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維持生存，也為了能重操舊業，張愛玲奉「美新署」的旨意為美國的雜志《今日世界》寫兩部長篇小說，這兩篇長篇小說就是張愛玲的新作《秧歌》與《赤地之戀》。它們由對方提供故事大綱，作者自己編寫具體情節和人物。（也有的版本說《秧歌》絕非是美國授意寫作的，而《赤地之戀》絕對就是張愛玲被美國授意而寫作的。）
《秧歌》這一長篇小說就是張愛玲後來很著名的英文小說，這也是她的第一本英文小說。《秧歌》寫的是土地改革之後的大陸農村生活，故事沿著一實一虛兩條線索鋪展。
《秧歌》的故事情節是這樣的︰
「實」的一條，寫的是以解放初上海郊區的土改運動為背景，主要人物有金根兄妹、金根的妻子月香、工作組干部王霖，以及下鄉體驗生活的劇作家顧岡。
在上海幫佣了三年的月香為了響應國家的號召「回鄉生產」，結果發現家里雖然在土改中分了田產，丈夫金根也當了勞動模範，但仍然是挨餓，難以保證溫飽。家底如此之薄，日子過得如此困窘，以致月香一回到家就後悔早知如此，就不該回來。
回來後的月香感覺一家人總是喝稀粥，惹得女兒阿招時常喊餓。有一次，稀粥做得稍微稠了一點，恰好工作組王同志進門來，全家人手忙腳亂地遮掩，生怕被人看見。
即便如此，金根家的生活，在村里還算是好的，還有一些人家日子過得就更不行了。村民們以為月香在上海做工攢了一些錢，借錢的人就絡繹不絕。妹妹金花也來向哥哥家借錢，嫂子月香當然不肯借。一向待妹妹很好的哥哥金根，為此很是怨恨月香。
按照鄉里人來看，月香在城里做工自然有錢，但是月香為了保住自己辛苦積攢的一點點錢，而處處小心，甚至金根新嫁出去的妹妹金花來了，她也只是給她做照得見人影的稀粥吃。
後來月香那點可憐的錢到底沒有留住。
時值年關近了，農民們都在為自己怎樣過年而發愁，農會卻規定要求各家各戶拿出40斤年糕、半只豬去慰問軍屬，沒有養豬的就出錢，還要求金根作為積極分子代表帶個頭。金根非常氣憤，硬說家里沒有錢，和干部王同志吵了起來。
月香怕事情鬧大，只得拿出錢來應付過去。誰知到了交年糕的時候，王同志懷恨在心，故意說金根送的年糕斤兩不夠，金根終于壓制不住怒火，與村民們一起鬧哄著向政府要糧。
村民們提出要向公家借米借錢過年，干部當然不肯答應。
在忍無可忍之下，村民們鋌而走險，去搶由民兵把守的糧倉。干部王同志在慌急中開了槍。開槍引起了更大的混亂，釀成了惡性事件。金根在沖突中受了重傷，女兒阿招也在混亂中被人踩死。月香怕丈夫被懲罰追究，便把他送到他妹妹金花的婆家，這時的金花卻不敢收留奄奄一息的哥哥。
最後，金根怕連累家人，金根更怕遭罪連累了月香，于是趁人不備投水自殺了。月香痛失兩位親人絕望之余，放火燒了公家的糧倉，自己也被葬身火海燒死。
「虛」的一條線索是小資產階級作家顧岡被派到村里來體驗生活，並希望他發現「典型」，結果作家沒法發現「典型」，只好自己胡編了一個劇本。
劇作家顧岡是負責教識字班掃盲，吃住都在房東一戶姓譚的農家，因為吃不飽，變得很嘴饞，幾次偷偷步行到很遠的鎮上去買吃的，回來躲在樓上像老鼠一樣慢慢吃掉，每次都像跟做賊一樣。
村子里，舊歷新年還是一如往常地過，到了年初六，村民們在干部們的帶領下，備齊了年禮，扭著秧歌，挨家挨戶地給軍屬拜年去了。扭秧歌的隊伍里，也有這個68歲的譚大娘。
于是顧岡胡編的劇本與這個68歲的譚大娘開起了國際玩笑。
這個「一實一虛」兩條線索交織在一起，就「編」出了一副顯然不真實的50年代初大陸農村「黑暗」的生活。
所謂「秧歌」原是盛行于東北民間的舞蹈，叫做「扭大秧歌」，解放初期，由解放軍和南下干部帶到各地，成為新時代的一個文化符號。
起初，張愛玲見到「秧歌舞」，對它的粗獷、熱烈很感到刺激和振奮，但是在本篇小說里，「秧歌舞」它卻被張愛玲當成了一種反諷符號。
至于故事的原型，據張愛玲講，是在「三反運動」中，她看見《人民文學》上刊登了一篇類似自我檢討的短文，文章作者說自己于1950年春在華北某小縣城工作，時值春荒，農民被迫而搶奪公家的糧倉，一位在當地負責的老干部帶領民兵開槍彈壓。之後，老干部沮喪地說︰「我們失敗了！」
張愛玲當時由于《秧歌》被質疑而據此申明︰「《秧歌》里面的人物雖然都是虛構的，事情卻都是都有根據的。」
但是，國內學者艾曉明專門去國家圖書館反復查閱過，在1952年的《人民文學》上卻查不到這篇文章，艾曉明不甘心，又從1950年的一直查到張愛玲離港那一年、也就是1954年，同時還翻遍了那時的《文藝報》，仍不可得。
寫到這里，我在想，當時的一個故事情節的構造與想象都是沒有充分的自由空間的；我還在想，張愛玲也太牛了，自己寫的一本書會得到那麼多的學者去摒棄歷史事實而去考證一篇文章；還值得那麼多的張學專家、學者去大海撈針，張愛玲也真是太牛了吧。如果我們的學者在大海里沒有撈到這根針我們就只當是，大概，這是張愛玲的誤記吧！
1950年，張愛玲曾經听到從蘇北和上海近郊的人說︰「鄉下簡直就沒有東西吃了」。農民們相互間借錢，竟然借到500元，剛夠買一副大餅油條的。
張愛玲所認識的一個女孩子，到南昌附近的鄉下去工作，回來後說，只能和農民一起喝米湯度日，米湯里是寸把長的一段段青草。1951年初，參加華東土改的知識分子，大都多帶了一些錢，以備到附近城鎮上去買點吃食補充。當時的《解放日報》上，也曾在一個角落里刊登了這則消息︰天津設立了饑民救濟站等等。
這些點滴細節，都成了後來《秧歌》情節的元素。而且有些傳聞是否屬實，在今天的人們看來很值得懷疑。
此外，1950年東北電影制片廠曾經拍過一部電影《遙遠的鄉村》，里面有群眾放火燒糧倉的情節，張愛玲便借用來，放在了自己小說的結尾處。這都是饑餓惹的禍。
另據一位「張傳」作者胡辛考證，除了張愛玲自己所列舉的，《秧歌》的若干細節還另有出處外，比如，因為家窮糧食少，金根的母親用勺子舀米時，常常要刮倒缸底，發出刺耳的響聲；還有，實在餓得受不了，母親便把留種的豆子煮了，給金根兄妹充饑，等等，這些情節分明是來自胡蘭成幼年時代的辛酸回憶。發生這些事情的年代，應該是在北洋軍閥混戰時期。
張愛玲千里尋夫時，曾到過溫州的鄉鎮，對當地農民的生活之苦，有過耳聞目睹。她後來在《惘然記序》里說，自己在《華麗緣》原稿中有一部分沒有發表的內容，後來寫入了《秧歌》。
如此看來，張愛玲在寫《秧歌》時，使用了一番「典型化」的功夫，細節固然都是原生態的，但是把舊中國鄉村幾十年的凋敞，都移到《秧歌》中來，未免就有「別有用心」之嫌了。
《秧歌》這樣一個故事擺在我們的面前，與《小艾》寫作時間的間隔，只有短短的一年時間。如果把兩本書一口氣讀下來，不能不令人惶惑，張愛玲何以在兩本書之間的故事情節描述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而且中間一點過渡也沒有！
自從《秧歌》出版以後，海內外無不把它與後來的《赤地之戀》一同視為「反面小說」。認同《秧歌》立場的，視張愛玲為偶像；不認同《秧歌》的，則絕不原諒張愛玲離開祖國以後的立場倒戈。
明顯可以看出，《秧歌》和《赤地之戀》均是「反面」的作品，且「反面」色彩較為強烈，所寫內容多帶虛假，歪曲性質，但正因為如此，這兩部小說甚合美方之意圖，在付給張愛玲優厚稿酬之後，《秧歌》先是由美方拿到美國雜志的《今日世界》上連載，後來張愛玲又將它譯成中文，並在1954年初出版單行本。三個月後，又出版了長篇小說《赤地之戀》，美方又將《赤地之戀》也拿到美國的雜志《今日世界》上連載，隨後又由紐約的理•司克利卜納公司出版。
美國書評家對這兩篇小說評價很好，尤其是《秧歌》。不過圈內人自然明白其中緣由，他們看重的不是作品固有內在價值，而是它們對國內掌權者的強烈否定立場。
《秧歌》先是用英文寫的，之所以用英文寫，這也是張愛玲對自己英文的重新溫習，還有就是因為她打算讓這部小說在美國發行，並把它作為自己進軍美國文壇的敲門磚——她畢竟還是想到美國去的。因此，張愛玲很用了些功夫。寫完之後，交給授權者後，代理人嫌篇幅過短，恐怕沒有人願意出版，經張愛玲修改，故而張愛玲又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
《秧歌》的創作已經完成時，在整個寫作的過程中，她很少對宋淇夫婦提起它，直到初稿完成她才讓好朋友過目，修改完稿後，張愛玲將它寄給了她在美國的代理人瑪莉•勒德爾，由勒德爾負責為她在美國尋找出版商。張愛玲自己則開始創作她來到香港後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赤地之戀》。這次是用中文寫的。
寫《秧歌》的時候，是張愛玲走出上海時的第一次寫作。又是先用英文寫的，因此，她極其沒有把握。在完成的初稿寄到美國經理人和為出版商接受期間，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時期。張愛玲那種坐立不安的焦急情況，就像產婦難產進入產房，而外面的親友焦急萬狀卻愛莫能助一樣。宋淇當時回憶說︰「那情形猶如產婦難產進入病房」。
《秧歌》的創作，是張愛玲創作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秧歌》一書是張愛玲心血凝結之作，她對它寄予了極大的希望，稿件寄出後，就在焦急地等待結果。但美國方面遲遲沒有回音，這令她猜疑不定。宋淇夫婦也不敢多提此事，帶著某種迷信的禁忌，仿佛一公開論戰，成功的機會就會遭到破壞一樣。
宋淇夫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們感到很是難過，為了這樣一位有才華的著名作家，卻為了別人命題之作的命運如此牽腸掛肚。為了幫助張愛玲解除憂慮，他們好心翻出一本從上海帶到香港來的牙牌簽書，他們用這本算卦書為張愛玲的《秧歌》求卦。
然而，令人非常奇異的是，他們求來求去，竟然求出的總是同一副如此奇異的卦象︰
中下
先否後泰。枉用推移力。西風潮漸長。
中下
中平
由難而易。沙深舟自膠。淺瀨可容籬。
解釋曰︰
君家若怨運迄遭。一帶尤昭百快先。
失之東隅雖可惜。公平獲利倍如前。
斷曰︰
雙丸跳轉乾坤里。差錯惟爭一度先。
但得銅儀逢朔望。東西相對兩團圓。
兩得中下雙丸之象。
中下與中平相去不多。
故特是佔。
這個卦象很奇特，因為內指的一些意象頗似張愛玲以往的經歷，特別是里面的「西方潮漸長」、和「東西相對兩團圓」這兩句，似乎是無形中暗示《秧歌》中文英文本先後出版的可能，此事大可辦成。宋淇大為高興，認為是上上簽。
迷信的事，當然不足為憑。也許是美國作家馬寬德的推薦很有效，紐約的一家查理•司克卜納利公司表示可以出版《秧歌》。
中國的玄學用語向來模稜兩可，似通非通，見仁見智，怎麼解都無不可。好處在不同際遇處境的人牽強附會，往往就能自己找到依托，讓人不由得懷疑當初寫作玄學著作的人是否都是些高明的心理學家。
這個卦象很是奇特，因為內指的一些意象頗似張愛玲以往的經歷，而又朦朦朧朧中指出了一點未來跡象。比如「先否後泰」，「由難而易」。「一帶尤昭百快先」，「東西相對兩團圓」等。這無形中昭示了《秧歌》中文英文本先後出版的可能。張愛玲對此牙牌簽書很是欣賞，打這以後張愛玲出書、出門、求吉凶都要先請它給算一算。從中也可見張愛玲的天真和寂寞。
後來的情形果然如卦象上所昭示的那樣，張愛玲的長篇小說《秧歌》的中文本、英文本先後在美國出版。並且出版後許多的重要報紙雜志都有評論。《紐約時報》先做了評介，隨後在它的主欄和書評專刊又連續兩次發表評論；《星期六文學評論》和《heraildtribune》（紐約另一大報）也先後刊出了極為有利的評價文章。其中一篇書評說︰「這本動人的書，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創作，所顯示出的熟練英文技巧，使我們生下來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羨慕。」
然而，張愛玲還不滿意，她心心念念的還是在等待美國《時代》周刊有何反應，有何評論。由于美國《時代》選書一貫極嚴，評價也極為嚴岢，偏偏《時代》又遲遲不評。張愛玲認為只有得到它的肯定，才可以放下心來。
在張愛玲的心目中，美國《時代》周刊極有分量，因為它選書極嚴，非有顯著特點的書不評，評價標準也極高，態度尖銳，評時以挖苦諷刺居多，詞鋒尖刻，往往令當之者無地自容。由于這些原因，美國《時代》的書評極具權威性。
一天，宋淇拿著一份新出的美國《時代》周刊，先是沒有給張愛玲看，只是說要給她一個驚喜。張愛玲頗有預感，開口就問︰「是不是《時代》終于有書評了？」打開一看，果然贊美之辭頗多。
張愛玲終于可以松一口氣了。
她畢竟還是等來了，美國《時代》周刊對張愛玲的《秧歌》做出了極好的評價，這讓張愛玲喜出望外。
然而書評只是代表了專家的意見，卓有影響的美國《時代》也無法左右一部作品的銷路。《秧歌》並未躋身美國暢銷書之列，因而第一版雖然很快就賣完了，但根據美國的行業慣例，沒有上架稱暢銷書榜的行列之書，書商是不會考慮再版印行的。《秧歌》只在專業人士之間和少數讀者中引起了暫時的轟動，很快，它就被其他後來居上的各類更優秀的作品所淹沒，《秧歌》從此無聲無息了。
在幾十年後，我們的學者高全之采訪麥卡錫探問︰「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皆是由你們美新署授意而寫？」麥卡錫否認說︰「那不是實情。我們請愛玲翻譯美國文學，她自己提議寫的小說。她有基本的故事概念。我也在中國北方待過，非常驚訝她比我還了解中國農村的情形，我確知她親自擬定的故事概要。」
麥卡錫還回憶道︰「愛玲是作家，你不能規定或提示她如何寫。不過，因為我們資助她，難免會詢問進度。我們絕對沒有嘗試借討論來操縱或‘幫助’《秧歌》的寫作。我們無法使《秧歌》更好。我們相信最佳的宣傳——如果立意可取的話——是忠實報告社會現狀。我們努力維護「中國報告計劃」的誠信，這是我們美國的外交政策之一，也是我們美國為了忠實報道中國大陸情況的一份職責。」
《秧歌》、《赤地之戀》這兩本書在美國的出版發行讓張愛玲的名字在國內一度帶上了「反這反那」的各種大帽子。6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客觀的回過頭來再看這段社會歷史，不禁會讓人感慨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