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被張愛玲預測到「更大的破壞」已經到來。
抗戰勝利後，因為日偽政府接收上海帶來的寂靜混亂和政治迷茫，使上海陷入了空前的混亂狀態中。內戰的槍聲又連續了八年的抗日炮響，無休止的戰爭，使一度歡慶戰爭結束、對和平生活充滿希望的人們的心上重新又罩上了一層迷霧。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一段婚姻，發生在國土淪陷的戰亂歲月。因胡蘭成的政治身份，張愛玲的面目從此便蒙上了一層曖昧不清的迷霧。
抗戰勝利時，在報刊上也有文章對張愛玲抨擊。但張愛玲自身是篤定的，正如她當初選擇胡蘭成就沒有從政治上考慮一樣，最後于胡蘭成分手也是因為胡蘭成的移情別戀和性情浮華。
就在張愛玲承受內心巨大情感波瀾的同時，也承受了上海輿論界的一場大風暴。這時，對張愛玲來說，是她的一個突如其來的拐點。
抗戰勝利後，民眾被壓抑許久的對敵偽的仇恨爆發出來，其表現之一，就是輿論對上海淪陷時期所有漢奸賣國行為的聲討。
民意表達的主要渠道，是市面上林林總總的報刊，尤其是小報。那個時候，報紙上天天都在點一些人的名，斥之為「漏網漢奸「，要求政府懲辦。
張愛玲也在被點名之列。
當初關愛張愛玲的前輩們，如︰柯靈、鄭振鐸和傅雷先生他們的擔心，不幸言中。
由于張愛玲當初在《雜志》、《古今》這樣一些背景復雜的刊物上發表過作品，在淪陷時期黯淡的上海文壇不可思議地躥紅，還參加過《雜志》社為捧紅她而舉辦的一些公開活動，這些當初的「幸運「，現在都成了她洗不掉的污點。
當然在敵偽時期雜志上發表文章的人多矣，並沒有人人都遭到清算，但是張愛玲是由日偽的《雜志》出版社捧紅的作家，太過惹眼，因此也就首當其沖遭到「清算」。
以現在知道的情況看，《雜志》是個「白皮紅心蘿卜」，是共產黨地下情報人員的掩護機關，作為它的骨干作者也算不得什麼問題，但真相是多年以後才解密的，當時的民眾不可能知道這一層地下黨的關系。
而最成問題的，還是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姻關系。
中國古代講「株連九族」，在傳統的思維習慣中，壞人的家屬也沒有什麼好東西。所以聲討「文化漢奸」胡蘭成，株連到家屬，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輿論來勢洶洶，言辭頗不客氣。
據張愛玲的張學專家陳子善先生的文章說︰「1946年年末上海大時代書社出版的一本《女漢奸丑史》，另一本是《女漢奸臉譜》，不約而同地、明明白白地把張愛玲和與李香蘭（日本女演員）、陳璧君（汪精衛之妻）、楊淑慧（周佛海之妻）、莫國康（陳公博外室）、佘愛珍（汪偽特務頭子吳四寶之妻，後在日本與胡蘭成結婚）、川島芳子等大小‘女漢奸’相提並論。
這兩本書里，關于張愛玲的一章，連標題都像同胞兄弟。一個是咒罵「無恥之尤張愛玲願為漢奸之妾」，另一個是「‘傳奇’人物張愛玲願為胡逆第三妾」。
這兩本書里不但指責她是「文化漢奸」，還含沙射影地指責張愛玲是「海上文妖」、「漢奸之妾」，說她在《雜志》、《天地》、《古今》、《新中國報》這些漢奸報刊上發表許多作品，還多次參加各種親日活動。
更有甚者，1946年3月30日上海《海派》周刊，以及其他的報紙上有人公然刊出了《張愛玲做吉普女郎》的新聞，發表這篇文章署名的是一個叫「愛讀」的作者。文章寫道︰「前些日子，有人看見張愛玲濃妝艷抹，坐在吉普車上。也有人看見她挽住一個美國軍官，在大光明看電影。」
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為她也做了吉普女郎了（當時為了抗日，有大量的美軍駐扎在上海，特別是美國空軍飛虎隊的官兵們活躍在上海）。其實，這里所提到的「吉普女郎」，是指那些專門與在華美軍士兵勾搭的女人。像她這麼高傲，高雅，高貴的女作家怎麼會去做這個「吉普女郎」？？打死我，我也不相信。退一萬步來說，張愛玲的英文那麼流利的一位作家，就是有一兩個美國軍官做朋友又有什麼值得稀奇的呢？
語言暴力，蜚短流長，落井下石，無中生有地憑空捏造，真是聳人听聞。殺傷力甚為巨大。
盡管不久前整個上海的市民都還在欣賞著張愛玲的小說，現在此時此刻怕也在津津樂道看著張愛玲的身敗名裂。
——萬馬齊喑的時代，唯你張愛玲一個人恣意張揚，唯你張愛玲紅透半邊天，你憑什麼呀？
現在人們要出氣了，張愛玲不過是這種情緒的承受者罷了。
她不是「漢奸」，她也沒有任何賣國行為，當局並沒有將她訴諸法律——這就說明了一切。可是，這都無法讓她避免深陷輿論的漩渦。
還有人因為她與胡蘭成的關系，攻擊她的私生活（落腳點還是在「漢奸」二字）。然而與此種種，她只有沉默，對所有這一切，她已經無力反駁，並且保持了一貫的冷漠。她沒有做文為自己辯駁。
《雜志》等刊物停刊後，在上海，代表主流的是《文藝復興》這樣的純文學派刊物，張愛玲素與他們不相往來，因此失去了「話語渠道」。另外，一時也沒有哪個雜志有膽量、或者肯下氣力為她辯白。
張愛玲在沉默中。
對張愛玲這段時間的心態，很多張學作家都進行了渲染，無非是描述著張愛玲的苦悶、消沉、挫折感。其實並非如此。
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說︰「抗戰勝利後的一年間，我姐姐在上海文壇可說是銷聲匿跡。以前常常向她約稿的刊物，有的關了門，有的怕沾惹「文化漢奸」的罪名，也不敢向她約稿。她本來就不多話，關在家里自我沉潛，于她而言並非難以忍受。不過與胡蘭成婚姻的不確定，可能是她那段時期最深沉的煎熬。」
與胡蘭成的關系不確定，以及輿論界的不利形勢，都使她認為，擱筆一段時間，是眼下最好的選擇。
但是，對一件事，她覺得涉及到大是大非問題，不能再緘默，于是公開作了一次為宜的自我申辯。事情緣于有人把一條老新聞翻了出來，說張愛玲曾經去東京參加過「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這件事使得張愛玲必須要為自己辯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