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來的張學研究者發現了張愛玲的很多現象覺得應該好好研究研究。那就是說，很多年以來，很多的張愛玲現象像「謎」一樣的困擾著這些張學研究者們。
首先，這個《十八春》，是個很值得研究的一部小說，其中有三個因素非常值得注意。
一是︰這本小說的故事結構以及人物的設置，完全是「抄襲」了美國作家馬寬德（johomarquand）的小說《普漢先生》（h•p•pulham，esquire）。
二是︰它是1949年以後張愛玲在新時代里的第一次寫作，動筆前曾對小說的主題有過「與時俱進」的考慮。
三是︰這篇小說是張愛玲自從成名以來，在上海市民中影響最大的一部作品。
據台灣女作家蘇友貞的文章《張愛玲怕誰？》中指出（此刊登于2005年3月號台灣《萬象》雜志），張愛玲本人曾經明明白白地承認，《十八春》就是根據《普漢先生》改編的。
馬寬德在美國並非經典作家，但在上世紀30年代也曾風光一時，獲得過普利策文學獎。《普漢先生》寫的是一個復雜的「四角戀愛」故事，當時是一本暢銷書，後來被拍成電影，但反響平平。
《十八春》不僅襲用了《普漢先生》的基本情節與人物，而且還借用了大量細節，《十八春》令讀者饒有興趣的「四角戀愛」關系，就是出自于《普漢先生》。
還有，《十八春》中的一些精彩對話，也是從《普漢先生》中移植而來，比如結尾最令人蕩氣回腸的那句「世鈞，我們回不去了」，就是來自《普漢先生》的原創。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說《十八春》是「改寫」，一點也不錯。
兩文的人物側重有所不同，《十八春》主要講的是顧曼楨的故事；而在《普漢先生》中，與顧曼楨相對應的「瑪文」，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因此，當顧曼楨最後說出「世鈞，我們回不去了」時，其效果足以震撼讀者，而原著中瑪文說出同樣的話來，卻顯得稀稍有做作之嫌。
還有一點最大的不同，就是男女主角分手的原因。在《普漢先生》那里，分手是沒有什麼理由的，只因為兩個人的感情都漸漸淡了。而在《十八春》中，張愛玲則設計了一個典型的通俗劇情節——「顧曼楨被誘奸」，以此作為斬斷男女主角情緣的關節點。
馬寬德那種美國式的「愛情慢死」，在今天大概很容易為讀者所接受，但是，在當時。絕不可能引起中國讀者的興趣，因此，張愛玲在移植時才用了一個比較夸張的情節——用哥特式的密室陰謀，造成全篇的悲劇根源，好讓讀者讀了恨恨不已。
惟其如此，才有很多評論家覺得，姐姐曼璐設圈套讓妹妹顧曼楨被祝鴻才誘奸這一情節，太過突兀。也有人認為，姐姐曼璐這種瘋狂，已經到了獰厲可怖的程度，遠超過了《金鎖記》里的主角曹七巧。
張愛玲當時寫《十八春》時，馬寬德還在世，後來他們兩人在香港還曾見過一面，其緣分不言而喻。按理說，《普漢先生》的故事情節是應該受版權法保護的，可是兩人之間絕無這種糾葛。
在中國古代，類似這種對同代或前代人的作品的改寫、借用與仿作，並不違背寫作道德。張愛玲深受古典文化浸婬，頭腦中對改寫並無不妥的概念。後世的研究者們，也無一人指責張愛玲的這種「抄襲」行為。
有學者還發現，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構思也頗類美國作家毛姆的短篇小說《天作之合》，毛姆的那篇小說里，同樣是一個淑女愛上了「惡棍」。（見張學研究者劉鋒杰的作品《想象張愛玲︰關于張愛玲的閱讀研究》）
有意思的是，這個《十八春》改寫事例，與2003年郭敬明《夢里花落知多少》抄襲現代女作家莊羽《圈里圈外》，幾乎一模一樣。（莊羽生于1979年）
世事總是有奇詭之處。馬寬德在美國早已過氣，在當代讀者中幾乎無人知曉，但他的《普漢先生》故事卻透過《十八春》，不知為多少中國讀者所熟知與喜愛，流傳正未有窮期！
《十八春》是張愛玲在平實寫作風格上的一大成功，考慮到1949年後文藝語境的變化，張愛玲的這篇小說，放棄了以往對意象、比喻的苦心經營，也放棄了那種隨處可見的機智與辛辣，而用了一種很溫厚的敘事風格，娓娓道來。
這種特色，最易走入平民大眾。至今也還有為數不少的一批張迷，在張愛玲的小說系列中，獨愛《十八春》。
小說的結尾，有意安排了一個光明的尾巴︰顧曼楨和沈世鈞不期而遇，顧曼楨細述前因，揭開了埋葬在沈世鈞心頭多年的一個謎。後來，兩人先後到東北參加建設，而顧曼楨最初的追慕者張慕瑾也適時出現，給了顧曼楨一個隱約可見的美滿結局。
所有的苦難，都因新時代的到來而結束——這是當時比較流行的小說構思。
這也是張愛玲為適應時代所做的一點功夫吧。
《十八春》一經發表，立刻引起轟動，在上海出現了一大批「梁迷」。因為小說寫得很真實，所以大眾也很投入，天天追著報紙看，據說周作人也是追逐報紙看《十八春》的一位熱心讀者，據說還兩次話題涉及《十八春》的評論，可見小說當時的影響有多麼的大。
我們再說《小艾》，這部小說，比《十八春》更為徹底，不僅有左翼文藝色彩，而且與後來60年代的憶苦思甜小說十分相似。雖然張愛玲自己沒有底層生活的經驗，但是對僕人、佣人和排字工人的生活倒也不陌生，努力去寫，還是寫得出來的。
不過有一點非常值得注意︰她原來的創作大綱，規模相當恢宏，是從辛亥革命一直寫到解放前夕，要搞一個舊社會勞動婦女的史詩出來。可是一路寫下去，難度超過了她的想象，結果很多地方只好偷懶，變得異乎尋常地簡略。越到後面，越是草草。異常宏大的背景下，卻是一個過于枯瘦的故事。這實在是勉為其難了。
張愛玲是一個真正的作家，知道硬寫是寫不成的，最後只有放棄，勉強完成一個寥寥草草文本了事。
原來張愛玲在《小艾》中的構思是︰小艾有心要月兌離底層身份的，曾主動去挑逗席家大太太的兒子。後來這條路沒有走通，與排字工人結婚後，又一門心思地想發財，待到解放後感覺發財無望，才悵然笑道︰「現在沒有指望了。」
在最後成形的故事里，這些真實的人之，全部都抹掉刪除了，變成了「現在大家都好了」的大團圓結局。
新的主題與風格，都能看出張愛玲力求與當時環境吻合的努力。可是，她內心大約是明白了︰此路不通！
于是，她的「探索」到此戛然而止。
不僅如此，她還萌生了離開上海、遠赴香港的念頭，並果斷地付出實施。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
張愛玲再度走紅的帷幕已經拉開，是什麼原因使張愛玲要匆匆收場？除了「探索」的艱難之外，還有什麼外因？？
以往的張學研究者們，都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們要回過頭去再研究一下她這個時期的活動。
張愛玲並不是像有的張傳作家渲染的那樣，在1949年以後就兩耳不聞窗外事了。其實她這個時期還是蠻活躍的，說她是開始擁抱新時代也不為過。
就在《十八春》連載3個月後，1950年7月，夏衍就親自點名張愛玲參加共產黨的文藝界文學大會。在大會上，張愛玲的穿衣由絢爛而歸于平淡。有的「張傳」論者斷定︰就是因為這次會議使張愛玲感到了自己的不安，覺得自己和新社會格格不入，從而萌生了離開大陸的念頭。
其實我想張愛玲雖然遠離政治，但是在政治上應該還是嗅覺極其敏銳的一個女人。
年輕時期的張愛玲奇裝炫人，出夠了風頭的她，不會因為在乎鶴立雞群的孤立，也不會在意在服裝上泯然于眾。對她心理上產生的巨大壓力沖擊的，恐怕還是50年代初發動的一場又一場的群眾運動使她毅然決然地離開祖國。
還有一個說法是，1950年7——8月間，也就是文代會後，張愛玲在夏衍的安排下參加了曾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的土改運動。留給張愛玲的印象是一些匪夷所思的政治傳聞，這不能不使張愛玲心有余悸、有所顧慮。
還有1951年9月，全國開始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大學、文化單位、及科研單位的知識分子中清算剝削階級思想殘余，消除崇美恐美思想，各單位都搞人人過關。這個運動，也就是大作家楊絳先生所寫的「洗澡」運動，這個「洗澡」運動一直延續到次年秋季方告結束。這令張愛玲更是疑慮重重吧。
還有，在此期間，文化界還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因為這個電影是上海電影公司拍的，連夏衍也難辭其咎，不得不向中央做了深刻的檢討。張愛玲看在眼里記在心里。
還有，1951年底，「三反五反運動」又在全國發動，到1952年1月底，其中的「五反」運動開始觸及「民族資產階級」。自2月中旬起，因有的地方上政策掌握不好，運動方式簡單粗暴，導致一些挨整的工商業者不堪忍受而自殺。據過來人回憶，當時，上海的情況比較嚴重，自殺者約有1300人。更令人扼腕的是︰1952年2月8日，我國著名的企業家、現代化建設的先驅者盧作孚先生也在運動中蒙冤，在重慶憤而自殺，此事令中共高層大為震動。
後來毛主席嚴厲批評「暴力運動」，基層的「三反」、「五反」中的粗暴之風才被剎住，運動也于1952年6月收尾。
聯翩而來的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這些無疑對張愛玲的觸動甚大。
這些一個接一個的運動對張愛玲的影響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是，到了1951年2月11日《十八春》連載結束，她還沒有明確的意向，還繼續寫了《小艾》。
正如張愛玲自己所說︰「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的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與我們親。」更何況上海，是她的故鄉；而且更是她精神上的故鄉。她創作生涯中的全部華彩，都是在這里綻放的。因此她不會輕易離去。
那時候，我們可以肯定張愛玲是在去向的猶豫中寫完《小艾》，而且可以肯定是草草寫完《小艾》，直至1952年年初，情況就越來越明顯，她自己以前預測的「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預言已經正在變作現實。
經過權衡，張愛玲最終決定離開「還沒有離開就已經在想念了」的上海。
當年7月，她走了，遠赴香港。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