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養父白德江和生父呂東，那會兒都在長安大學，一個教書，一個念書。當時，全國大專院校師生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積極投身整風運動。報紙、廣播、大會、小會再三宣傳︰熱誠歡迎黨外人士給共產黨提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清除月兌離群眾、月兌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不良作風和自滿情緒，改進作風，調動一切力量，搞好國家建設。我養父的老師顧教授的熱情被調動起來了。他在會上說︰黨對科學教育的領導，可以從政治思想和計劃管理等方面來領導，不能管得太寬泛太具體，事無巨細。啥都管，啥都想管，啥都管不好。尤其是肅反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近乎殘酷。他說他的一些朋友在敵偽時期坐過牢、受過刑，從敵人的獄門出來，大義凜然，腰板兒直直的，可在「肅反」運動中無辜被整。就這一下，他們好像抽掉了脊梁骨，成了軟體動物，再也直不起腰來了。他們的心在流血，傷心哪，傷透了心。學生批斗，朋友不理，也就罷了。最殘酷的是精神折磨，他們屈辱的活著，他們違心的教學。太過分了！他們要尊嚴，做人的尊嚴。顧教授質問︰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很多做法是違反憲法的？有些人自殺了，他們是本學科的專家，這樣的損失絕對不正常。國家向科學進軍的隊伍中缺少了有生力量，誰能夠替代他們的工作？這種損失說補上就能補上嗎？好的科學家沒有了，好的教授沒有了，好的醫生沒有了，好的護士沒有了。新中國建設需要他們啊！他說︰「肅反」時，高校提出了個百分之五的控制比例。如果你這一百人的單位里只有兩個反革命分子，你就得再找三個補上；如果有二十個反革命分子，那就從二十個里面挑出五個來，只要完成指標就算完事。這咋能不亂？士可殺，不可辱。知識分子無辜受到傷害，終身不忘。這個問題應當有個交待。現實是，共產黨把他們狠狠地打了一巴掌，然後揚長而去，像沒事人似的。他們心上的傷口沒愈合，現在又要他們說真話，可能嗎？有些人言不由衷，看人臉色，不敢說真話，他們是一肚子冤屈，一朝被蛇咬，千年怕井繩啊！他們怕再遭不幸。這回「整風」，一定得訂出個制度來。沒有好的制度不行。用制度來約束，用制度來說話。他還對輿論監督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黨號召我們謙虛謹慎，獨立思考，報紙、廣播卻教育人民夜郎自大。報道國內，報喜不報憂；報道境外，報憂不報喜。這就失去了新聞的真實性客觀性，沒有啥好處。兼听則明，偏听則暗。到頭來，弄得人民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所以一定要有獨立思考的材料。還有，解放以後的思想改造不能不說沒有作用，但不能夸大，不能拔高，不能用思想改造搞思想恐怖，搞言論管制。要和風細雨，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不能壓制，不能讓知識分子噤若寒蟬。顧教授聲如洪鐘，隨手扔了個重磅炸彈，校園炸了鍋。支持的，反對的，觀望的，都有。學校黨委急忙向上級匯報情況，按上級精神，學校采用先縱後抑、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組織全校展開把整風運動繼續引向深入的大辯論。辯論發言。記錄整理。編發簡訊。上傳下達。
我養父從農村走出來，他的生命容下了黃土地，容下了長安大學，容下了老師傳授的知識，容下了老師的人格，容下了老師的氣節，容下了老師敢說真話的精神，卻容不下他自己。他從老師身上尋找著自己，追尋著理想，夢想著未來。他的思想飛出老遠，飛出去又折了回來，等到思想飛出去再也折不回來的時候，他甚至不知道他的肉身跑哪兒去了。他還以為人家真是誠心誠意叫人提意見呢，卻想不到人家是引蛇出洞逗著玩兒呢。洞多得很，蛇多不多，人家一下弄不清，所以得引。想引蛇出洞蛇還不一定會出來呢。一把誘餌撒出去，有的蛇便出洞了。一旦出洞，就會被人家一把抓住，抓個正著。即便不是蛇，是條蚯蚓，捏到人家手心里，也當成了蛇。風來發去，他分不清風向，弄不清風有玄機。他明白自己的出身不是時代最先進的出身，也意識不到命運會跟誰連在一起。他一門心思撲到教學研究上，不想浪費時間，耗費精力，參加跟專業不相干的事情。系里黑板報忽然冒出來一篇罵他的文章，罵他是惡霸地主的兒子，罵他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罵他為反動學術權威搖鵝毛扇。他懵了，還沒察覺刀在哪兒呢，有人就向他開刀了。沒過兩天，學校「反右」辦公室專干通知，晚上開他的批斗會。他參加過不少批斗會，可那都是批斗別人的，他沒想到批斗會會輪到自己頭上。也不知道誰發明的批斗會，會一開，一種群情激昂的聲勢便撲將過來。批斗者，義憤填膺，慷慨陳辭；被斗者，只準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你要是想張嘴理論，群眾代表一個箭步躥上來，直擊面門，叫你門牙吞進肚里自己跟自己理論。批斗會成了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利器，成了革命隊伍中的家常便飯，今兒你斗人，明兒人斗你，到頭來無一幸免，誰都逃不月兌。這也許是一種革命威懾手段，在這種威懾之下，可以誣人，也可以自誣。在革命名義下，良知在誣人和自誣中被徹底清洗，不恥于泯滅良知，便會被泯滅良知的人擊倒在地，再踏上一萬只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