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國文修養從小到大一直都很好，看來的確可能是在港大三年堅持不用中文的緣故。這時炎櫻也轉到了聖約翰大學，倆人仍然像在港大時一樣形影不離，像在港大時期的那種散漫、自由、隨意的風格仍舊在她們身上延續。
兩個人一個矮、胖、活潑不羈；
一個高、瘦、沉默寡言；
相映成趣的畫面在聖約翰大學再次成為校園內的一道靚麗的風景。
炎櫻還計議著要做兩件衣裳，各寫一句聯語，在路上遇見了，上下句便忽然合成一對。這時候的她們仍然喜歡在穿上下功夫，從中國傳統和民俗中取得服裝設計的靈感，齊聲批評時下看不入眼的裝束。
那時有許多女人用方格子絨線毯改制大衣，毯子質地厚重，又做的寬大，方肩膀，直線條。炎櫻形容︰「整個地就像一張床，簡直是請人躺在上面！」炎櫻自己則喜歡穿西式裙子和上衣，搭配一些中國古色古香的裝飾；或穿連衣裙，在脖子下面加上一繡花的像兒童圍嘴的裝飾；或上裝穿杭紡絲襯衣，下系西式裙子，腰間系一條猩紅的流蘇。總之是中西混雜，能夠披掛上身的零件統統拿來，絕不浪費。
張愛玲則是鵝黃緞子旗袍，下擺掛著長達四五寸的流蘇，那種打扮只是在舞台上才看得到的，即使大學周六下午開舞會，也不會有人穿那種衣服，亮晶晶地耀眼。
她們自己動手設計服裝，還有那一大堆從香港帶回來的奇裝異服出盡了風頭。其中有一匹廣東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紅上印著粉紅花朵，女敕黃綠的葉子，同色花樣印在深紫和碧綠地上。鄉下也只有嬰兒穿的，她們卻用來做衣服，自覺保存劫後的民間藝術，仿佛穿著博物館的名畫到處走，到處張揚。在聖約翰大學她們兩個是再一次出盡了風頭，她們那樣招搖地走在校園里，遍體森森然而飄飄欲仙，完全不管別人的觀感。同學們又好奇又有趣地看著她們倆，異口同聲地問︰「她們是誰？」，「是插班生嗎？」。，「哪來的？」，「穿的好怪啊！」
那時候，她們風華正茂；
那時候，她們青春恣意；
那時候，她們宏圖飛揚。
有一次張愛玲穿著一件前清老樣子的繡花襖褲去參加同學哥哥的喜宴，弄得滿座賓客都為之驚奇不止。
——張愛玲就是這樣，堅持于著裝的「特別」，把穿衣服當成寫文章，「語不驚人死不休」。
張愛玲在聖約翰大學的同學劉金川曾在一篇《我所知道的張愛玲》的紀念文章里，這樣回憶她們在聖約翰大學的見面︰
「1942年我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系讀書。秋季開學後，有一天下課走向女生休息處時，遇上好朋友潘惠慈（她已經去世，她的三嫂就是早期的電影明星胡蝶）對面走來說︰‘金川，我今天給你介紹一個你的同道，她叫張愛玲，你們一定會談得來。’又說︰‘她寫中英文的文章都很好。’」
「那時，我一面讀書，一面還得工作，也擠著時間寫些文章，做些翻譯投稿。張愛玲因在《西風》雜志上征文《我的天才夢》得過獎，所以我也听聞過她的大名。惠慈和我走到女生休息室時，里面沙發上、椅子上已經做了很多人，有的在吃點心喝咖啡，有的在輕聲談話。惠慈領著我向靠窗邊坐著的一位戴很厚眼鏡片的女生招手。經介紹後，張愛玲微微起身後又坐下，笑眯眯地一言不發。張愛玲是一個長臉、身材高大、動作斯文的女生。張愛玲和我只听惠慈兩面介紹。我才知道張愛玲那是因在《二十世紀》，是德國人梅涅特的雜志上刊登過一篇《中國人的生活與服飾》而聞名。惠慈的姐夫是德國人，所以知道這個消息也早一些。後來，惠慈還把張愛玲的這篇文章剪下來給我看，現在我還模糊地記得上面還有插圖。而那時寡聞的我卻並沒看過。」……
「惠慈有課走了，留下我們兩個人。張愛玲既不說話，仿佛連眼楮也不看我。由于很窘，我只好打開書本看書，直到快下一節課時，我才向張愛玲打招呼走出休息室。」
「過了兩天，我站在交易廳台階上，和我當時的幾個好朋友講話，印象深的有章甦（已過世，曾做過胡適的秘書）、陳琲楨（上海外貿學院教授）、張華珍（下落不明）等，還圍著不少男生。有一個人叫道︰‘看呀！這位女同學穿得好怪！’」
「我隨著大家的眼光看去，原來就是張愛玲。她穿著鵝黃緞子旗袍，下擺掛著長達四五寸的流蘇，正在朝教室大樓走去。這種打扮只有舞台上才可以看得到。即使我們那時周六下午開舞會，也不會穿那種衣服，亮晶晶地耀眼。在場女生都相互有好奇又有趣地看著，有異口同聲地問︰「她是誰？」，「是新插班生嗎？」。，「哪個系的？」頗引人主意，也可知當時很多人不識這位名人。」
「過後，惠慈問我與張談得如何，我已實情相告，她怪我說︰‘應該自己湊上去談話呀！張愛玲現在很有名呢。’」
「而我，當時自己心事重重，也不知錯過這個機會而覺得可惜，也不在乎什麼名人不名人的，反怪張愛玲有點驕傲。沒有多久，在課室里就再也見不到她了，可能已經輟學。」
「這以後，我也看過張愛玲的幾篇小說，印象是文字流暢，描寫細膩。她寫的婦女有點像我母親一代的，有點封建，又有點洋化。而我可能修養不夠，對那時有些名氣的作家如徐訏、張愛玲的文章，卻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無心細讀。因為讀張愛玲的作品太少，所以真的沒有資格評論她。」……
「張愛玲後來走出國外，至少讓她得以寫些文章，流傳世間。如果留在國內，結果是很難想象的。」
從這段回憶錄里可以看到，在1942年初回到上海不久的張愛玲，就已經很有名氣了。
但是這種情形只維持了兩個多月，張愛玲很難再如過去一樣，一邊認真讀書一邊鬧哄哄地去看電影去滿街找冰激凌。她已經沒有炎櫻那份自由和幸福了。上海比香港更明確地向張愛玲提示她是一個人「赤果果地站在天底下了」的。在學費的問題解決之後，生活費用很快又迫在她的眼前。在去香港之前，她與姑姑同住，那時母親還在，房租等一切費用都是有母親承擔的，而現在與姑姑同住，這些費用自然需要落到姑姑頭上，張愛玲心里過意不去，壓力很大。
母親自1939年去了新加坡，已經好幾年不知音訊，父親那里她要了學費，就不願意再去找他討生活費。張愛玲是個倔強的女子，她不太願意求于人，哪怕是自己的親人。很明顯，她需要賺錢自立了。事實上，她也想這樣，當初她從父親家逃出來的時候，事實上，已是主動放棄了張家的財產，而當她決定去香港大學繼續念書而不是穿著漂亮衣服準備去做少女乃女乃的時候，她就已是放棄了依靠男人而生活著、體面著的少女乃女乃的生活道路。在她那樣的家庭里面，大多數的女孩子的前程都是如此規劃的。那時候她就似乎已經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將走上職業女性的道路，如她的姑姑、母親那樣獨立。
既然讀完大學的目的也只不過是一只飯碗的問題，那麼省掉這個中間的環節，直奔飯碗而去不是更明智嗎？聖約翰的古板的教學方式與香港大學比較，張愛玲認為與其浪費時間到學校上課，還不如到圖書館借幾本好書回家自己讀。
張愛玲又一次輟學了。這一次的輟學是她自己的選擇，是生活的選擇，是她「赤果果站在天底下」後不得不做的選擇。然而驚鴻一瞥，聖約翰已經留下了她的雪泥鴻爪，她的同學們也記住了那綠野仙蹤——為了她的特立獨行，為了她的奇裝炫人，更為了她的才情與盛名。
在港大的《天才夢》是一篇已經形成的「張愛玲體」的文章。當然，更重要的是，它已經表明張愛玲已經意識到了自己日後有必要以「發展自己的天才」為己任，以她的夢想為生活。在這種意識的背後，是她對自己才能的強烈自信。她有長達數十年的寫作經驗，有狂熱的天才夢想，有執著的進取的轟轟烈烈的人生期望，張愛玲走上職業寫作的道路有很大的必然性，在香港大學期間為學習好英文已經有三年時間不用中文寫作，再提起筆來不知會怎樣，確實是未可知的事情。
一個「赤果果地站在天底下了「的人，也許比其他的人更需要飛揚的轟轟烈烈，更需要完美明亮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