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離開了她所看不起的父親的家，來到她所向往的母親的家，夙願以償，是不是從此就可以得其所哉？假如生活真的按照這個調子發展，張愛玲就不可能成為張愛玲，不可能有這一手艷若桃李、冷若冰霜、參差對照、風情萬種的好文章。
事情過後沒多久，張愛玲便把她被囚禁的經過寫成英文，投到了《大美晚報》（eveningpost）發表。這是一家美國人辦的報紙。在美國，是少年兒童的天堂，美方報刊自然會詫異並反對這樣的家庭暴力的。于是，編輯便為張愛玲的文章定了一個聳人听聞的標題︰「whatalife!whatagirl‘slife?（什麼樣的日子！一個女孩的什麼樣的日子？）應該說，這是張愛玲第一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竟是一篇控訴自己父親的文章。
因為張愛玲的父親一直訂閱英文版《大美晚報》的，也就自然看到女兒的這篇文章。他當然大動肝火，但也已經晚了，文章已是發表了，張廷重只能望洋興嘆。而從此，張愛玲也開始了自己的全新的生活領域。
好在，生活不可能按照想象或者願望發展，張愛玲來到她母親家不久，就發現，她對于母親的印象，很可能是一種想象，而她對于母親的愛，也是一種羅曼蒂克的愛。
終于又和母親在一起了。母親住的愛丁頓公寓和父親的家多麼不同呀——那是使後來成為她丈夫的胡蘭成覺得「兵氣縱橫」的地方，是「現代的新鮮明亮幾乎帶刺激性」的地方，是「華貴到使我不安」的地方——明淨敞亮的客廳，精致溫馨的臥室，清爽典雅的書房，瓖著瓷磚棚頂的洗手間，點著煤氣爐子的廚房，還有寬大的陽台和陽台上的玻璃門，每一樣都讓張愛玲為之喜悅，覺得新鮮而愉快。
記憶的長繩被時間的鋸子割斷了又重新接起來，住在愛丁頓公寓的張愛玲仿佛回到了八歲那年，媽媽第一次回國的時候，牽著她的手在花園里漫步，指點她行走坐立的姿勢，取笑她英語發音的蹩腳，教訓她說話不要直盯著人看，走路時兩腿不可分得太開，衣服是蔥綠配桃紅的好，艷不要緊，但不能俗，搭配是首要的學問……母親帶回來的氣息、聲音、色彩、光影，足夠讓一個八歲的小女孩眼花繚亂，和灰撲撲的總是提不起精神的父親一比，更是光彩照人。父母離異後，張愛玲在他們之間來來去去，浮光掠影中，她還可以保持一廂情願的想象，而她在父親那邊的時間要長的多，沒有距離所以也就不美。
不過，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母親也有被美化的條件，她的「留學背景」——不要問她有沒有學到什麼，少女張愛玲在意的，只會是那種洋派頭；她一往無前的先驅者形象，她的果斷利落不含糊曖mei，都使她有了成為「女神」的可能。
現在，張愛玲來到這「女神」的世界里，讓我們猜猜她的心情，我猜一定不完全是劫後余生的歡喜，相見之時，也不會有眼淚相擁的一幕。大家庭本身就是一個江湖，江湖是這麼一個世界，快意恩仇的表面下，往往有著清晰的利益權衡。張愛玲出逃之前，母親黃逸梵就給張愛玲口信說︰「你要想清楚了，跟了我，是沒有錢的。」張愛玲來投奔母親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好在，還有一種東西存在，那就是母性……
如今整整十年過去了，這十年里，上海的變化多大呀——不要說十年，但就是去年一年，上海發生了多少大事呢。這動蕩不安的1938！！！
1938年是上海文化界繁榮的一個重要年份，在這一年里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宣告成立，電影紅星周旋與第一任丈夫嚴華結婚，同年加入國華影業公司；上海影後胡蝶與潘有聲新婚；張愛玲喜愛的電影明星談瑛主影的《夜奔》公演，同時上演的還有蔡楚生導演的《王老五》；在這一年里，二十卷本《魯迅全集》出版；巴金寫完《春》、《愛情三部曲》並合刊出版；同年夏衍籌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趙樸初接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理事，上海慈聯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常委兼收容主任；當紅作家蕭紅與蕭軍分手；在這一年里，宋慶齡先後到廣州和香港組織「保衛中國大同盟」，向全國人民和海外華僑宣傳抗日，摹集醫藥與其它物資……
這些個熱鬧，張愛玲都沒有趕上，她只是待在她父親的家里忙著生病，也忙著生氣，忙著想辦法出逃。然而現在好了，現在她又可以回到上海的懷抱了，可以耳聞目睹地與這個城市手牽手，心貼心，她看到的每一件事物都是親切躍動的，活色生香的。
媽媽住的愛丁頓公寓所在的靜安寺路，是電車的始發站。電車向東穿過繁華的南京路，一路商店、酒樓、書店、咖啡廳、股票交易所、跳舞廳……一直駛到終點站廣東路外灘。張愛玲一直都喜歡听電車「克林克賴」的行駛聲，仿佛枕在鐵軌上睡覺——電車後來成了她小說里的重要道具。
除了電車聲，還有靜安寺的敲鐘聲；斜對過平安電影院的打鈴聲；後身百樂門舞廳里尖細嗓子的唱歌聲；隔壁新從天津搬來的起士林咖啡館的開門關門聲，以及樓下賣餛飩的梆子聲，都會在靜夜里凌風度月而來，讓她即使在夢中也會心安地記得︰我是在媽媽的家里了，終于和媽媽在一起了。
張愛玲曾經這樣寫道︰「在上海我們家的隔壁就是戰時天津新搬來的起士林咖啡館，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覺的警報，一股噴噴的浩然之氣破空而來，有長風萬里之勢，而又是最軟性的鬧鐘，無如鬧得不是時候，白吵醒了人，像惱人的*一樣使人沒奈何。有了這位芳鄰，實在是一種騷擾。」
我們從這里可以感覺得到張愛玲所描寫的景、物，是何等的幽默有趣。
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上海，是繁華的極致。
整個世界都在動蕩中，破壞中，並且即將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然而亂世里的一點點安寧，格外珍稀可貴。
和母親在一起的時光太寶貴了。此後張愛玲寫了許多的文章從不同的角度來記載愛丁頓公寓的生活，但凡與母親有關的文字，總是寫得無比溫柔。她在文章里說自己有個怪癖，非得听見電車的聲音才睡得著覺——其實我想是因為電車聲使她想起母親，覺得仍和母親同居一室，如此才會安穩睡著。和母親在一起的公寓生活是她少女時代最快樂的時光，因此即使是衣食這樣的瑣事，也都新奇而有趣，稱得上色香味俱全的。
逃出來的這段時間，在母親的家里，張愛玲這樣寫道︰
「在和母親住的這一個時期，每天到對街我舅舅家去吃飯，帶一碗菜去，莧菜上市的季節，我總是捧著一碗烏油油紫紅色的莧菜，里面一顆顆肥白的蒜瓣染成了淺紫紅色。在天光下過街，像捧著一盆常見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紫紅花斑斑點點暗紅苔綠相同的鋸齒邊大尖葉子，朱翠離披，不過這花不香，沒有熱乎乎的莧菜香。」
在張愛玲和母親住的這段時間，她的腦子里總是這樣充滿著羅曼蒂克，紫紅色的莧菜也能給予張愛玲無比想象的空間，從每一言、每一語、每一處里都發現新生活的美，新生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