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張愛玲親眼看到了解放軍進城。張愛玲平靜地迎接了巨變。
上海，這個全國最大最繁華的城市；這個歐美在中國最後的盤踞地；這個多少官僚名流雲集經營的華麗水晶宮；它將要面臨著一場巨大的變革。人們在燻香溫室中已呆得太久太久了，露出臉來，幾多茫然無措。
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即將到來，人們都這麼想︰該怎麼辦呢？卻誰都不知道！最光明暢達的道路在哪里？走一條路，但不是任意哪一條，在這紛紜的歷史場景中，每個人都選擇他（她）自己認為最正確的一條路走。可是真的是正確的一條路嗎？別人懷疑著，張愛玲自己也懷疑著。
那些曾在上海遮雲擋月、不可一世的國民黨官員們倉皇不可終日，紛紛出渡，在台灣，他們作倀作致，夢想著重新營造昔日的歡樂洋場；還沒有來得及出渡的官員們感受著生命無著落的強烈擔憂；他們茫茫然，也惶惶然，恐懼迎接自己的不知將是怎樣的命運；一般的小市民也在揣測中等待著命運的宣判。
是福？是禍？不管是福還是禍，不是大福、便臨大禍；時代的沖擊如此巨大，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擔心是不可能的，時代如轟鳴的五四列車，浩浩蕩蕩地沖了過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成了它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于自己的聲音是那麼深宏遠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時候听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話還是人家說的話；只感到模糊的恐怖。在模糊的恐怖中，人們默然、茫然，只有等待，等待著時間給他們揭開這生命變化的答案。
張愛玲也在等待中，雖然等待是這樣無著落的煩心，雖然不是沒有離開這煩心地的機會，但是，她是這樣喜歡中國髒亂、喧鬧中可愛的月夜；她是這樣親近著上海圓滑世故中。她期望安穩的人生，她更願意留在這里，上海，這個與她生命最熨帖的地方。
上海解放了，解放——從禁錮到解禁的過程，最大最難的解放在精神。生活的各個角落，每個毛孔都必須承受這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原先的是非曲折必須完全推倒，翻一個個，完全更替，更迭浪潮中的人們照例而茫然失神，惴惴不安地渡過一個白天與黑夜。
所幸，這樣情緒低落的氣氛持續時間並不長，歷史很快翻開了新的一頁。共和國百廢待興，上海，這個開埠歷史悠久，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城市是全國建設棋盤上一顆頂頂重要的一顆棋子，共產黨把這顆棋子下得又快又精彩，人們很快就發現了新時代的新答案︰
那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一試身手的舞台。舊社會生活在底層的人民百姓真正翻了身，和以前舞台上的主人一起平等地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甚而成為了他們的「主人」，人們空前興奮，到處是宣泄歡樂的紅旗標語，到處是歌唱喜悅的敲鑼打鼓扭秧歌。
在窗外熱火朝天的生活中，屋內的張愛玲依舊保持著生活的平靜。前兩年所遭遇的政治風波依然讓她心存一絲隱憂，但是張愛玲反復思忖︰
我是一個靠寫作為生的作家，沒有擔任什麼社會職務，職業文人以寫作為生，以讀者為上帝，在職業道德上心懷坦蕩，理直氣壯。依恃這最後的心理屏障，她依舊坦然地和姑姑住在一起，過著平靜的生活，同時也用新奇的眼光好奇地打量著這個變化著的世界，思量著如何將之形諸自己的筆墨里。
此時，姑姑張茂淵經過炎櫻的介紹去了一家由外國人開辦的大光明影院任英文文書。因而張愛玲在寫作之余，得以可以隨著姑姑去看很多試片的機會。這時候的張愛玲也一改過去不與人打招呼的清高、孤傲習慣，見到姑姑的同事們，也微微一笑，點頭打招呼，但是仍舊不多寒暄、不多應酬，性格與生活亦如以前一樣。
有時候姑佷倆到書店淘淘舊書，回家翻閱，這時她們淘到一本《大衛•科伯菲爾》的英文原版書，在幾個朋友間相互傳閱。外面的天地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她們一貫的舒適、愜意的生活還沒有使自己的滄海成為桑田。
在這樣寬松自如的環境中，張愛玲心中的一絲隱憂逐漸被撥開了，作家的本能，她想拿起筆來寫一點東西，人們現在真的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嗎？她想記錄下自己眼中的歷史真實。
人們在政治上不可思議的狂熱，左翼作家對民生疾苦模式化的揭露寫作，張愛玲心里是詫異而不敢苟同的。張愛玲對政治向來不感興趣，也天生沒有政治頭腦，總覺得那是太大的事情，跟她眼中的百姓生存之間隔著層樓高閣，隔著千山萬水。而且，政治會使人發燒、狂熱、會失去理智，而張愛玲是一個堅貞、決絕、理性為上的人，她愛清靜與冷靜，不喜熱鬧和狂熱，尤其是政治上的熱鬧與狂熱。
從小浸漬其中的家庭歷程給了她潛意識中對待政治的態度︰她那濃墨重彩的家族不正是在與政治多年的牽牽絆絆之中，戴著眩目輝煌的光環走過來的麼？最後有什麼呢？只有頹唐的後裔，無盡的蒼涼。父親、母親、弟弟，兒時的玩伴，家族里德高望重的人，這些都是她愛的人啊！可是，他們身上始終籠罩著那層悲劇的陰影，就是壓在張愛玲心頭無形的墓碑，她害怕，她反感，她只有逃避，她不想與政治、這個沒有形狀與有無窮力量的敵手交鋒。
在文藝觀上，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學簡直可以視作張愛玲文藝觀的反面教材。她總覺得他們是在毫無藝術感地圖解人生，缺乏對人生的透徹的體悟，純屬空談主義。
1948年因為自己的劇本《太太萬歲》等影片還遭到左翼作家的猛烈抨擊，空氣如此緊張，有一些很欣賞影片的左翼文藝家也不能很正常地表現自己的好惡。張愛玲以前曾說︰別人的評論不管說得有無道理，只要說她好她就喜歡，說她不好她就反感。可對于這些左翼的抨擊，張愛玲打心底里感到不是同道人，她不喜歡他們的評論，沒有說好話倒在其次，更極端反感他們不解藝術之道，不配談文藝。
當歷史的書頁翻到今日的21世紀的時候，我們才有張愛玲式的清醒︰感覺那時左翼作家們雖然在筆墨中充溢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知識分子的救世之心，但在藝術上，是相當粗糙非常拙劣。
張愛玲認為，作家要迎合讀者心理，方法不外乎兩條︰1.說人家所要說的；2.說人家所要听的。進步作家寫的作品都是代表人民群眾講話，為百姓訴苦訴冤，是人民大眾的文藝，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讀者的歡迎，這本就犯了取悅讀者之嫌；作家一定程度上取悅讀者沒有錯，但最要緊處，左翼作家對于他們為百姓憤憤然揭露的社會苦難，往往「診脈不開方」，找不到根治人民不幸的藥方，如果非要這些作家開方，最終不外乎總是歸結到階級斗爭上去。可在戰爭中得益的真的是老百姓嗎？誰為戰爭流血？回溯不遠的歷史，張愛玲清楚地知道是該肯定還是該否定這熱情而幼稚的藥方。
「現在的知識分子談意識形態，如同某一個時期士大夫談禪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會說，說得多而且精彩。」張愛玲說，這是歷代男人的習慣，顯示著男人救天下百姓的雄心壯志，「達者兼濟天下」是男人永遠的夢，「窮者獨善其身」只是夢想達不到時一個酸溜溜的借口罷了。而自己，一個女人，只愛獨善其身，只願從自己的視角出發去看世界，仔仔細細，或許還嗦嗦地評說一番這個世界，男人這些狂妄盲目的毛病犯不著去犯。
「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認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樸素，也更放恣的……真的革命與革命戰爭，在情調上我想應該和戀愛是近親的，和戀愛一樣是放恣的滲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對于自己是和諧的。」
張愛玲一直對「男女間的事情」這一題材無厭倦之心。可是，既然男女之間的小事情可以「一滴水見世界，一朵花見天國」，作家為什麼常常要感到改變寫作方向的需要呢？這是因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為避重復，只能以同樣的手法適合于不同的題材上。張愛玲認為︰「其實這一切的顧慮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題材不太專注性，像戀愛結婚，生老病死，這一類頗為普遍的現象，都可以從無數各各不同的觀點來寫，一輩子也寫不完。如果有一天這樣的題材已經沒的可寫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沒的可寫了。即使找到了嶄新的題材，照樣的也能夠寫出濫調來。」
抱著這樣寫作的理念，新時代新氣象對張愛玲的觸動也就在于︰讓她從一個不同的境遇來寫她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戀愛結婚、生老病死，不管怎樣活著，都必須以一種方式完成一個人生歷程。而這種方式，方式中的細節，方式本身，在張愛玲的眼中，就是這個時代的真面貌。
矛盾真是太多，困惑也太多，迷惘何其多！張愛玲掙扎在這些矛盾、困惑與迷惘中。張愛玲還在少女時代就喜歡讀通俗文學，尤其是對流行的、小報連載的張恨水、秦瘦鷗等人的言情小說尤為喜愛。她還在中學時代，就計劃著將來也會寫出似張恨水的《啼笑姻緣》，秦瘦鷗的《秋海棠》一樣的能夠牽住讀者心的通俗小說。
張愛玲曾寫過一本描寫三角戀愛的手抄本小說，很明顯染有舊小說的痕跡，從中可以看出張愛玲的構思技巧和編織情節的努力，她對這種在愛情上一波三折的情節性小說似乎最為擅長。然而在張愛玲簡短的人生中，她承受的負荷超過了她的年齡和經歷，她更想表達的是對于這個世界的徹骨的認識。
于是，《傳奇》與《流言》便以她的深刻思想意蘊和嫻熟藝術技巧確立了她的文壇的地位。但時代是沉浮的，轉瞬多變的，沉潛的、永恆的題材在快節奏的社會動蕩面前也顯得不夠從容。時局的變化與張愛玲擁有廣闊人生背景的蒼涼詩話之間產生了齷齪。張愛玲的改寫劇本，與文壇這種情勢也有著密切的關系。當更新更陌生的社會潮流即將到來之即，張愛玲干脆閉門居家，將她一直想要創作出《秋海棠》式的長篇小說的計劃付之行動。
她想提筆，提起筆，用自己的方式寫這個時代最真的面貌，但心中一片茫茫然︰
翻身的人慶解放，自己是什麼呢？自己以前也不是最底層的百姓，現在也無所謂翻身，不值得這樣狂喜與激動；自己的經歷並不豐富多彩，前幾年所寫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環境中的人物，貴族之家從繁華到衰敗的劇變她是熟悉的，其中角色的轉折心態她也是親切的；可是現在這一批生活在陰影中的人們已徹底煙消雲散了，他們被重新安置在社會建設的各個角落里，那個借以依托的潮濕陰暗而又帶著末世華麗的背景也已不復存在了。工廠、農村、偏遠的農場這些地方與張愛玲，一個從舊的大家庭里走出伊始的小姐作家，兩者之間隔著一片寬闊的中間地帶。
張愛玲能走過去嗎？即使能在新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的熟識的舊人物，這些舊人物能在新時代露面嗎？淪陷區特殊的氛圍成全了她的一舉成名，在這兩個政權都管不到的中間地帶，她可以談性論食，寫她的世界，現在，全國都解放了，人們的精神空前地高漲，在人們歡樂的期待視野中，社會制度的解放——後面緊跟著的就是個人生活的幸福前景。
幸福已指日可待，她如果一再演繹家庭倫理、心理悲劇，會不會被認為是不合適于的末世挽歌？但是，張愛玲，除了她曾經生存于其間的那種大家族的各色人等，除了那些在回憶與現實之間沒落、尷尬、騷動、苦悶、小奸小壞的嘴臉，張愛玲你又能寫什麼呢？
張愛玲在寫、不寫、寫什麼之間尷尬著。
以前曾經有個朋友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嗎？」。她想了一會兒，說︰「不會，要麼只有阿媽（女佣）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後來從別人那里打听到，這些舊社會的老媽子並不算是無產階級，她也就不打算寫無產階級的事了，她的頭腦里對「無產階級」這一類的政治概念是模糊的，對現實中「無產階級」的面目也是模糊的，要是真的論無產，大概只有身無分文的窮光蛋、流浪漢才真的夠格，只有魯迅筆下的阿q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這與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相比較，無法不感慨他們智者之間的相通之處）。
本來這些風行社會理論，她是一竅不通的，還是胡蘭成于1946年6月因為「左派」批評日盛的趨勢在《天地》上化名「胡覽乘」寫了一篇文章《張愛玲與左派》為張愛玲辯護，這篇文章給了張愛玲以啟迪、並留下深刻的印象。胡蘭成在文中說︰
「革命要使無產階級歸于人的生活，小資產階級與農民歸于人的生活，資產階級歸于人的生活，不是要歸于無產階級。是人類審判無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審判人類。」
胡蘭成真不愧為是張愛玲難得遇到的知音，張愛玲心中的反感，或許正是社會劇變時無產階級這個「審判人類」的盛氣，令張愛玲有一種對于不平等的本能的抗拒，她渴望的是人與人之間無施舍亦無盛氣的平等。
在新中國生氣勃勃的童年，一個嶄新的社會充滿了嶄新的希望，那時，張愛玲身邊的朋友都對未來社會圖景充滿了斗志與信心，他們帶動著她一起行動。著名編劇兼導演桑弧在曙光到來前夕即與張愛玲有過幾次合作，他與她切磋，又自編自導了《哀樂中年》，在《哀樂中年》搬上銀幕以後，又一次得到好評。全國解放以後，桑弧又以更大的熱情投身到新中國的文藝事業，並又拍了魯迅的《祝福》等很多優秀影片。
像所有被裹挾進新時代的作家一樣，張愛玲也很快意識到了1949年對她個人的特殊意味，盡管她素來對政治缺乏敏感，對于亂世總抱著處變不驚的念頭，可在尷尬、疑惑、矛盾、不安中，張愛玲還是提筆寫了，因為社會上喜氣洋洋的氣氛感染了她。
1949年將徹底改變她的人生軌跡，但是在當時，她並沒有完全明白這一點，她依然努力用一種旁觀者的態度看待時代翻天覆地的巨變，茫然而又淡漠。
注1︰本人最近因為家事心力交瘁，5月12日帶著弟弟來上海住院，近日媽媽又在老家住院病危，今天安排好仍舊住院上海的弟弟，我中午11點一人直奔老家，晚上7點到達。在這里和朋友們請假幾日。
注2︰為了滿足朋友的更新需求，臨行時還是起早更新了新的章節，在這里008謝謝朋友們的喜愛，謝謝朋友們的關注。
注3︰由于最近發生的事情較多，感悟也特多，我在我的扣扣里發表的感悟日志，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對你們的人生也許是一個警示。那里有《一位心力交瘁的女人》、有《兒子生日快樂》，都是一些人生的經典感悟，還有很多我的幸福生活、快樂生活的圖片與文章，歡迎感興趣的書友們光臨。
注4︰我的扣扣號「一零二七八六八八零三（1027868803）」，如果需要申請加友的請注上作者名或者你的書名，否則我不認識的不予加友。歡迎光臨。再次感謝書友們的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