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張愛玲開始一踏上香港這個金錢主義的大都市，她立刻面臨著的問題就是生存的危機。
張愛玲急急匆匆2個多月的日本失敗之行回到香港後，加重了張愛玲的緊迫感，由于與港大校方的關系惡化，繼續讀書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不過，作為知名青年女作家，張愛玲這種才華與身份引起了美國新聞署香港辦事處的興趣。
張愛玲從港大輟學以後，仍然住在何東半山教會的女子宿舍里，那時張愛玲自己一人住一間。
張愛玲清門謝客，她多半自己呆在自己的房間里，開始過起了與社會隔絕的生活。這時她拼命地尋找報紙的招聘信息，由于應聘工作時留的也是這個地址，恰逢東南亞專員公署正在招聘翻譯，有意要雇用她。然而，公署派人上門來調查，雇主卻被告知有人稱——她可能是共產黨特務！
這頂紅帽子，在那時的香港誰也戴不起。就這樣，張愛玲在港大呆了兩個月後，非但欠下了港大457元學費以及一大堆無法償還的人情債，還三度被警方傳訊，又丟掉了到手的工作，真是淒風苦雨，投助無門。
張愛玲一直都是孤單的，卻沒有一個時期，比此時更是這般的孤單。別說求助，甚至連一個訴苦的人都沒有。
這個春天，在張愛玲的印象中大概只有淒風楚雨了。她翻看著報紙上的招聘廣告，照著報紙上面的招聘廣告，打了一封又一封的求職信，一邊打，一邊便想起姑姑從前的話來︰
「業務信比文學創作另有一功，寫得好並不容易。措辭、文法、連留空白的比例也大有講究。有人也寫得好，就是款式不帥。」
張愛玲的眼淚滴滴答答的落在信紙上。
姑姑、媽媽，都離她這樣地遙遠，在這舉目無親的土地上，她還擁有誰的溫情？
好在張愛玲在八、九年前即已經在大陸上海成為知名作家，出版過銷量可觀的小說集，這引起了美國新聞署香港辦事處負責人理查德•麥卡錫的興趣。張愛玲憑著過硬的文學功底與嫻熟的英語特長，她得到了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新聞署辦事處的翻譯工作。
這個機構，是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新聞署的一個辦事處，我們簡稱「新聞署」，負責收集香港乃至中國方面的新聞資訊，同時也進行一些中美的文化交流。
當時正值韓戰期間，美國正傾全國之力，以精良武器在朝鮮半島的白山黑水之間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展開激戰，意欲吞並朝鮮並進而扼制新生的中國。在這個背景下，美國在50年代初期非常注意為自己的反面宣傳物色「人才」。這時美國急需有「才華」的反面英譯「人才」，張愛玲即因此被「美新署」相中。
當時美新署有一個「美國書籍中文翻譯計劃」，準備將美國的一些文學作品譯成中文在香港出版，這需要頂級的「英譯中」人才。
張愛玲開始為美國新聞處工作，開始主要是做一些翻譯工作，就是為美國這個新聞機構將一些西方文學、名著，譯成中文，以此換得一些報酬，來維持自己的日常生活。張愛玲適逢其會，在這里找到了第一個立腳點。此時，她並不是美新署雇用的職員，而只是提供翻譯服務的一個臨時工。
這時期張愛玲為美國新聞署翻譯了第一部作品《荻村傳》，作者是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的新文學作家陳紀瀅。書的內容是寫傻常順兒從義和團到大陸淪陷期間，先後被北洋軍閥、日本人以及共產黨利用，最後仍慘遭活埋的悲慘命運，雖然作者自稱「字里行間沒有一句罵共產黨的話」，但其居心叵測一望即知。
該書首先由梁實秋推薦給美國亞洲基金會，隨後馬上又被美新署相中，意欲組織譯出，以作為美國自己的反面宣傳材料。在張愛玲之前，美方先找的是台灣大學外文系名教授英千里（英若誠之父）翻譯，但是英千里教授的譯筆過于典雅，美方嫌其艱深，又找到張愛玲重新翻譯。
張愛玲的英文是以通俗小說為底子的，她的通俗流暢的文筆很符合美方的要求，令美國新聞署十分滿意。張愛玲很快就譯完了，並得到一筆很優厚的報酬。她的《荻村傳》譯本由美新署支持的虹霓出版社出版，先後印了7版，每版3000冊，美新署將這些書分送給東南亞各國以及其他國家，專門作為美國自己的反面宣傳材料使用。
除了在美新署做翻譯書籍這項工作之外，張愛玲究竟還為美新署做過什麼工作，不得而知，但是她初到香港，人地兩生，謀生總是她首先要考慮的。這一點從她一離開大陸就注定了。
自此以後，在長達三四十年的時間里，張愛玲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受著生計的困擾，香港這里只是一個開始。張愛玲在香港總共呆了三年，在這三年里她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她的兩部「反面」長篇小說的創作︰《秧歌》和《赤地之戀》。這兩部小說也是在美國新聞署的授意下寫的。
美新署的正常的翻譯及出版業務，主要是美國派來的專員理查德•麥卡錫負責——麥卡錫便是就這樣認識了張愛玲。
張愛玲的才華，在此間工作中引起了，不久就被提拔為美新署署長理查德•麥卡錫的高度注意，《秧歌》寫完前兩章後，張愛玲就給麥卡錫看過。麥卡錫是慧眼識人的，讀罷張愛玲的作品大感驚異，甚至起了妒忌之心說︰「中國人的英文能好到這種程度，真是令我慚愧。」麥卡錫為此嘆道說︰「她是文學天才。她是我認識的兩位文學天才之一。」麥卡錫所說的兩位天才中的另一個，就是指美國鄉村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曾4次獲得過「普利策」詩作獎。
張愛玲在香港的三年里，先後為「美新署」翻譯過多部作品，包括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瑪喬麗•勞林斯的《小鹿》（重版時改名為《鹿苑長春》）、馬克•範•道倫編輯的愛默森的《愛默森選集》、以及華盛頓•歐文的《無頭騎士》和《睡谷的故事》等。
這些書目都是人家寫的，她只是勞動力翻譯成中文。這個活兒苦就苦在，除了海明威的作品張愛玲喜歡之外，另外的愛默森和華盛頓•歐文的作品都不合張愛玲的口味。但是為了謀生，張愛玲還是堅持譯完了它們。
張愛玲有極高的英文造詣，因而翻譯對她來說沒有什麼苦難，如果說有困難的話，那就是張愛玲對翻譯工作興趣並不大，那也是她自己的好惡，為了生存也只得去干她不感興趣的工作。但是張愛玲在翻譯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一書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翻譯完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一經出版，立即被稱作為中譯本的經典之作。
張愛玲在《老人與海》的譯序中寫道︰
「這是我所看到的國外書籍里最摯愛的一本。……老漁人在他與海洋的搏斗中表現了可驚的毅力——不是超人的，而是一切人類應有的一種風度，一種氣概。海明威最常用的主題是毅力。他給毅力下的定義是︰‘在緊張狀態下的從容。’書中有多少句子貌似平淡，而充滿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們是否能夠體會到。這也是因為我太喜歡它了，所以有這些顧慮，同時也擔心我的譯筆不能達出原著的淡遠的幽默與悲哀，與文字的迷人的韻節。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希望大家看這本書，看了可以對我們這個時代增加一點信心，因為我們也產生了這樣偉大的作品，與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代表作比較，都毫無愧色。」
海明威因創作《老人與海》而于195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也是張愛玲當年應「美新署」之約及時翻譯中文本的原因。迄今為止，張愛玲翻譯的這本《老人與海》是我國最早的中文本。
面對喜愛的外國著作，張愛玲有強烈的寫作沖動，而且是英文寫作的沖動，因為只有英文，才能表現出西方文學中特有的「淡遠的幽默與悲哀」。
文章的風格與所使用的語言是密不可分的，照章直譯的翻譯是不成功的翻譯。翻譯大師傅雷曾有經驗之談︰「譯書的標準應當是這樣︰假設原作者是精通中國語文的，譯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創作。」傅雷在譯書之前先總要再三精讀原作，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細節後才著手翻譯，使閱——本國故事一樣親切流暢。
換言之，翻譯不只是炒冷飯，而應當是一種再創作。張愛玲在這一點上，顯然是與傅雷不約而同的——雖然，許多批評家認為，他們此前曾于上海的報刊上就寫作技巧有過一次不著面的交鋒。
這里列舉一首愛默森的詩為例︰
「我喜歡教堂；我喜歡僧衣；我喜歡靈魂的先知；
我心里覺得僧寺中的通道
就像悅耳的音樂，或是深思的微笑；
然而不論他的信仰留給我多大的啟迪，
我不願做那黑衣的僧侶。」
張愛玲不喜歡愛默森，也不喜歡華盛頓•歐文，對于翻譯其他的作品張愛玲毫無興趣，張愛玲曾對她的美新署的同事加好友宋淇夫婦抱怨過︰「我逼著自己譯愛默森，實在沒有辦法。即使是翻譯關于牙醫的書，我也會照樣硬著頭皮去做的。」
——然而說歸說，她的翻譯卻仍然是毫不含糊的。我們從愛默森這首詩里，不難看出張愛玲翻譯的高超風格。
其實張愛玲也不喜歡華盛頓•歐文的作品。張愛玲向宋淇的夫人鄺文美繼續抱怨說︰「我譯華盛頓•歐文的小說，好像同自己不喜歡的人說話，無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
然而，這些活畢竟只是生計，張愛玲曾經自負地說過︰「替別人做點事，又有點怨，活著才有意思，否則太空虛了。」我想︰這時候的張愛玲不會說這樣的話了吧，這時候的張愛玲心下怕也是赤果果、惘惘然、戚戚然的為生存而恐慌的心境吧。
其實，張愛玲喜歡的，只有海明威。張愛玲是借著翻譯外國名著在暗暗積蓄，準備一次寫作上的大突破。
一個自己有著如花妙筆的人，怎麼可能甘心替他人做嫁衣！張愛玲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自己的創作，就算對于她喜歡的外國作家，她的翻譯興趣也不大，因為她有自己的妙筆。
張愛玲的中英文長篇小說《秧歌》便就是在這一時期誕生的，英譯的書名為《thericesproutsong》，是先有英文版按後又中文版的。完成前兩章後，張愛玲拿給麥卡錫看，這就是麥卡錫大為驚異佩服、又羨慕、又嫉妒的那本書——因為麥卡錫不知道一個中國人的英文可以好到這樣，叫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美國人英文也自愧不如。
香港美國新聞署的職員們對張愛玲很是友好。他們對這個大陸出來的著名女作家抱有極大的興趣，但不久就發現，這個正處于女人最魅力的歲月的女作家，其思想和著作比起她的年歲似乎更引人動心。她不善言談，可如果認真回答你的問題，便會使人感到她的回答真是耐人尋味。她待人隨和，遇到同事之間偶爾的玩笑話，多是莞爾一笑，不置一詞。
這期間，恰好美國作家馬寬德（）來香港訪問，麥卡錫負責招待，麥卡錫便引薦張愛玲認識了馬寬德。
這個馬德里，就是張愛玲的中篇小說《十八春》故事的原作者。張愛玲自稱這本書是經過馬寬德的原作改編的。
馬寬德曾于1938年獲得地位頗高的普利策文學獎、以及後來的詩作獎，小說《普漢先生》英文原名《h.m.pulham，esquire》，1940年初版，1941年被米高梅公司拍成電影，中文譯名為《富家子的婚姻》。張愛玲早在就讀于香港大學時，就曾讀過這本原著，或許也看過這部電影，她的《十八春》就月兌胎于此。這使得後來一些人，故做驚人語的批評者們竟然指責張愛玲的《十八春》是抄襲。
事實上，張愛玲對自己這一點從未諱言，她在給自己的朋友宋淇的信中，曾明確提起《半生緣》（《十八春》改寫後的題目）借鑒了《普漢先生》。
《普漢先生》的原著我沒有看過，听說沒有中譯本，自然也沒有在大陸出版過，不過我看了許多相關的介紹，知道那是一個關于四角戀愛的故事——張學的批評者便是根據這一點非議《半生緣》是《十八春》改編，《十八春》既是抄襲了馬德寬的原著《普漢先生》。
這也算是一段奇緣吧，一個原作者，一個改寫者，在香港言歡。
張愛玲十分重視這次與馬寬德的見面，張愛玲的鄭重同以前一樣，那就是盛裝前往。把這個馬寬德大大的震了一下，馬寬德大為驚艷，覺得這個東方女人好神奇，以至于把張愛玲的一言一行都視為時尚，連看到張愛玲的綠趾甲也當成某種流行，悄悄問麥卡錫︰「為什麼她的腳趾頭要涂綠彩？」麥卡錫也不知道，于是又問張愛玲。張愛玲發窘，哭笑不得地回答︰「那是我涂的外用藥膏啊。」麥卡錫忍不住揚聲大笑起來。兩個男人相對而笑。
餐畢，麥卡錫將《秧歌》前兩章給馬寬德，請他評鑒。馬寬德于這種門面功夫顯得不耐煩，委婉地說自己應酬多，大概沒有功夫看。然而當夜大雨，馬寬德在香港半島酒店房間里便連夜將稿子看完了。
次日，一大早，馬寬德就耐不住，打電話給麥卡錫，麥卡錫正好不在家，他便急急地對麥太太說︰「我肯定這是一部好作品。」
馬寬德回美國時，帶走了這兩章稿件，向美國出版界大力推薦。後來據說長篇小說《秧歌》在美國的出版，也是多承馬寬德的推介幫忙。
後來，等到張愛玲因翻譯作品又使外界知道了她的存在後，便有一些不速之客來找張愛玲。這是張愛玲所擔心的事情。離開上海時，她就曾與姑姑約定，相互不聯系，不通信，以免暴露了她的蹤跡。沒有辦法，身份又暴露了，她只得求助美新署的朋友宋淇，在他們家附近重新幫張愛玲租了一間斗室暫住。
這段在美新署的工作是張愛玲最最難忘的一段人生軌跡。是對美新署的一段美好記憶，是對麥卡錫的感激記憶。
美新署署長理查德•麥卡錫從這時候起與張愛玲建立了長達幾十年的友誼，這種長久不愈的友誼一直在張愛玲最困難的時候，都有麥卡錫的真誠與熱心的幫助。
比如張愛玲後來在美國最困難的時候，麥卡錫繼續請張愛玲為美新署翻譯取得報酬；1961年張愛玲赴台灣訪問時，也是在麥卡錫的邀請與幫助下成行。還有一些在美國的擔保等事務都有麥卡錫的幫助。
麥卡錫畢業于愛荷華大學，主修美國文學。1947年—1950年曾派駐中國，任副領事；後又轉至香港美新署服務，1950年—1956年派駐香港，歷任資助訊管、美新署副署長、以及署長等職，主持「中國報告計劃」，包括報紙新聞記事的制作與傳播、雜志專題報道、電台難民訪問、以及學術論文等；1956年—1958年派駐泰國；1958年—1962年派駐台灣，皆任台灣美新署署長，在台灣經歷了金馬炮戰危機；1962年—1965年返回美國任「meiguozhiyin」東亞及太平洋區域主任；1965年調往越南，次年返回美國；1968年請辭公職，在民間機構工作並退休；1985年復出，在「meiguozhiyin」工作。一個一輩子為美國的文化事業貢獻畢生的外交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