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畢竟他的話確實如同一劑良藥在洗滌著人們心靈的污垢，給予人們內心的溫暖和安撫。
這就是健康文化的力量，人們說，正義有時候戰勝不了邪惡，但是人們在心里總是呼喚正義，因為，誰也不願意生活在邪惡之中，邪惡畢竟讓人們有一種壓抑感和犯罪感。而良知畢竟迎合了人類的內心中存在的善。盡管人類有時候是被惡主宰的。
所以，有時候，在外在的世界，邪惡戰勝了正義的時候，但是人們的內心確實深受著邪惡的煎熬。而在期望著正義，實際上，這種對于正義的向往，就說明在心靈中，正義已經戰勝了邪惡。
所以，莫里的《相約星期二》為什麼會在中國曾經風傳一時，就是這樣的原因。
畢竟，他以自身的心靈的力量在向世人布施著一種純淨心靈的良藥，人們怎麼能不去聆听呢？
文化中的善，畢竟是具有著不可藐視的力量。
余秋雨先生也說︰「我寫這篇文章，是站在課堂門口，先向中國的听課者們招呼幾聲。課，每人自己慢慢去听。」
人生演繹到最後的死亡階段，也許，讓人最覺得有意義的就是莫里的這種對于自己人生和對于世界的態度。
余秋雨會這樣認為。這就是他關于人生的思考。也是中國文化中對于人生文化的思考。
我記得曾經寫過一篇論述人的素質的文章，題目為《論素質教育的新關系》，其中將中國人中存在的一系列毛病的原因，歸咎于自身的素質不高，而素質的低劣，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書讀得不多，文化層次不高。
將素質與文化聯系到了一起。
某種程度上，文化決定了素質。
其實，素質是具有多方面的，而文化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兩者是不能劃等號的。
素質落實到一個人的身上，有天賦的素質，諸如其人體力的素質，大腦智慧的素質，以及其他自然能力所具有的素質，也有社會屬性所賦予的素質，諸如品德的素質，文化的素質等等。
現在談論文化的問題。
我們已經論述了余秋雨的一系列散文，從文化的角度，來探討中國古代文化以及當今文化所具有的文化意識，和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系。文化是一個大的概念，但是，這里看了余秋雨的文章《綁匪的字條》，不禁使人想到了一個問題，就是高智商犯罪問題。即文化的異化問題。
人類在沒有識字以前是屬于洪荒時代，那時侯人們是處于淳樸無知的狀態，思想純淨，志慮單純。後來有了文字的發明出現，神話意義中的傳說稱，當年倉頡造字的時候，天地昏暗，鬼哭狼嚎。後來又有「人生識字糊涂始」的說法。這好象是講了人類文明的出現，沒有給人帶來福音，相反卻給人帶來了罪惡和恐懼似的。這與西方基督教的教義中宣傳的亞當和夏娃的故事相類似，亞當與夏娃因為在伊甸園里面偷吃了智慧果，所以才懂得了人間的羞恥和罪惡。所以才有了世間的是是非非。
文明越高，罪惡越深。（文字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文字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文化也是這樣，好象是一柄雙刃劍，它能造福于人類，也能夠給人類帶來傷害。
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前行。
用這一句話來形容文化的消極作用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綁匪的字條》所說的故事很簡單，是指一個高等學校的教師留下了一個犯罪的痕跡——字條，使這宗陳年舊案最終告破。
字條很簡單︰「過橋，順牆根，向右，見一亭，亭邊一倒凳，其下有信。」
這是罪犯向受害者家屬指點藏信的所在。
最終，因為這個字條，作為一個大學教師的罪犯泄露了馬腳，而被繩之以法。
這件事讓作者余秋雨聯想到文化的深層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