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由馬文森主編的《文化漢奸罪惡史》的一書正式打響了清算「文化漢奸」的戰爭，張愛玲和張資平、關露、潘予且、蘇青、潘柳黛、譚正壁等16位作家名列其上，書中例舉了張愛玲的「賣國行為」、「罪惡事例」，強烈指責張愛玲在《雜志》、《新中國報》、《天地》、《古今》、《苦竹》等「漢奸」雜志上發表文章，還參加一些親日性質的文化活動，例如1945年7月由《新中國報》主辦的「納涼會」等的親日活動，更為嚴重的是說她出席了日本人1944年11月在南京舉行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這一次，她不想再沉默了。張愛玲在自己的《傳奇增訂本》里的序言里表示了自己的立場，寫了較為直白、有力的《有幾句話同讀者說》的序言來為自己辯白，這個辯白就是山河出版社龔之方為她重新出版的《傳奇增訂本》的序言里的《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張愛玲在序言里寫道︰
「我自己從來沒想需要辯白，但是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未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我唯一的嫌疑要麼就是所謂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乘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我的名字去掉。」
這「莫名其妙」用得很好，至少說明了兩點，一點張愛玲主觀上想以此表明文化漢奸強加于她簡直就是「莫須有」；二是她對人們給她帶的這點帽子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為照她想來，「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而日本人主辦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她自己也沒有參加。
對于這些，張愛玲似乎都不懂，張愛玲在《傳奇增訂本》的序言里還振振有詞地為自己辯白，在這篇序言的《有幾句話同讀者說》里張愛玲還辯白道︰
「至于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到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的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情本來就用不著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仿佛我沒有解釋的義務。」
這里明顯地反映了張愛玲對政治是幼稚的，似乎「覺悟」不是很高。至于與胡蘭成結為夫妻，張愛玲認為那是個人的私生活，牽扯不到我是否漢奸嫌疑的問題。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張愛玲真的是一個政治幼兒。
張愛玲以個人私生活不容侵犯為擋箭牌來抵擋眾人對她的指責是可笑的。私生活進入公眾的視野，往低里說是公眾人物為成為公眾人物所必做的犧牲，往高里說是公眾人物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不僅應當滿足大眾趣味娛樂心理要求，而且從公眾人物對社會的影響面考慮，作為最能反映個人品行的私生活，也應當接受社會的監督與評判。這就是張愛玲幼稚的悲劇。
關于「文化漢奸」，張愛玲認為唯一需要說明的是那個日偽政府「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曾給張愛玲發來邀請，她辭謝了，但是報紙上發表的出席人的名單中未將她刪去。所以，照張愛玲自己如此推來，把她列為「文化漢奸」，是不是與此事有關？不是誣陷，就是誤解。
張愛玲繼續在自己的序言里《有幾句話同讀者說》里辯白說︰
「我所以一直緘默著。同時我也實在不願意耗費時間與精神去打筆墨官司，徒然攪亂心思，耽誤了正當的工作。但一直這樣沉默著，始終沒有闡明我的地位，給社會上一個錯誤的印象，我也覺得對不起關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我的《傳奇增訂本》小說集重印的時候寫了這樣一段作為序言，反正只要讀者知道就行了。……」雲雲。
張愛玲在她重新出版的《傳奇增訂本》出版發行的時候，在序言里，她為自己講的這些話，為自己的「文化漢奸」做了辯白。（這是不是受了蘇青為自己辯白的影響，還有受了潘柳黛為自己辯白的影響。我想這些因素都有。）
其實這里她已經懶得再說什麼。當風暴來臨，飛沙走石，歪批錯評當然不會少。張愛玲即懷著敵對的情緒，想從中找出一些不實所之詞來反駁當然不是難事。但既然抱著私生活神聖不可侵犯的態度，為何不就以此為由一言以蔽之？那樣豈不省力又省心？所以當一個人的內心並非真的無懈可擊的時候，他所說的話多半也就並不真的堅硬有力。
張愛玲在這篇序言《有幾句話同讀者說》的辯解文中沒有就她在日偽時期參加的日偽組織的文化活動以及自己為日偽報刊雜志賣文賣字的活躍行徑加以辯解，而那些其實就是她受人詬罵的原因之一。
比如︰我們知道的她多次亮相日偽報刊組織的活動，什麼座談會、茶會、納涼會、聚談會，張愛玲又是這些活動的主要人物或是中心人物，活動後日偽的宣傳著墨極多，從張愛玲的身材到衣著，從張愛玲的情緒到態度，從張愛玲的發言內容，到張愛玲的談吐優雅，當局日偽的文化宣傳都描繪的細致生動；何況參加的人員有日本影星李香蘭、日本文化官員松本、以及川喜多長政等等。雖然單以參加這類活動並不能就定下漢奸罪，但張愛玲時常悠然自得或花枝招展地出現在各種活動以及日偽那群人中，給在日偽統治下小心而艱難度日的老百姓的印象當然不會好。遭到謾罵是自然的事情了，無可厚非。
在這場輿論的漩渦中，與張愛玲一起受到指責最多的，還有蘇青、潘柳黛等一批在淪陷期間走紅的女作家。
輿論對蘇青的攻擊就更加厲害了，大家認定她是陳公博的情婦，還有人說︰「敵人投降了，抗戰勝利了，蘇青哭了三天三夜。」
在《傳奇增訂本》的序言里《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中，張愛玲只顧洗刷自己，一句「我……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這句話蘇青見了心里一定不舒服，因為蘇青是拿過日偽政府的津貼的。
蘇青曾在上海市偽市長陳公博的安排下，做了偽市政府秘書處專員，陳公博許以每月千元薪水。兩三個月後陳公博又說女人搞政治不合適，讓蘇青辭職，而薪水照發。由此可見，蘇青在親日這方面比張愛玲走得遠。
蘇青也寫了一篇《關于我》的辯白書，她在此文中寫道︰「關于我的一切，其實是無須向人申訴的……」，與張愛玲所說「私人的事情本來用不著向大眾剖白」的意思貌似相仿，但兩個人的本意有很大差別。
張愛玲是言行一致，她的確從不向大眾剖白，也不大習慣，所以行文略說幾句就此打住，其實是真的不高興多說什麼，這就是高傲的張愛玲的作風。
蘇青則不然，她有傾訴的需要，而且慣于傾訴︰她的長篇小說如《結婚十年》、《續》、《歧途佳人》等都是自傳體、紀實性很強。
而張愛玲的長短篇小說雖然有不少也都「各有其本」，但提煉、變形得厲害。
所以蘇青的《關于我》的辯白要比張愛玲的《有幾句話同讀者說》的辯白篇幅長許多許多，在《關于我》這篇辯白文章里，蘇青詳細回顧了自己當初為何走上寫作之路，寫作成名的過程，寫作的動機，出書的經歷，將社會上對她的責罵排列分類，條分縷析，逐一，或解釋、或駁斥。蘇青還寫了家庭的破裂、丈夫的不負責任，以及為了養育幾個孩子的辛苦，一五一十，向讀者交代的清清楚楚，顯得態度較為誠懇。
我們來看看蘇青的辯白詞︰
「是的，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適逢其時’，蓋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選定這個黃道吉日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什麼打倒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高興喊口號的。我以為我的問題不在于賣文不賣文，而在于所賣的文是否危害民國。否則正如米商也賣過米，黃包車夫也拉過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就是如此苟延殘喘下來了，心中並不覺得愧怍。」
蘇青的論辯邏輯當然有問題，但是關鍵是她以眼還眼的凌厲態度。她聲稱︰那些攻擊自己的人，即使用了筆名，她也知道是誰，這其中有人比她還要有「落水」嫌疑，還有的干脆就是想把她罵倒，好賴掉所欠他的書款，等等。
蘇青這種以攻為守的辦法，還真的是讓一些人住了嘴。
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只要有人提起「文化漢奸」四字，蘇青就對「文化漢奸」四字大動肝火。因為蘇青在孤島時期風頭之健不下于張愛玲，而且的確和日偽有辯白不清的關系，要說「文化漢奸」也不無道理。
張愛玲沒有蘇青這樣的激烈，也沒有蘇青那樣的有「戰斗的心情」。因為這時正痛苦著與胡蘭成的婚姻。不僅如此，張愛玲還經常收到胡蘭成的來信，胡蘭成的信中經常還摻雜的輕佻戲玩的語氣，令她格外難受。她還得仍舊給他寄衣寄物寄錢。
在蘇青心里，若將她在抗戰中的境遇與張愛玲相比，可能自己會感到很委屈。張愛玲寫作固然也是為了生計，而生活負擔的輕重與蘇青是不可比的。張愛玲可以像對待鸚哥一般地調養自己，而蘇青則除了管子女、管母親、管弟妹以及還要管親戚的生活外，甚至還要管前夫的生活。
精神上，張愛玲還曾有過「傾城之戀」的快樂，而蘇青則只有「娜拉」的痛苦。當蘇青與張愛玲如同雙星般在黯淡的上海文壇夜空冉冉升起時，隱居在滬的一些文學界的老前輩和「可尊敬的」文學界人士都紛紛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卻獨對蘇青視而不見。
許是因為蘇青的才氣不那麼逼人，而小說寫得又沒有張愛玲那麼精致的緣故，蘇青就沒有這麼多文化界長者關心。雖然張愛玲與蘇青撰文之初主要都是為果月復，但蘇青沒有張愛玲「出名要趁早呀」那樣的強烈意識。
潘柳黛此時同樣受到「文化漢奸」的質疑，她在她的《退職夫人自傳》中，也曾提到重慶人辦的報紙上編了整版的「掃妖特輯」，潘柳黛在這場清算「文化漢奸」的運動中受到了的沖擊也不亞于張愛玲和蘇青。
潘柳黛在自己的文章中抗議、態度強硬地辯白說︰「我固然是淪陷區活過來的老百姓，然而我在淪陷時活得那麼悲苦，可憐，我是苟延殘踹的掙扎著活到現在；而現在，就連苟延殘踹也不讓我活了。我真想去對誰控訴，假如我有禍國殃民的罪行，那麼任何人都可以到有司去檢舉我，假如我沒有禍國殃民的罪行，那麼就應該停止了無聊的謾罵，使我還能憑我的能力生存下去。那些唱著高調的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是因為他們還不至于‘餓死’，所以才樂得冠名堂皇唱這種高調。」
她們都特別強調︰她們是守住了底線——雖然「賣文」，但沒有「媚日」。
張愛玲其實也守住了底線，可是她沒有進行高調反駁，因為她有軟肋——那兩位女同行，不管怎樣，並沒有嫁給一個漢奸。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淪陷期間的上海文人只要在寫的，都遭到背負「文化漢奸」名聲的謾罵。其實潘柳黛的這段話，也可以代表張愛玲、蘇青、以及在上海淪陷期文人的處境與心聲。而潘柳黛在這不久之後偷偷地離開了上海前往香港定居。不難看出潘柳黛對政治的敏銳，使她逃月兌了解放以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
張愛玲與蘇青在抗戰勝利後的年代都遭到了最嚴厲的謾罵與侮辱，這時候她們畢竟都還沒有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