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春》畢竟是出自名家之手,再換成筆名「梁京」的名字或其它什麼名字，轟動的效應依然如前，它的一出現就讓所有——就知道了它的份量。
《十八春》引起轟動時，受到了當時主管上海文化工作的夏衍的注意。有一天，夏衍把《亦報》的社長龔之方叫來，向他打听「梁京」這個作者的背景，問他︰「梁京是什麼人？」龔之方只得告訴夏衍，梁京就是張愛玲。夏衍一听非常高興，說這是個值得重視的人才。
倫理，夏衍是左翼文壇的領袖人物之一，他自己的作品也是多以反映底層黑暗為主，他應該對這個小資情調的張愛玲比較反感才是（因為張愛玲寫的東西皆是「上海的風花雪月」，絕不符合左翼革命文學的宗旨），但是夏衍並不以此偏狹，或許正是常言所謂的「惺惺惜惺惺」，所以他非常愛惜張愛玲的才華。而依他作為上海文藝界第一號人物的位置，他也有扶攜張愛玲的打算。
張愛玲的《十八春》連載以後，受到讀者空前的喜愛。這時候的張愛玲也意想不到地接到了政府的一封邀請信，邀請她出席上海市第一屆文學藝術代表大會的請柬。她很驚訝，她對自己在淪陷時的輝煌一直很存擔憂，是誰會有這個力挽狂瀾的力量敢邀請自己一個爭議非凡的人？？
早在抗戰初期，一些轉戰于重慶、香港、廣西等地的文壇宿將都知道上海出了一個張愛玲。從30年代初期開始，夏衍就一直領導著上海電影公司包括藝華公司、聯華公司和明星公司的編劇隊伍，夏衍他是中國電影事業的開路先鋒；抗戰勝利到上海後，他看了柯靈推薦的張愛玲的作品，又看到了張愛玲編劇的影片《不了情》、《太太萬歲》，一直大為欣賞。
老作家、老戲劇家夏衍早在那個時期就對張愛玲的小說頗為欣賞。當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夏衍隨著陳毅進駐上海，接管上海市的文化工作以後，重新組織上海文藝界人士辦刊物報紙時，就一直非常關注張愛玲。作為夏衍這個上海文藝界的頭號人物，一直愛才若渴。
抗戰時期他在內地，沒有看到過張愛玲的作品，解放後返回上海通過柯靈的推薦才第一次見識了這位才女的文筆，後來在《亦報》上的作品《十八春》、和《小艾》的連載、以及在《傳奇增訂本》讓夏衍對張愛玲的才華更是大為賞識，這就致使夏衍親自安排了張愛玲參加新中國的第一屆文代會的事宜。
1950年7月24日，上海召開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夏衍以上海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等要職而兼任大會主席；梅蘭芳、馮雪峰擔任副主席；周信芳（麒麟童）任執行副主席；陳白塵任秘書長；與會人士來自文學、美術、音樂、舞蹈、戲劇、電影、翻譯等各個領域，達500余人，盛況空前。由于夏衍的親自點名，張愛玲參加了這次文藝界的大會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不知道是喜是悲。
當夏衍身為文化界的領導人，他絲毫不回避自己愛才，在自己籌備上海第一屆文學代表大會時，夏衍就提筆寫上了張愛玲的名字時，夏衍就說︰「像張愛玲這樣一個文學天才，別說淪陷時期的上海文壇少見，就是現代女作家中也是佼佼者。」夏衍自然不會忽略了張愛玲這個才女，認為她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夏衍力破眾議以共產黨的身份邀請了張愛玲參加黨的這次第一屆文學界代表大會。
開始當參加上海第一屆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的請柬交到張愛玲手里時，張愛玲確實深受感動。但曾經她因成名而受到的毀譽也心有余悸，這些她皆視為身外之事，並未使她的身心有太多的震撼。
本來她的原則是有關政治的會議一律不去。但這一次，她與姑姑商量，是一定要去的，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自一種被認同的感動。這次張愛玲沒有像上次收到日本人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邀請函那樣去函「謹辭」，不予參加。這次張愛玲而是欣然赴會。
因為張愛玲很重視這次會議，並且不忘記用心修飾了一番。因為上海解放後，一種新的秩序、新的空氣正在迅速形成，她也希望自己能夠適應新的環境。張愛玲欣然赴會，在思想上並無抵觸。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出席了這樣的、正式的會議。這也是張愛玲第一次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大會——上海第一屆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是以「梁京」的身份參加這次會議的。
1950年7月24日那一天，正是上海最為晴朗的季節，天氣還不十分熱，除了偶有幾日悶熱外，大多是天晴氣爽。大會在市區的一家中等電影院‘勝利電影院’里舉行。張愛玲以「梁京」的身份被分配在文學界代表組第四小組。這個小組︰組長是趙景深；副組長是趙家璧、陸萬美；組員有周而復、潘漢年、孫福熙、姚蓬子、谷斯範、劉北氾、平襟亞、梁京、鄧散木、陳靈犀、陳滌夷、張慧劍、柯蘭、姚蘇鳳、嚴獨鶴等，個個都是文學界的翹楚。
這里略微尷尬的是，張愛玲與平襟亞分到一個組，甚至在名單上兩個人也是緊挨著的。無法猜測，兩個人會面時心情會是如何。因為平襟亞在40年代是《萬象》雜志老板，當年也就是柯靈的老板，為了出版張愛玲的《傳奇》一書，張愛玲與平襟亞兩人發生齷齪、糾葛。（自從張愛玲去了美國，她的所有作品都是由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台灣《皇冠》出版社的董事長是平襟亞的親佷子平鑫濤，平鑫濤也是瓊瑤的後來的丈夫。後期的張愛玲與平鑫濤他們愉快合作了近50年，平鑫濤陸續為張愛玲出版了18部作品，直至1994年6月為張愛玲出版了張愛玲的最後一部作品《對照記》，直至張愛玲1995年去世。2005年《皇冠》出版張愛玲的遺作《同學少年都不賤》，2009年《皇冠》出版了張愛玲的遺作《小團圓》。他們長達幾十年的合作也是個傳奇。）
共產黨開這個會，旨在把文藝家們組織起來，為新社會服務。一些國統區的作家都表了態，表示要洗心革面。例如「甜姐兒」黃宗英、流行歌曲《毛毛雨》的作者黎錦暉、作家巴金、趙景深、靳以等，都在會上慷慨陳詞，表示要貶斥舊我、重塑新我。
與會的代表皆是文學藝術界的知名人士，雖然風貌各異，但是服裝大致相同︰男士皆是中山服，女士皆是列寧裝，卻顯得生氣勃勃，生機盎然。張愛玲出席這次會議時，卻仍舊是上海女士的舊裝，深灰色的緊身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白色網眼的絨線小披肩，最普通的上海市民小姐的裝束，在一色的中山裝與列寧服中，顯得突出、扎眼。也使人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感覺。這種「不協調」的裝扮就連旁人都敏感地意識到了。但是對于張愛玲她自己來說也是極力歸于平淡的一種普通裝扮，與她以前衣不驚人死不休的穿衣姿態相比，也可算是月兌盡鉛粉、搖盡繁華了。
盡管張愛玲在服裝上已經壓抑了自己的「衣不驚人死不休」的穿衣態度，但在全國人民黑壓壓的一片灰色、藍色的中山裝與列寧裝的勞動人民本色的色調中，張愛玲這種簡單的打扮還是最搶眼的。
張愛玲悄悄地坐在會場後排，很少與熟人攀談。她本來認識的人就不多，而認識的幾個又都因為了時局的變化或遷走或無蹤，參加會議的人除了電影界的柯靈等老將外，她幾乎均不認識。與會場上那些活躍的藝術明星、文化宿將們親切團聚，笑語不絕的場景相比，張愛玲顯得形單影只。不知道張愛玲自己對這種「距離」是怎樣感受的，會議一直開了6天，至7月29日結束。
6天下來，張愛玲也沒有去趕著換一件列寧裝，以使自己也融化消失在這灰色的藍色的海洋里，她依然是她的那種舊上海女士的打扮，她當然不會因為別人都穿什麼她也忙著去穿什麼。不過，她也知道改換裝束的意味不僅僅限于裝束本身。（有的傳說就是這次會議在某種意義上反而促使張愛玲的出走）
張愛玲在會場上她神色平靜，氣度沉穩，認真聆听著有關的會議報告，雖然她一直處于耳濡目染的宣傳氛圍之中，不是沒有心理準備，張愛玲還是深深地震驚于大會上前所未有的高昂的政治激情。所有到會的藝術家們，不管是來自赤色解放區，還是白色國統區，抑或曾經歷過灰色低迷的淪陷區時期，都熱情澎湃、群情激昂，信心百倍地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清除頭腦中小資產階級的潛意識，以馬克思主義毛主席思想的文藝路線來嚴格要求自己，以改造好的新意識來謳歌社會主義新時代，做人民大眾的文藝工作者。
這一次大會上的文藝思想是黨在接手十里洋場以後第一次正面宣傳自己的文藝政策，這條路線在後來曾指導了中國二十多年的文藝發展，成為鐵定的準針。它其後不久便正式成文發放全國，印刻在全國人民尤其是廣大文藝工作者的頭腦中。（不久，195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召開文藝界人士座談會，匯集成文的便是中國文藝史上沒齒不能忘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正式確立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
張愛玲震驚于周圍人們高漲的政治激情。但血液中與生俱來的冷性細胞與家族政治淵源的素養使她能夠保持理性，她僅僅發現了它，驚訝、好奇、想探究，但並不會立即被同化。張愛玲確實感受到時代氣氛的變化了。
張愛玲不喜歡被改變。對于社會，張愛玲有著自己確定不移地看法，並不因為政權的更替而有所轉變。但時代不會因此就不改變她。于是，張愛玲也想參加一些實際的工作，在實踐中增長閱歷，于小說創作有益，再說文人不是神仙，不食人間煙火的文人那是神話。
但是上海解放剛剛不久，因社會過渡的動蕩而引起的通貨膨脹還沒有被抑制，張愛玲除了給《亦報》寫文章以外，沒有其他的經濟來源，何況主持《亦報》的也都是自己以前的老朋友，既然選擇留下，總不能在門檻外徘徊，必須鼓足勇氣跨進新門檻，與大家建立聯系，所以在文代會以後，張愛玲很樂意地听從夏衍的安排，在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又隨上海文藝代表團下鄉到了蘇北農村參加土地改革。
對于人生，誰都是個一知半解的外行吧？什麼時候成為內行，人生的故事也就快完了；或者到故事完了，還是成不了內行。
張愛玲曾是個自信的外行。可她也只能在揣摩中選擇自己的路。是的，張愛玲是一個永遠的上海人。她對新的生活難以習慣。在文藝大會上，大會的宗旨是「在廣泛團結的基礎上，總結過去，指定任務，建立統一的領導和組織，更為徹底地貫徹毛主席思想的文藝路線」，還有一部分來自國統區的作家「做了坦誠的檢討」，表示洗心革面投入新生活的決心。那麼，張愛玲想，自己應該怎樣投入到新生活里呢？？？
1950年7、8月間，張愛玲听從夏衍的安排，隨上海文藝代表團下鄉到蘇北農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了兩個多月，從此時起到離國赴香港的兩年間，是她和中國大眾形跡最相似的一段歷程。
張愛玲清楚地記得那個時候是供給制，衣服是發配給的布，張愛玲發到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紗，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裝單衫，一條褲子。去排隊登記戶口的時候，就穿著這套家常衫褲，街邊人行道上擱著一張巷堂小學課室里的黃色油漆小書桌，有個穿草黃制服的軍人大漢佝僂著伏在桌上寫字，西北口音，大概是老八路提干的。
輪到張愛玲登記戶口，這個工作人員他一抬頭見是個老鄉婦女，便道︰「認識字嗎？」。張愛玲笑著咕噥了一聲︰「認識。」張愛玲心里驚喜交集，自己竟然不像個知識分子！這倒是張愛玲希翼的面目。驚喜不像個知識分子，倒不是因為趨時懼禍，是她成功地冒充了一個工農分子，所以高興；也不是因為反知識分子，她一直都是知識分子的信仰者，她驚喜的是成功地月兌去了知識分子望之儼然的面具，達到了一定程度的舉重若輕，百姓對她的親近，她很開心，開心的是她和中國大眾形跡已經相似。
因為都是中國自己人，就像她在1947年寫的那首詩篇《中國的日夜》……我的路，在我自己的國土上，亂紛紛都是自己人，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補丁的彩雲的人民。我的人們，我的青春，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譙樓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沉到底。……中國，到底。這一段日子好像是張愛玲比較愜意的一段時光。
現在，真的沉到了中國的底。張愛玲曾經快意于這種沉落。記得買菜回來的路上，拿著個網袋，里面瓶瓶罐罐，兩只洋瓷蓋碗里的豆腐與甜面醬都不能夠讓它傾倒，一大棵黃芽菜又得側著點，不給它壓碎了底下的雞蛋，扶著攙著，雖很吃力，倒很開心，把買菜老頭餃在嘴里過的網袋繩子提在手里，不覺得什麼，倒有一種落魄公子浪漫的味道；冬天的陽光雖然微弱，可正當正午，而且路走得多了，曬得久了，在像黃蜂一樣營營擾擾的日光里竟然洋刺刺地出了汗。這時候的張愛玲是快樂的，因為走在中國太陽底下，連手與腳都覺得是年輕有力的，因為快樂著，所以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仿佛都有自己的一份，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
時代在變，中國在變，中國到底也在變。真的與之靠近，它倒是又面目模糊起來。以前的弄堂里多繁雜多熱鬧，頭上搭著竹竿，涼著小孩子的，櫃台上的玻璃缸中盛著「參須露酒」；這一家的擴音器里唱著梅蘭芳，那一家的無線電里賣著癩癤瘡藥；走到「太白遺風」的招牌底下打點料酒；在公寓房子住著，看不到田園里的茄子；到菜場上去看，照樣能十分如願——那麼復雜的，油潤的紫色；新綠的豌豆；熱艷的辣椒；金黃的面筋；像太陽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過了，倒在油鍋里，每每有一兩片碎葉子粘在篾簍底上，抖也抖不下來；迎著亮，翠生生的枝葉在竹片編成的方格子上招展著，使人聯想到籬上的扁豆花。其實，篾簍子本身就夠美的……
在張愛玲的眼中，這就是中國，在張愛玲眼中，這一切都是那麼的美。這就是她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就快樂的原因，紛紜、刺眼、神秘、滑稽、成熟，一切也都那麼生氣勃勃。任何一點的生活細節都透著中國人奇異的智慧與作風。張愛玲曾感嘆，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對于張愛玲，無疑這些最最日常的東西就是她對中國的最愛。
這一次，張愛玲畢竟去參加了共產黨組織的文代會，會後，她還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去蘇北參加了兩個月的土改，這一切，都離不開夏衍的關懷。張愛玲有了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有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有了一種被重新認可的感覺。至于張愛玲參加這次會議是怎麼想的誰也不知道，沒有人能夠知道。不過她參加共產黨主辦的大會，總算有這麼一次就足夠了，足夠了。
其實，這雖然是張愛玲在文壇上的一次揚眉吐氣的「亮相」；可是，這也是張愛玲在上海文壇的最後一次「亮相」。
注︰今天是到澳洲第21天，明天起早5點飛悉尼。在上海準備的兩篇備用存稿已經全部用完，繼續下一篇的更新需要回到國內才有空了。這里請朋友們見諒。再次感謝朋友們的跟蹤閱讀，謝謝朋友們的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