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44年末，「張愛玲年」，湯湯地流過了。《傾城之戀》話劇的成功，是她在上海的最後的輝煌，此後雖然亦時有佳作，引起波瀾，卻總是褒貶參半，憂喜相隨。
時代的車輪，漸漸地把所有的暗香異艷都碾作齏粉，零落成泥，面目全非。
張愛玲、胡蘭成這種婚姻應該說是秘密的、半公開的，知道的人也不多。在張愛玲的內心追求的是一種有人喜歡她、欣賞她就行，有人欣賞她的一顰一笑，欣賞她的飛揚的文字，而能欣賞她的人是最聰明的人。胡蘭成恰恰就是這樣聰明的人，有這樣的悟性，這不能不使她暫時忘掉人世間其他的紛擾，流連于歲月的美好與平靜。
他們婚後的生活可以說是幸福的，他們大多的時間是，一個在寧靜的燈光下寫作，一個在寧靜的燈光下看書，剪影投在窗紗上，如梅花照壁，有說不出的精美與安寧。
這樣寧靜的生活沒有多少時候，胡蘭成在南京接到新的委派︰日本人出錢，叫他辦一本有日本掌控背景的雜志，名字叫《苦竹》。這名字來自張愛玲喜歡的那首詩︰「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即天明。」——這時候的她與他，都是在如蒸如煮的夏夜里盼望天明。
封面是炎櫻設計的，以大紅做底子，以大綠做配合，紅是正紅，綠是正綠。肥而壯大的竹葉子布滿圖畫，大白竹竿斜切過畫面，有幾片綠葉披在上面，在整個的濃郁里是一點新翠。
胡蘭成接到日本人的新任務辦《苦竹》時，作為妻子，張愛玲是十分支持他的，這時候的張愛玲，正值聲名飆升之際，她已經很少在其他刊物發表自己的作品了，《苦竹》一問世，張愛玲日夜替他趕稿子，張愛玲一口氣接連在《苦竹》上面發表了她新的散文《談音樂》、重登《自己的文章》、和新完成的小說《桂花蒸•阿小悲秋》等等散文、小說作品，張愛玲的「幫夫」之態相當明顯，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當年他的弟弟張子靜辦刊物請求她的幫助時，相比較，我們更容易看出她對胡蘭成的感情。
張愛玲每次發稿想到他看稿子的樣子，猜測他的神氣與考語，就覺得歡喜。寫到得意的句子，知道他一定也覺得好——他總是讀得出她的好，而且懂得欣賞，這是她最感激于他的。
因他見到她的好，她的美；她便願意為了他而更好，更加美。比如，她穿一件桃紅色單旗袍，胡蘭成夸說好看，她自己便也得意，夸耀說︰「桃紅的顏色聞得見香氣。」她去靜安寺逛廟會時買了一雙鞋頭鞋幫都繡有雙鳳的桃紅色的繡花鞋，她知道他喜歡，就常常穿著它在他的面前走來走去。每次胡蘭成從南京回來，在房間里張愛玲總是穿著這雙鞋。
這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表現的「嫵媚」？？是不是平凡夫妻難免的俗氣？？我想︰這世上踏實有用的是俗人，要做平凡夫妻，俗氣也是一種快樂！！！
張愛玲也是個戲劇型的人。隨便說一句話，都是咳珠唾玉，像對百般詞句警人，做一個手勢，又是柔艷有韻致，便連穿的衣裳，也是隨身帶著的一部小型話劇。
而胡蘭成，無疑是最好的看客，讀者，听眾，知音人。
而這時候的她，人坐在這里，可是心早已經飛去了南京，依附在他的身邊。稿子寫好了，最後定標題，她寫著《桂花蒸——阿小悲秋》，笑了，同時在心里做了一個決定——親自去南京，當面交給他。
這一段時間，張愛玲住在南京。關于這一段張愛玲暫住南京的記憶，台北《中國時報》有一篇署名叫「古之紅」的作者，寫了一篇《往事哪堪回首》，其實是「頗有回味」的︰
「認識胡氏伉儷，緣由蘭成先生令佷胡紹鐘學長引薦……，胡氏居處，在南京市區石婆婆巷二十號，雖非豪宅巨邸，但其屋宇建構，采用歐洲南部風格，極為雅致，而其建材選擇、色澤搭配，均為一時之最，一望即知居住在此的主人，其生活品味，必定是列于高雅層級之流。」
「步入胡宅大門，即是一片碧綠，芳草如茵，草地周邊排列著五六個小花圃，其中栽著幾叢玫瑰和鳳仙，而兩株體型稍大的臘梅，則散發出淡淡的幽香。草坪中央為網球場，只要掛上球網，即可打球活絡筋骨。」
「第一次進入胡宅，正巧遇見他們打球方歇，因系初見，紹鐘為我們做了簡單的介紹，我也乘機打量他們︰那位男士，就是紹鐘的六叔，約莫四十來歲，氣宇軒昂，眉目之間，英氣煥發；女士年齡略輕，面容娟秀，顯露出一股青春鐘靈的活力。」
「在此之前，我對蘭成先生，完全陌生；但對愛玲女士，則是因為她曾被筆者的恩師彥長教授贊譽，將來極可能是震驚文壇的名小說家，故而在心中對她已早有了一分敬仰之意。此後，在紹鐘陸續的談話中，才知道當時張愛玲在文藝圈，雖已相當馳名，其實，他的六叔蘭成先生，在文化、學術、新聞各領域，更是盛名遠播，如若不然，他怎麼能那麼輕易就贏得美人的芳心。」
「當時，正值張愛玲、胡蘭成熱戀高峰，無論居家閑談，抑或戶外散步，均以格調高雅時尚，偶爾啟窗望月，持螯賞菊，在展現文士風範；至于談經論道，規劃人生，則必炫其禪味，境界高不可攀。前人喜用‘鶼鰈’二字以喻夫妻情誼深厚，張、胡當之無愧。」
「張、胡之戀，雖為人譽為‘神仙美眷’，惟華服美食，終難恆久保持不墜。當時，胡供職之‘公司’營運成績不佳，勢將改組，因之，蘭成先生之情緒、言行常見不耐之狀，愛玲女士雖勸慰再三，然而效果不彰。」
「就我個人觀察，張對胡仍是一往情深，多方體貼；而胡之待張，則似乎與往昔稍有不同。……」
這段署名「古之紅」的文字，記述著除了胡蘭成的《今生今世》以外，就是我所見到的唯一有關張愛玲婚後生活的文字記錄，卻又叫人將信將疑，忍不住要問——人家「啟窗望月，持螯賞菊」，你看見了？「談經論道，規劃人生」，你听見了？「規勸再三，而效果不彰」，張愛玲向你訴苦了？
然而，我又希望這位「古之紅」寫得全是真的——至少張愛玲曾經開心過，快樂過！！
猜想時間應該是1944年9月以後的事情，因為這年8月結婚以後，張愛玲基本公開地與胡蘭成一道進出，並參加各種張愛玲雜志社方面社會活動以及胡蘭成的政治方面的社會活動。凡此種種，張愛玲並不避嫌。9——11月間張愛玲往返南京與上海，住南京的日子多了起來。（這是張子靜的一些資料所披露的時間考證。）
除了古之紅的文章《往事哪堪回首》回憶，我們也看到張子靜的回憶資料，說明張愛玲為胡蘭成在南京創辦雜志《苦竹》而盡心盡力的描述。10月出創刊號後，緊接連著出了第一期、第二期，張愛玲除了撰稿力撐，也不時地會去南京，陪他在南京石婆婆巷住上一段時間；其後不久胡蘭成便又有新的派遣去了武漢，且又有了新歡護士小周，光景便又不同了。這是後話。
關于南京住宅，倒是有跡可尋的——胡蘭成的朋友沈啟無在《南來隨筆》中也提了一筆︰
「我住在我的朋友家里。朋友的家住在一個背靜的小巷子里。我喜歡進門看牆根的一排紅天竺，密密地叢生著一簇簇的紅果子，累累地快要墜下來了，真是生命的一個沉重，客廳前面是方方半畝大小的一片草地，隨意生長著一點野花，卻無大樹遮蔽天日，這小園，我感覺它有樸素與空疏之美。沒有影子的太陽，灑滿全院，坐在客廳里開門一望，草地的綠仿佛一起爬上台階似的，人的眼楮也明亮起來了。」
「朋友贊美一個印度女子寫的句子，‘秋是一個歌，桂花蒸的夜，像在廚里吹的簫調。’想到這樣的夜，沒有月亮也是美的，暗香浮動，你試用你意想的手，輕輕也可以模得出的。」
這個文章里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便是胡蘭成了；這片草地，便是他躺在藤椅上第一次看《封鎖》的地方；而這個「印度女子」，便是炎櫻了（炎櫻是斯里蘭卡人，但是胡蘭成一直錯記成印度人，後來張愛玲在《對照記》里特意點明，似有澄清的意味）；那句「秋是桂花蒸的夜」，便是張愛玲小說《桂花蒸——阿小悲秋》的題記，便登在胡蘭成的《苦竹》第一期雜志上。
沈啟無贊美炎櫻設計的《苦竹》的封面，說︰「我喜歡這樣的畫，有木板畫的趣味，這不是貧血的中國畫家能畫得出來的，「苦竹」兩個字也寫得好，似隸篆而又非隸篆，放在這里，就如同生成的竹枝竹葉似的。換成了別的字，絕沒有這樣的一致調和。」
沈啟無是胡蘭成的朋友，也是同事，常常听到胡蘭成贊美張愛玲。一個陰雨天，兩個人站在廊下，听到巷子里有鼓吹，胡蘭成想起舊時胡村人家娶親的吹打來。漸漸聊到《金瓶梅》里的婚嫁，胡蘭成說︰「這兩天閑來無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覺得寫得欠好，讀得只有壅塞的憂傷，沒有啟發。」
于是沈啟無說了些明朝萬歷天啟年間的事來助興。聊到投機處，胡蘭成便又提起張愛玲來，說她如果在這里，一定另有絕高見地。
胡蘭成又說︰「《金瓶梅》里的人物，正如陰天換下來沒有洗的綢緞衣裳，有濃濃的人體氣味，然而人已經不在這里了，也有熠熠的光輝，捏一捏還是柔滑的，可是齷齪。就像張愛玲在《談跳舞》里說的︰‘齷齪永遠是閉塞，由于局部的死。’」
胡蘭成說過了，才覺出這一個絕妙的比喻，這種比喻十足是張愛玲的風格，不禁越想越得意，只說還不盡興，于是提筆記下來。又逼朋友沈啟無也來寫一寫張愛玲。
沈啟無遂寫道︰
「張愛玲，蘭成說她的文章背景闊大，才華深厚，要佔有一個時代，也將在一切時代里永存。這話我並不以為是過譽，看她文章的發展，是有著多方面的，正如蘭成說的︰‘青春能常在，自由能常在，才華能常在的’。生活對于她，不是一個故事，而是生命的渲染。就是沒有故事，文章也寫得很美，因為有人生作底子，所以不是空虛的浮華。她不像西洋厭世派，只寫了感覺，在他們的手下，詞藻只做成‘感覺的盛宴’。而她，把感覺寫繪成感情，幾乎沒有一樣感覺不可以寫出來的，沒有一樣感覺不是感情的。她走進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無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個完全的安靜。所以，她的文章是溫暖的，有莊嚴的華麗，也有悲哀，但不是慘傷的淒厲，所謂‘眾生有情’，對人間是有著廣大的愛悅的。」
沈啟無繼續寫道︰「一個人有著廣大的慈悲，在時代的前面，沒有所謂屈服，他可以低眉，可以俯首，偉大的愛是活在別人的生命里，偉大的藝術也是不滅的，永生的，不像一枝蘆葦輕易在暴風雨里就被摧折的。所以，讓‘生命來到你這里’這句話，還是很可意味的一句話。」
「讓生命來到你這里」是張愛玲在《傳奇》再版序里引用過的話。這本書，是沈啟無陪胡蘭成在南京建國書店買的。只是看了序，已經被驚動了。只覺得每一篇都有異彩綻放，沈啟無繼續寫道︰「仿佛天生的一樹繁花異果，而這些花果，又都是從人間的溫厚情感里洗練出來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氣，卻是六朝人的華瞻。」
在所有關于張愛玲的評論文章里，沈啟無這篇文章其實也是相當不錯的一篇，然而由于沈啟無也是一個文化漢奸的身份問題，文章很少被人提及。我花了很多時間，查看所有的資料及紀念文章，就是沒有沈啟無的這篇《南來隨筆》，後來還是在一本2004新版的張學專家研究者陳子善《張愛玲的風氣》里找到這篇「漢奸」沈啟無的回憶文章。
然而，胡蘭成在《苦竹》里對張愛玲的傾心贊嘆並不是一直可以做下去的，因為政治的變動，胡蘭成只寫過《論張愛玲》、還有《張愛玲與左派》這兩篇文章贊美張愛玲的文章。《苦竹》辦了兩期以後，胡蘭成就明顯地從文藝轉向了時政政治，張愛玲的文章不見了，他評論張愛玲的文章也不見了。
胡蘭成想利用《苦竹》這塊陣地大撈政治資本，想以論政的方式來取得即將變動的時局取得一席之地。這時候的他無疑想起自己是靠《柳州日報》發跡，靠自己的筆桿子發跡。
胡蘭成在《苦竹》里擺出一副張愛玲祖父張佩綸式的「清流」姿態，評議天下時事，發表了許多鼓吹日本撤兵的理論文章，故持異端言論。同時又與日本軍界內反戰派頻繁接觸，希望造成一種聲勢，以促成日本撤兵。這里他細細地想過︰假如日本人接受了他的撤兵的建議，不但與日本是比較體面的，因為主動撤兵總比被動投降強得多，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比較容易重謀出路，或可將功折罪免去叛國投敵之罰。可以作為東山再起的資本。
日本將敗，中國將勝，勝敗交接之間，形式必定復雜，局面自然會混亂的，作為身處亂世的「有志氣的男人」，胡蘭成自然是希望在這種混亂中撈住一個機會。
但是令他沮喪的是，撤兵休戰的言論無論是在汪偽政權還是在日本本土，都未成氣候，沒有人理睬。
這些情形、這些心理，張愛玲是一概不知道的，他也無心告訴她，在他看來，亂世之際的人又怎麼能論得了兒女情長？這是玩弄政治的人與張愛玲很不同的相悖觀念。
我們再來重新整理一下張愛玲與胡蘭成的相識、相知、相愛、相許的過程。
1943年12月，胡蘭成看了蘇青的十一月號《天地月刊》讀到《金鎖記》開始，然後從蘇青那里拿到張愛玲的「靜安寺赫德路口192號公寓6樓65室」地址後，即去登門求見，當天沒有見著，第二天張愛玲打電話去拜訪，此後二人就開始了往來。
到了1944年8月。胡蘭成與前妻離婚，沒幾天他們秘密結婚。這樣的時間最後在胡蘭成的《今生今世》里得到確認。所以胡蘭成在1944年8月離婚，8月結婚的時間是成立的。
還有這個時間的證據就是張愛玲的弟弟在《我的姐姐張愛玲》中寫道︰「1944年8月姐姐寫了一篇散文《詩與胡說》。姐姐在文章中表達了她的溢美之詞，當時我沒有讀出弦外之音，姐姐寫道︰「活在中國就有這樣的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國——還沒有離開家就已經想家了。」後來通過讀了胡蘭成的《今生今世》才知道這時候的姐姐正處于熱戀期。」
8月結婚以後，9月胡蘭成就接到日本人新的任務，創辦《苦竹》。張子靜繼續說︰「這時候的胡蘭成寫了大量的文章贊譽姐姐，可想他對姐姐的才華和作品大力贊揚也是理所當然的。如《評張愛玲》、《張愛玲與左派》。無疑，胡蘭成的《評張愛玲》最得姐姐的歡心，也使得姐姐理直氣壯地一版再版自己的小說集《傳奇》。使她對于「趁熱打鐵」的信心倍增。8月、9月是姐姐最得意的日子，幫助胡蘭成創辦《苦竹》更是姐姐恣意飛揚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