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搜索「文」就能找到我p:/.b.
孔祥熙跟日本外務省的聯絡只不過是武漢方面對日秘密媾和的途徑之一，出于對外務省是否能主導軍部的行動尚存在疑慮，蔣中正還通過了其他的渠道與日本軍方取得了聯系，其中就以蕭振瀛與曾經擔任北平特務機關長的和知鷹二中佐之間的談判最受其重視。[本書來源
4月26日，蔣中正听和知將到漢口活動，便與智囊、《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商談，對張表示︰「觀察倭寇在華之權益與設施，豈能隨便放手還我乎？若無重大變化與打擊，彼決不罷手。一般以為和知來求和抱樂觀者，實未究其極也。」
5月1日，蔣中正自貴陽返回漢口，主持高級軍事會議，會議上軍令部率先匯報了當前山東、山西戰局，隨後軍訓部做關于後備補充兵員訓練及其充實一線部隊的報告，與會的政治部、後方勤務部也做了相應的匯報，最後軍事會議做出了利用日軍陷入華北的時機加快部隊整補、積極開展敵後作戰與各戰區正面規模反擊的決定。
正是在這次軍事會議之後，蔣中正听取了相關方面對和知鷹二活動的報告，由于和知的條件首先就是「恢復豐台事變前原狀」，這是武漢方面求之不得的夢想，自然勾起蔣的興趣。于是蔣中正親自拍板決定︰「倭必先尊重中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並即恢復豐台事變前之原狀，然後方謀停戰，至于軍事協定，應絕對拒絕之。」于是蕭振瀛就代表蔣方與和知在香港展開了正式的接洽。
5月10日晚12時，和知鷹二向蕭振瀛透露日方願意進行中日和平談判的國際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電請日方與中國謀和，共同對俄，其次要原因則為日本國內困難重重，不堪應付長期戰爭，擬在軍事優勢下，以較大讓步取得和平。和知還稱︰「板垣征四郎、多田駿等雖有遠識，但日本朝野各方尚無普遍認識。此次回東京，遭遇困難必多，將拼死努力，于5月25日前以日方最後態度相告。」
和知鷹二于5月10日離港返回日本後，于5月20日再到香港。21日，與蕭振瀛再次會晤時和知宣稱︰「日方最高會議決定，中日停戰協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協定，但恢復豐台事變前原狀後必須有七項諒解。第一，防共軍事協作及駐兵；第二，中國政府之調整、西北國防政府之取締、消滅；第三，維持、維新組織之收容；第四，滿洲國之承認；第五，中國領土、主權之尊重；第六，日、華、滿經濟提攜；第七，戰費互不賠償。」
雖然配合日軍消滅作為自己心頭大患的西北國防政府及其西北軍乃是蔣系高層不無樂意之舉，然而承認滿洲國及駐軍的要求卻是武漢方面不能不做慎重考慮的，再加上此時全國民眾、海外華僑與地方實力派之中高漲的反日情緒也對武漢方面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為此，何應欽復電指示︰日方所提「諒解」，第一至四項，都是「干涉中國內政」，「若行政不能獨立，無異于亡國，萬不能承認，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無誠意，不必續談」；關于第五項，日方僅提「中國領土?主權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國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國，如其有誠意，則其宣言必須言明尊重中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決不能將行政二字刪而不提也」；關于第六項，中日經濟提攜，必須在恢復原狀後方可商討；「我方除此以外，再無其他可言」；日方有無誠意，以5月25日為期，過此即作罷論?
蕭振瀛對和談前途卻有某種樂觀，原因無他，乃是由于蔣中正一直心情矛盾，舉棋不定的態度讓他看到了武漢方面接受日方要價的可能性。
早在5月2日，蔣中正就曾與幕僚研究和議的弊害，認為可能出現三種狀況︰一是停戰後日方不撤兵或不交還華北；二是西北擾亂，不听命令並以此作為動搖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三是英美及赤俄不悅。蔣介石稱這為「皆應注意」的「三害」。
5月4日，蔣介石研究和議之「險點」，並在日記中雲︰「一、敵已設支那院與特務總監，豈肯輕易放棄？二、停戰後敵如要求政府立刻配合向西北攻擊，則應如何？三、若擊敗西北之後日軍不予撤軍，則應如何？四、我對內如何宣言？五、對死傷軍民如何撫慰？此皆應待蕭振瀛及和知具體辦法時決定之。」
6日，蔣又在日記雲︰「敵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決，以探我軍虛實緩急之情，鬼可鄙，慣施其伎倆?余惟以拙制巧，以靜制動而已。」
7日，日記又雲︰「注意敵來求和是否為緩兵消耗我主力之計，故應確定其限期，不可拖延時日?」、「至于軍事協定與經濟協定，絕對拒絕。」
既然蔣中正對日本保有警惕，那麼日本人也就無法輕易的攝取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戰果，而且雙方的媾和談判都帶有緩兵之計的圖謀，因此在緊鑼密鼓的私下談判的同時，雙方之間也多次出現以打促和的局面。不過不同于這些由軍部或外務省主導的三心兩意的和談，由所謂日本「民間人士」出馬的和平斡旋相對就顯得更加真誠了一些。
例如萱野長知與川平吉兩人的行動就是此例。
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參加中國同盟會，與孫中山?黃興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參加同盟會行動。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組織有鄰會，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時曾任鐵道大臣，是已經退出日本政壇的元老級人物。此二人在頭山滿的推動下，得到近衛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間斡旋和平。
萱野?川在香港除與武漢特使杜石山等人談判外，還曾于5月6日約見在香港的張季鸞。會談時川表示︰日政界多數人願「和」，但少壯軍人有領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會以重兵駐扎華北及沿海，永久佔領半個中國?
張季鸞回應道︰「中國純以保衛國家為目的，只求日本承認中國為對等的獨立國家，達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則，一定拼命打。」關于日本要求與中國訂立反赤協定一事，張表示︰這就等于讓中國「無端拋棄抗戰以來同情中國之英、法、美、俄諸朋友，與中俄(互不侵犯條約在精神上亦有抵觸也」。關于西北，張宣稱︰「蔣公看此問題很輕。只要蔣公繼續能保有威信，擁有國際支持的中央政府完全有力量對地方政府加以控制。」
對張季鸞所言，川只能苦笑。
既然蔣中正的態度曖昧，迫不得已日本人的注意目標從蔣系身上轉向了武漢政府中的另一個大派系︰汪系。
1937年9月11日，日軍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中華民族到了生死攸關的嚴重時刻。西北國防政府立即發表通電，號召全國立刻實施對日作戰。蔣中正迫于形勢，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如果戰端一開，只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此時的汪兆銘感到抗戰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也高喊幾句抗戰口號。9月29日晚，汪精衛在南京發表題為《最後關頭》的廣播講話，稱︰「東北事變以來政府對日本的一忍再忍，一讓再讓，都是為了使日本進得慢些，中國退得慢些，趁著這慢些趕快做種種準備工作。目前時局已臨最後關頭，因此，我們要有絕大的決心與勇氣來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里。我們如不犧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但汪的頭腦中充滿悲觀失望的觀點，9月31日，他在南京發表題為《大家要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廣播講話，稱︰「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于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于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
日本進攻上海後，汪精衛即開始與周佛海、陶希聖等人經常在一起秘密策劃如何收拾殘局，與日本媾和。為了制造和談的輿論，他利用顧祝同、熊式輝、胡適、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灣八號周佛海家地下室防空襲的機會聚會，議論「和」「戰」問題，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等人，大肆散布「戰必失敗，和未必大亂」等失敗主義論調。
對此，經常參加聚會的胡適就把他們的聚會取名為「低調俱樂部」，意為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這些主張和平的這一個集團只能躲在一個俱樂部里自自話。
而汪系對抗戰的這種態度，讓日本人看到了新的希望，由此雙方在心照不宣的情況下開始了私下的接觸。
更多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