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在變，生命中有一些歡樂再不能暢快地來到她這里了。
抗戰勝利後，社會輿論對張愛玲的指責已經使她不得不思考有關政治的問題，她雖為回避政治而將興趣轉移到電影劇本的創作與排演中，卻仍將她的思考多少用文學形式表達了出來。《十八春》與《小艾》是她思考的一次表露。然而當大變動真的來到眼前，她的心靈卻漸漸封閉起來，她變得越來越像她的小說《傳奇》中的人物，深深埋在自己的那個空間里。
1951年，《十八春》出版發行，《小艾》業已發表，張愛玲卻再也寫不出什麼作品來。她在上海沒有工作，僅靠寫稿為生。新中國的一派新形勢對她來說是陌生的和驚擾的。她常常站在自家的陽台上，默默地看著沸騰的上海，到處都是標語口號，到處都是興奮的市民們的臉龐，以及讓她听到的都是些頗為費解的政治術語。
上海的燈紅酒綠正逐漸被另一種熱鬧所替代，這對習慣于在上海繁華世界中尋找自己的安靜的張愛玲來說是頗不習慣的。她抱臂思考著，對自己的未來，甚為擔憂。
首先是她的出身，感到自己將是這個社會的重點改造對象。她的沒落貴族家庭雖然給了她很多的身心折磨，甚至逼她早熟，並推而廣之認識整個人生的悲劇性，但她終歸出身于這個家庭，有些習慣燻染極深。她預感到自己將不適應這個社會的文化環境。她本來是逃避政治的，但最終政治還是找到了她的頭上。
其次，是她的那一段短暫的婚姻。與胡蘭成的婚戀，對張愛玲來說是苦多于樂，甚至也會因為它改變了她的後半生。抗戰勝利後輿論界對她的指責猶在耳邊。她實在不願意再被人們提及這段往事。到此時，她才切身體會到了出了名的苦惱。
不錯，她享用過出名的快樂，但她也深信這快樂不是永遠的。適可而止，她從理智到天性上都傾向于此。生命對于她來說，似乎已經過去了。無論是創作、生活、愛情，張愛玲都達到過人生的高峰體驗，她不再渴望出名，她已被名聲所害；她需要的只是安靜，能夠靜靜地讀些她心愛的書，品賞一點生活中的小樂趣，此外，無有他求。因為她覺得，在生活中她已沒有了任何動力，她已提前走出了她的生命。
精神上，她始終是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現實里，張愛玲始終徘徊在新中國的門檻外。政府一直沒有給她安排工作。其實，她並不知道，社會並沒有忘記張愛玲的存在。文學界不少的朋友都在惦記著她，並替她著想。上海文藝界的第一號領導夏衍一直關注她，安排她參加上海市第一屆文代會，安排她隨文代團下鄉參加土改工作，也一直在力圖排除左傾派的干擾給張愛玲安排一個能展現才華的位置。
在張愛玲參加文藝大會的時候，她就更加明白了︰自己在服裝上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坎，穿不穿旗袍，罩不罩網眼的白絨線衫，並非普通的小事，而是一種事關重大的姿態問題，立場問題。所以盡管懂得，也盡量準備努力適應新的環境，但是最後張愛玲到底還是沒有向列寧裝投降。她生來就是上海女人，上海的女人是要穿旗袍的，她不可能因為性情以外的理由而改變。她雖然已經過了奇裝炫人的年代，但是她喜愛的東西很難更改。
在上海漫畫家文亭所繪的「上海女作家三畫像」中給蘇青和潘柳黛的定義分別為︰「輯務繁忙的蘇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張愛玲的特征則為「奇裝炫人」。
大家都有同感。她去為出版《傳奇》到印刷所校對稿樣，穿著奇裝異服可以使整個印刷所的工人停工；她穿西服，會把自己打扮成一個18世紀的少婦；她穿旗袍，會把自己打扮得像祖母或太祖母，臉卻是年輕人的臉，而服裝卻是古董的服裝；在家里招待朋友要有袒胸露背的晚禮服戴珠寶金釵。自己設計衣服、勇氣驚世駭俗。——或者說︰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在40年代的上海背景中，張愛玲這個「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確實可算是位奇裝異服的奇女子。
其實張愛玲沒有真正創造過什麼時裝，可是我們把稍微突出一點的服飾，都管它叫做「張愛玲式」。這就是我們視作為「怪」的一點，就是張愛玲喜歡穿的「怪衣服」，其實張愛玲之穿「怪」衣裳，也多少含了一點玩世不恭的態度。這大概就是張愛玲的風氣。無論如何，即使張愛玲雖不欲創造風氣，而風氣卻由她創造出來了。
時代變了，一切皆變，在衣物上聚集了無數小小的有趣之點，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費了精力，本是中國有閑階級一貫的態度，制造它，固然需要藝術與時間，欣賞它也是煩難的事。在動蕩時期，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更沒有閑暇改良他們的貼身環境——衣服。
建國初期，全國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藍布或灰布中山裝，頂多有愛美的姑娘在領子上翻出小碎花的襯衣或紅毛衣的領子，後來我們的國家在西方博得「藍螞蟻」的稱號。張愛玲在這樣的環境下為求和諧也只好衣著平淡一點，從前那些費盡心思設計出來的衣服也沒有亮相的舞台機會了。
衣著的變化隨著時代的轉換是如此壁壘分明，一位和張愛玲差不多同時代的、家世比張愛玲富有得多的豪門小姐這樣區分她那些已全然記不得拍攝年代的照片︰穿旗袍的，是1949年以前的；穿長褲的，是1949年以後的；然後，藍罩衣，小小的平翻領、齊耳短發，緊系著第一粒扣子的，是被抄走了所有衣物的50年代末期。
張愛玲沒有等到50年代末期，1952年她就走了，中國諸如衣食這些生活底子里，有熱鬧到單調的失落或許也是張愛玲忍痛離開祖國的原因之一。因為她一到香港以後，馬上又旗袍短襖、紅綢黑瓖、極度放恣地穿戴起來。
張愛玲離開內地的原因可能並不復雜︰她無法適應翻天覆地之後開始的新生活，她固執地保持著自己以往的生活方式。比如她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擺出的衣不驚人死不休的執拗姿態。
就像1951年春天，張子靜最後一次與姐姐見面，再次問過張愛玲對將來的打算。然而張愛玲深沉的眼光盯著牆壁，良久的沉默後，答非所問︰「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
記得那次去參加共產黨的文代會，在一片列寧裝、中山服後面坐著張愛玲，她旗袍之外還罩著一件白色網眼衫是那麼的顯眼；還有那天去街上領證件，她亦敢穿著雪青洋紗和湖色土布做的喇叭袖唐裝衫褲。這就是愛衣成癖、戀衣成癖的張愛玲在郁郁蒼蒼的身世之感中，她亦衣服寄寓于自傷自憐的悵惘。
對于張愛玲而言，衣服恐怕永遠不只是人體輪廓的烘雲托月而已，衣服的深情款意，有顛覆淪落的寄托，也有生命狀態的寄寓。張愛玲之對于衣服的牽牽掛掛，非一往情深一句了得。還是她自己的概括最精闢︰對于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語言，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戲劇。
在張愛玲的生命中，衣服是她最可靠的代言——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無聲的語言。在張愛玲最放恣的歲月中，關于衣物有許多的故事，一件自己的衣裳就是一個自己的故事。
衣食是時代變遷的縮影。選擇離開，衣食上的困擾也是原因之一，這本是她生命里最有趣的駐留地。也是她生活哲學與創作哲學的重要寄寓——不單單是因為安于生活，留戀華麗，懷念愜意。其實有些華麗和舒適在哪里也不為她所有，但看著它們被毀壞還是令人傷心酸楚的事，她根本就是這樣的人︰喜歡安穩，不喜歡毀壞。這是她的哲學，在那些相信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的時代革命家的眼中，張愛玲的人生哲學只不過是膽小懦怯的婦人之見而已。
但是，在親歷親聞了兩代親人兩個家族沒落歷程的張愛玲的眼中，還有什麼比毀壞傾頹破壞更令人悲傷的事情？張愛玲在抗日戰爭的民族硝煙中曾記述了這樣一段體驗，是一次較為緊張的可又沒有逃難能力的空襲中︰
「我又是一個人坐在黑房里，沒有電，瓷缸里點了一支白蠟燭，黃瓷缸上凸出綠的小雲龍，靜靜地含著圓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見房間里一只鐘滴答滴答走，蠟燭……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報還是照常送來的，拿在手里，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是親切、傷慟。就著蠟燭，吃力地讀著，什麼郎什麼翁，用我們熟悉的語調說著俏皮話，關于大餅、白報紙、暴發戶，感嘆著回到從前，三塊錢叫堂差的黃金時代。這一切，在這時候也不會為我們所有，可是眼看著它毀壞，還是難過的——對于千千萬萬的城里人，別的也沒有什麼呀。」
張愛玲說︰現代縱有千般不是，到底是我們的，于我們親。所以她不忍見它們被毀壞，文明的進程是緩慢而悠長的，人們像搭建自己的小屋一樣層層壘起了它，可是一轉眼又要用烽火槍炮打破它，這樣的日夜是蠻荒的。從亂世歸于和平，就如同夜晚投宿到荒村忽然听見鐘擺的滴答，那一定又驚又喜——文明的節拍！
可現在整個氣氛是四處起著無聲的烽煙，一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預兆，張愛玲有驚恐更有心痛。要為一個人制造整個的社會氣氛不是難的事，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可越在亂世，個性越是突出，人與人之間的差別越大，實在是不和諧，總不能期望社會為個人而改變吧，這種社會環境對于張愛玲她只有選擇離開。
不忍見破壞，所以離開，離開鬧哄哄的集體，還能和自己靠得更近一些。讓生命的歡樂暢快地來到自己這里，張愛玲覺得︰在她和中國大眾形跡最相似的那一段日子里，是她離自己最遠的一段日子。說到底，她始終也只是一個旁觀者，取著審美的態度，對腌的生活覺得可愛只能是在「道路以目」的距離中。
每人穿著一樣的配給布，吃著一樣的配給糧，肚子里裝著一樣的配給糧，身上穿著一樣的配給衣排隊去登記戶口或去等待分配工作，在張愛玲看來是荒謬的事，即便不覺得荒謬，也是她做不到的事。因為在現實的世界里，她幾近一個廢物，她過不慣集體生活，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她是愚笨而木訥的。在她最輝煌的歲月中，為文才所寵，她被眾星捧月地遷就著。可是現在，大家都是平等的勞動者，誰遷就誰？現實規則的那一套，她是一竅不通的。只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她才會充滿生命的歡悅。她看「七月巧雲」；听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著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來摘樹巔的綠葉，這些歡悅在熱火朝天、轟轟烈烈的集體運動中還能擁有嗎？
這是一個沒有私人生活的時代，對于多少人來說，民族的事業就是私人生活的全部，人們的頭腦被政治熱潮沖擊著，最後完全淹沒了。在崇高的名義下，人類的愛管閑事的天性，極大地得到了滿足，日常生活的秘密必須日日夜夜地暴露在集體的視野中，人人常年地向彼此的私生活里看著，看的人漸漸很少覺得歡愉，被看者也漸漸麻木到不覺得有多大損失。張愛玲融不到這樣的集體里去，她是個絕對的個人主義者。
一旦離開，這些辛苦經營的虛名兒便都將——「白手起家」，那是指本來便一無所有；若要放棄現有的一切從頭再來，談何容易？？？
其實張愛玲不想離開中國，尤其是不想離開上海。她知道，弄文學的人，都要有一個根。
柯靈的夫人陳國容後來回憶說︰「當年張愛玲的母親要帶張愛玲出國，張愛玲遲疑不決，最後還是選擇了和姑姑住在一起。」
這一點，殊為可信。正如張愛玲自己所說的那樣︰「現代的東西縱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們的，與我們親。」
上海，是她的故鄉；而且更是她精神上的故鄉。她創作生涯中的全部華彩，都是在這里綻放的，因此她是不會輕易離去的。
在1951年的一年的時間里，張愛玲是常常在這樣的思考中度過的。一年的時間里，張愛玲都是這樣猶猶豫豫的度過的。
注︰最近家事繁忙，008我盡量按時更新張愛玲章節，如有延緩更新請朋友們見諒。008在這里謝謝朋友們的長期支持；謝謝朋友們的跟蹤閱讀；謝謝朋友們的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