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完第一節最直接、最生動的「示範課」後的這一天夜里，我遺精了。不過，當憋了若干年的精蟲第一次爬出睪道的幾小時之前，既這天的傍晚，我見到了久別的胡衛東。
我和胡衛東的會面，是應他的個人之邀。
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前來傳話的竟是「惡人」——石五兒。此時，我明白了，即使我想不去，自己也不敢不去了，石五兒其人的霸道我還是懂得的。
見面的地點，選擇在我家胡同西頭路口的一棵柳樹下。在柳樹東面七、八米遠的道邊，豎立著一根電線桿，上面掛著一盞白熾燈。時值深冬，那幽暗地桔黃色光線穿過枯干柳枝的間隙，將搖曳斑離的影子打在胡衛東那張滿是稚氣的臉上。
自打我在夏季初被關入大牢，到初冬時獲釋回家，已經過去了小半年的光景。 在全班五十六個同學中，胡衛東是唯一一個主動上門求見自己的，這本身還叫我激動了好大一陣子。我久久地凝視著胡衛東，幾乎到了目不轉楮的程度。我想，我的眼神里肯定是充滿了柔情。近半年來，胡衛東最突出的變化是他長高啦，那突飛猛進的身材已經越過了我的鼻尖。
「你知道我為什麼找你嗎？」胡衛東開門見山問我。
「不知道。」我說。
胡衛東尋思一會兒，他揉揉手，聲音低低地說︰
「我要走了，明天就要離開這座城市。」
我的心悠地一沉︰「快過年了，你要去哪？」
「農村。」胡衛東說。
他的聲音更低了，低得幾乎讓人听不見，我看到他使勁地咬住嘴唇。
「為什麼？你這麼小，也用不著上山下鄉啊！」我說。
我大惑不解，心中也不由地生起了一絲淒涼的漣漪。
後來，我從石五兒的嘴中知道，胡衛東他那個做采買的爹犯事了，好像是倒賣了幾個豬肘子換錢，被人給告發了，連累全家人被一塊發配到農村。
但是，在當時，胡衛東的話不由地使我想起我二哥。秋天的時候，我二哥也上山下鄉去了農村，前幾天來信說，他過年不回家了，要在農村和廣大貧下中農在一起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二哥在臨走前，他曾專程到拘留所見了我一面，告訴我的也是和胡衛東說的是同樣一句話，他要去「農村」了。
「這該是你問的嗎？！你也沒有必要知道。」胡衛東厲聲叫道。
我沒有料到，我的話音一落地，他就突然發怒了，將我剛有一點熱乎氣的心又扔進了冰窟窿里。接著，胡衛東提高語調八度，他目光咄咄逼人，並且還叫出我的大名︰
「李福國！你這個憨子恨我嗎？」
他這突兀地問話，把我給問懵了，一時叫我丈二和尚模不著頭腦。
恨不恨胡衛東，這的確是個問題，猶如我爹那關于酒「今天是喝還是不喝」的永久話題一樣，對于我來說，「恨還是不恨」是個永恆的問號。如果我說出一點不恨胡衛東，我不是瘋了，那一定也是假話。然而，與其說恨，還莫不如說是「妒忌」，因為在這恨恨之中摻進了許多許多惡意的「羨慕」。胡衛東太聰明了，他聰明得高高在上，就好像是盛開在珠穆朗瑪峰上的雪蓮，人們連看都看不見。但是，我是一個死心眼兒的人，讓我從嘴里吐出「不恨」二字，絕對不可能！
——我無言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