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離開溫州回到上海以後，這是張愛玲一生中最為黯淡的時刻。三十多年後，她在美國寫《小團圓》的時候，筆端仍然流露出淒涼，說「那痛苦像火車一樣轟隆轟隆一天到晚開著，日夜之間沒有一點空隙」。
張愛玲這種轉世為人的悲切與淒涼，又好像是把魂丟在了溫州。一柄傘撐開在陽台上，是在那里晾干了一直就忘記了收，她每每見了這柄傘便覺得刺心，想起自己在雨中撐著這柄傘坐船離開溫州的情形，忍不住眼里含著淚，她別過了臉不忍再看——然而這柄傘一再地忘記了收。
回到上海以後，只要她走在馬路上听見店家播出的京劇，唱須生的聲音非常像胡蘭成，她立刻眼楮里就有淚水涌出。
在飯桌上吃飯，張愛玲又想起胡蘭成寄人籬下，在斯家親戚的大圓桌旁蹭飯吃，立刻自己吃什麼東西都索然無味。
她沒有當姑姑面哭，但是姑姑也知道張愛玲的狀況，勸她說這樣下去是會撐不住的。
姑佷倆只要說起與胡蘭成的種種扯不斷的線系，姑姑就默然，而後又不斷地嘆氣道︰「他也是太濫了。」
吃不下飯，張愛玲有兩個月就是靠喝美國大兵的罐頭西柚汁維持著營養。
有一天，張愛玲在街上的櫥窗里看見一個又老又瘦的女人迎面走來——哦，原來是自己！
她在此時的很多舉動，我們只能理解為︰一個感情受挫的女人出于絕望的行為。
就在此前不久，張愛玲和蘇青一起接受《雜志》記者采訪時，她還對自己的婚戀感覺幸福、信心滿滿︰
「我一直在想，男人的年齡應該大十歲甚至十歲以上，大多一點無所謂，我總覺得女人應該天真一點，男人應當有經驗一點！」
我們現在再重新回味這話，看似平淡，里面其實透露著許多快樂。
——出名要趁早啊，嫁人也要別具一格哦。
可惜，這兩樣恰恰在很短的時間里證明都錯了！
張愛玲她也朦朧地感覺到︰這一次的溫州分別將會不會是他們的永別。
今生她只怕不會再見到這個男人了，在離開溫州船舷上她的眼淚是為了這段夭折在風雨濁浪中的愛情，也是為了她自己。因為，她的心里知道，這以後她真的從此就萎謝了。這時候的張愛玲便如一朵月兌水的鮮花，迅速地憔悴了。
從前，張愛玲愛上他的時候，滿心滿眼都是他，還有等待、猶豫、傷心、擔憂、憐惜……把心里都塞得滿滿的，幾乎不勝重負。然而，如今決意把他放下，心里空空的，卻比從前更加沉重。最終還是放不下他。
原來，愛他、想他、念他、憂他已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與之呼吸共存。要她現在放下這一切，那不是讓她窒息一樣的可悲嗎？？
在離開溫州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張愛玲與胡蘭成一直還通著消息，但長信她再也不寫了。
春天在窗外澌澌地流過去，她都沒有在意。
青春在書桌旁澌澌地流過去，生命也在書桌旁澌澌地流過去，張愛玲，她坐在自己的書桌旁，可是一個字也寫不出來。與胡蘭成婚姻的失敗與感情的重創，使張愛玲懶于與外界交往的性格更進一步發展。
時代的變化也越來越使張愛玲感到陌生，那個她津津有味地探索和挖掘的民國時代，正如漏斗里的沙礫般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一點一點滲淨。隨之將要到來的世界，不僅是陌生的，也是張愛玲不諳政治的思維所無法想象的。這必然影響了她的創作。
這一時期，她的創作呈滑坡趨勢，倏地跌落下來。
自從1944年底胡蘭成前往武漢之後，張愛玲的心里就開始承受著太多太多的東西。愛可以成全一個人，亦可以無形地劍刃戟傷著一個人，張愛玲似乎更屬于後者。
這時候又正是胡蘭成逃亡溫州後與範秀美同居，張愛玲去看他後涕泣而返之後的半年，兩人的感情基本已經走到了盡頭。亂世歲月風飄雨打的感覺張愛玲算是漸漸地也體會到了。她以沉默來對待這一切，所有的郁悶、憂傷與淒涼她都只有往心里裝，往心里埋葬，而很少形之于色。她的為人風格在發生著巨變。
1946年也是張愛玲完全輟筆的一年。外有輿論的壓力，內有婚戀的絕望，對于一個剛剛從大學畢業才兩三年的女子，生活中發生的這一切也實在是太過倉促、太讓她措手不及了。
僅僅幾年前，她還是一個對雲片糕、冰激凌充滿無限懷戀的少女，而現在她忽地又發現，自己再次被摔倒在赤果果的天底下了。她不得不一個人獨自來承擔著命運。
她的父親，她的家庭已經很少再與她發生聯系。弟弟張子靜偶爾來看一看她，她也沒有多少話和他說。張愛玲既然已經與父親的家永斷往來，而所愛的人又僅僅如幻影，她也就只好一個人在赤果果的天底下孤獨地生活下去了，既然認定惟有內心才有完美，她對于外部世界的態度也逐漸地平和，逐漸少了挑剔與嘲諷。
胡蘭成倒是曾經給過她安全感、穩定感，但是現在看來，那不過是一陣短暫的幻影，大難一至，他早逃之夭夭，根本不曾想到還要顧及她。亂世戀情，說穿了也不過是一些自私的男女偶爾拼湊在一起罷了。
她以前在小說里總是這樣地嘆息白流蘇，現在輪到自己頭上，卻連嘆息的精神都振作不起來了。
看透也罷，絕望也罷，生存的現實她總是要面對的。抗戰一勝利，心緒寥落的張愛玲漸漸地發現自己文章的發表也變得困難起來。而她自從最初動筆在《二十世紀》的英文月刊開始，一直是以寫作謀生。
這一發現無疑是一種她十幾歲時常體會到的那種「惘惘的威脅」。
抗戰勝利後，與日偽政府有曖昧關系的《雜志》月刊自動停刊，此時在上海代表嚴肅文學傾向的是《文藝復興》刊物以及一些左派或親近左派的刊物。
張愛玲一向不喜歡政治，對左派文壇素來敬而遠之，少有往來。所以這幾年來，一直用力推介她的《雜志》社刊自動停刊後，差不多也就意味著她與嚴肅文學界聯系的中斷。這對她的文學生涯產生了明顯的影響。當然，按照常理，以她的才氣，她的名氣，是不難有別的雜志、出版社來主動將她羅致門下的，但她既然有所謂「文化漢奸」的嫌疑，一般報紙、雜志還是謹慎地與她保持著距離。這一點可有蘇青的遭遇作為佐證。
蘇青在文章里提起，曾經有大報擬請她去編副刊，但是又吞吞吐吐想讓她改個筆名，蘇青覺得換筆名恰恰是「心虛」的表現，她又有什麼可心虛的呢？結果雙方沒有談成。依照張愛玲的知名度，她可能也有過類似的經驗，不過她最終還是選擇了沉默。
兩三年間她的心態迅速走向悲切與淒涼。她原來就不愛多說話，現在就更趨于孤獨靜默，使幾年前她的唯美追求完全轉入內心。
這段沉默時間貫串1946年整整一年還有余。遲至1947年4月，她才在文壇上再次露面。
1946年這一年，是張愛玲最淒涼的一年，也是張愛玲最沉默的一年，便在這時候，母親黃逸梵第三次回國來了。
母親回國的那天，又是一個雨天，張愛玲和姑姑、還有表哥一起去碼頭接母親，當船停靠到碼頭後，張愛玲看到母親顫巍巍地走下舷梯，就好像從烏雲里走下來的一個人，母親穿著黑色的衣裳，戴著墨鏡，整個人都被一種黑色的雲霧籠罩著，比女兒還要瘦，還要憔悴。
姑姑張茂淵先迎上去，攙住黃逸梵的一條胳膊，憐憫地說︰「啊喲，好慘！瘦得喲！」母親的憔悴與消瘦令她默然。
張愛玲站在一旁不做聲，可是眼圈一層層地紅了。然後，她走過去和母親擁抱，她們倆都是默默地流淚——她們都失去了心愛的男人。
黃逸梵帶回數十只箱子，里面大多是皮件。她同美國的男友維葛斯托夫一起去新加坡，本來是要在新加坡做皮貨生意的，然而維葛斯托夫不幸死在新加坡的炮火中。男友死後母親她獨自一人在新加坡苦撐著。
母親說她為了生存，後來又去了印度，她在印尼還做過一段時間的秘書——是尼赫魯姐姐的秘書。（尼赫魯，印度獨立後，首任印度總理。）
母親的回來使張愛玲的精神受到刺激，母親的婚姻雖然不幸，但她還有一兒一女。而她自己的婚姻比母親的婚姻結束得還要快，不但沒有留下任何可以紀念的東西，反而使她在社會輿論上飽受打擊，看見了母親現在的模樣，看見了母親的落魄，她便知道自己的未來是一個什麼樣子。既然命運已經這樣了，她便只有認命了。
黃逸梵她們一行一邊走，一邊說，一邊哭。張愛玲听著，心驚意動——無論怎麼說，自己愛的那個人還活著，這便比什麼都好。她忽然便原諒了他。也許，她從來就沒有怪過他，只是一直在等待自己給自己一個原諒他的理由。
母親回來不久，大約是在1948年，母親就又回英國處理男友維葛斯托夫在英國的遺產去了，這一去，母親就再也沒有回來過，後來病死在英國。誰知張愛玲這次與母親的相見就是最後一次相見。
《紅樓夢》是怎麼來的？——有一天，「轟」的一聲，支撐著天穹的極柱倒了一根，于是天塌下來，地陷下去，誰也承載不了誰，誰也覆蓋不了誰。天也不肯再「罩」著地了，地也不肯再「頂」著天，一切都亂了，火漿翻涌，民不聊生，天碎了，地破了，都疼得很，灰飛煙滅，生靈涂炭。女媧看不下去了，于烈火如漿中煉就五色石，將天一塊塊補齊。補好了，卻多出了一塊石頭出來，隨手扔棄——世間便這樣多了一部《石頭記》出來。
如今張愛玲的天空也塌了一塊，也黑暗，也翻滾，也疼痛，可是誰會替她補呢？她自己低下頭，看著自己的胸膛空蕩蕩的一個洞，兀自流血，卻無人理會，惟有自己一手拿針，一手引線地將自己千蒼百孔的胸膛縫補起來——補好了又怎樣，仍然是一顆「傷」了的心。
母親先是住在國際飯店，她也知道了自己的女兒已經成名，而且因為一個不名譽的婚姻，現在身處尷尬境地。她對女兒是寄予了希望的，她不希望女兒陷入感情中而誤了自己的前程。因此，這一段時間，張愛玲都是陪著母親聊天來著，反正寫作也沒有什麼心思，外面的小報還在糾纏著她和胡蘭成的關系，不寫作她便就整理一下這幾年的新的手稿，準備再重新出版《傳奇》增訂本。
這一段時間，由于母親的回來，由于母親又在她的身邊，為了母親，張愛玲不得不振作自己，努力地讓自己從灰暗的情緒里走出來。
這一段時期，也是張愛玲在創作上處于一片的空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