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嚴氛圍……做不出多少事情來。」
「于是，一群杰出的教育家先後找到了兩難之間的一塊空間。有沒有可能讓幾位名家牽頭，避開鬧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創辦一些‘官辦民學’的書院呢？書院辦在山上，包含著學術文化的傳遞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種獨立精神和超逸情懷；但又必須是名山，使這些書院顯示出自身的重要性，與風水相接，與名師相稱，在超逸之中追求著社會的知名度與號召力。立足于民辦，使書院的主體意志不是根據一時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據文人學士的文化邏輯來建立，教育與學術能夠保持足夠的自由度；但又必須獲得官府援助，因為沒有官府援助麻煩事甚多，要長久而大規模地辦成一種文化教育事業是無法想象的。當然獲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價，甚至也要接受某種控制，這就需要兩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書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級官員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發出來，讓他們以文化人的身份來參與書院的事業，又憑借著權力給予實質性的幫助。」
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一些眾多的教育實體——書院。
這樣的書院很多，延續狀況最好，最有名望的是湖南岳麓書院和廬山的白鹿洞書院。
作者余秋雨先生所分析的這種歷史事實以及經驗，可以說，在當今也被人們所借用。
比如現在全國出現的中國眾多的民辦學校，就是這樣的一種類型。
但是，關鍵是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存在著競爭，而公辦學校受到國家政策的更多的保護和資金的援助，所以，在這種競爭中，民辦學校屢屢敗下陣來，不敵公辦學校。並且有的不得不關閉。
名師，名校、人數是學校成功的關鍵。缺少了這一些，正如作者講的瑣小、分散、少場面，就是這一些學校關閉的原因。所以建設一些具有一定大規模的教育實體，擁有自己雄厚的資金和人力以及學生，乃是取得成功的關鍵。
在《千年庭院》里面，余秋雨向我們描述了岳麓書院等的美好境界︰「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構想者反復思考、精心設計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種清風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體符合中國國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與歷史上大量不切實際的文化空想和終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為都不一樣，實在可說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讓人贊嘆不已的創舉。」
這樣的一個民辦的實體，靠什麼經濟力量來支撐的呢？除了官府以外，主要是靠學田的收入，
「所謂學田，是指學院的田莊。政府官員想表示對書院的重視，就撥些土地下來，有錢人家想資助書院，往往也這麼做，而很少直接贈送銀兩。書院有了這些田，就有了比較穩定的經濟收入，即便是改朝換代，貨幣貶值，也不太怕了。學田租給人家種，有田租可收，一時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讓死錢變活錢。」
我們說，這就好象如今的民辦教育實體，除了依靠政府的政策幫助以外，那麼就是依靠自己的收費來養活學校。
所以某種程度上講，今天的民辦教育，乃是學習了我國古代書院制度的一些做法。
這一點，也同于許多外國的著名的大學，他們往往依靠國家的政策扶持，並且依靠財團的經濟實力的幫助（這一點，與書院不同），外國的大學，他們可以充分使用自己的知識產權，讓學校的一切發明創作，投入到工廠、科研企業以及一切經濟實體，從而取得巨額的回報。如申請專利以後的科技成果的轉讓、出售等，他們還依靠已經畢業的學生與學校建立永久的聯系，並暢通這種聯系，為學校帶來無限的資源（既有資金，也有名聲），從而讓學校成為巨大的無形資產，享受著源源不斷的經濟效益和文化效益（科學也是文化的一個品類）。
而政府卻是不干涉學校的事務，學校的治學的獨立性得到充分的保證。
我們再來看岳麓書院的管理模式。
在《千年的庭院》里面介紹了相關的情況︰
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所謂山長，就是「在道德學問、管理能力、社會背景、朝野聲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們只想好生管住一座書院，以及滿山的春花秋葉、夏風冬月，管住一個獨立的世界。」
在編制上，「除山長外，還有副山長、助教、講書、監院、首事、齋長、堂長、管干等教學行政管理人員，還要有相當數量的廚子、門夫、堂夫、齋夫、更夫、藏書樓看守、碑亭看守等勤雜工役。」
當然，能夠使岳麓書院能夠延綿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種人格力量的貫注。」它「對一個教學和研究機構來說，這種力量便是一種靈魂。」
余秋雨在《千年的庭院》里面說到這里的教學，「是人類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種文明層面上的代代遞交。」讓學生「最終著眼于如何做一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
也許作者在*期間，看見了不少學生，搞打、砸、搶，後來演變成兒子出賣父母，丈夫出賣妻子，或者學生出賣老師等等這種行徑，感到是有悖于文明，有悖于中國傳統教育，特別是中國流傳數千年的那種「溫、良、恭、儉、讓」的淳樸的民風，是喪失了一個優良教育傳統的國度。因此，他來到岳麓書院里面來尋找的就是這種失傳很久的教育文化的精髓。
在《千年庭院》里面，作者花了不少筆墨，除了向我們描述了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等的教育教學的精髓以外，還向我們講述了兩位教育家——張栻、朱熹的教育經歷。
這也許是能夠讓我們看到在岳麓書院里面進行文化傳承的真正教育家的風範。
朱熹比張栻大三歲，特別是朱熹，我們都知道流傳于世的《朱子家訓》，他是一位一輩子都想做教師的大學者。當時的著名詩人辛棄疾稱贊他是「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的大學問家。朱子把教育看成是「恢復人性、改變素質的根本途徑，」「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兩人多次在岳麓書院會講，這種風尚使余秋雨先生十分景仰以及身體力行地效仿，他不僅來岳麓書院講學，而且到全國各地進行游歷以及講學，足跡跨出了國門，這種風氣也帶動了全國許多著名的學者和作家效仿。比如，在中央電視台開辦《百家講壇》也是屬于這種的形式的一種變式。盡管這不是以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