就是「得權」的一個表象。這樣，一級級的宣傳、獎勵，使社會重建愛心，只需三年就能有成效。
當然，如佳給兩千年前的人說這些是沒用的。但是可以以此變通，使見義勇為者得利、得名、得權。
如佳說︰「我們可以用從胡人那里換來的牛羊和鐵制農具來作物質獎勵，再使其美名傳四方。這樣。不管是他以後做生意還是工作，都受人信任。最後，在舉孝廉、選秀才中。給予適當照顧。而在九品中正制的定品中，也給予照顧。豈不是‘得權’的表現。」
如佳說完，劉琨對她說︰「使好人得利、得名，甚至得官，我還能做到。可是在士族的品級上給予照顧，我卻做不到。這是大中正說了才算的事。」
魏晉品級的大中正、中正一般是朝廷指定的當地名士來擔當。
「朝廷沒有指定大中正，我們可以先在晉陽指定一個小中正。」如佳說︰「並州大中正一般出自太原王氏。可是太原王氏要麼在洛陽，要麼投奔幽州王浚。現在城中最重的士族就是溫氏了，我們可以指定溫嶠來作晉陽城的小中正。」
「我才整二十歲啊。中正還要自出題目考士品，我怎麼能行？再說，姨母推行教化，只需姨丈一紙命令發下去。不就行了嗎？何必如此瑣碎？」溫嶠說。
如佳生氣得瞪了他一眼︰「人民大眾在一種道德理論的指導下。與現實生活中是否得到更普遍的個人利益，是這個道德理論能否普及的前提條件。道德理論被接受的基礎，是由普遍的個人利益所決定的。」
這個觀點很難被理解。這是如佳作為新儒家提出的劃時代的儒學觀點。將個體利益溶進規範道德。
簡單地說，就像現代人們大多「溫文爾雅」，不管你是工人也好，是商人也好，是官員也罷，人們大多是溫文爾雅的。沒見過幾個人是見人就吹胡子瞪眼的。所以「溫文爾雅」的道德被認可。是因為這樣做使自己受到益處。
如佳又說︰「我們今天說的道德主體是儒學道德，為什麼聖人孔孟都出在春秋戰國？而這一時期儒學並沒有被多數人接受。而漢朝。沒了聖人，卻做到了‘獨尊儒術’呢？」
如佳自問自答︰「當然首先的因素是儒學自身的改革。孔孟的政治核心是維護西周的聯邦制度。而荀子在仁義禮的基礎上加入‘法’這一概念。其王霸學說，使儒學轉而成為中央集權的擁護者。荀子這一改革使儒學產生方向性的革命。」
但更重要的是，在春秋戰國儒學不能普及是因為，他不能給人們的現實生活帶來更多的益處。而在漢朝，儒學卻給各階層的人帶來普遍的利益！
儒學的第一個發展時期——春期戰國，儒家提出仁
、義、禮。這個義一開始就不被統治階級所接收。
看到這個「禮」，更是讓統治者如芒在背，恨之入骨。在
春秋戰國時期，國家的最主要矛盾是侵略于反侵略。統治階級自己的自律暫時屬于次要矛盾
，你讓國王貴族們去守禮，他們就會把你轟出來。宋襄公持‘仁義’，被天下笑。
而到了漢朝，國家形成了大統一，出現了七王之亂，從漢武帝的爺爺到他爸爸，
一直到漢武帝初期，王國受到最大的威脅一直來自于統治階級內部，統治階級內部的自律，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最主要矛盾。統治者為了保護自己的性命和富貴，也
必須接受這個他們最痛恨的「禮」字。在漢武帝之前，已經有了很多重要人物支持儒學。
仁愛、正義的思想也使大地主階層成功轉型。
西漢是士族階級產生的年代，戰國土地可以私人耕種，使大地主階級開始萌芽。到西漢鼎盛時，經歷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發展，大地主階級開始產生。沒有文化，又突然變富，他們的道德水平可想而知。不管是司馬遷中的西漢部分大俠，還是中的大俠，他們記錄的全是新興大地主。西漢所謂的俠已經不是春秋戰國中的刺客，而是為禍鄉里的惡棍。從漢武帝「徙雲陵」開始，他們成為政府的壓制方向。
在「舉孝廉」、「選秀才」中他們也被刻意壓制，當然任何政策都不是一刀切的，這其中也出現和政府配合，像黃霸的「豪杰役使」。壓制大地主的政策一直延續到王莽時期。
而東漢不再壓制大地主，改為教化。大地主在接受教化之後，馬上產生巨大的能量，利益立顯。大地主子弟有錢，可以裝作「好善樂施」，這在「舉孝廉」中佔據巨大優勢。窮人，你說你好，你接濟窮人了嗎？
鋼指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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