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不夠好的開始，張愛玲的第二次婚姻對她來說是一個相當沉重的負擔。在他們共同生活的11年當中，有相當長的時間張愛玲都是在擔任著看護和保姆的角色，她的丈夫賴雅對她相當依賴，從生活到精神，都是這樣的，因為賴雅的確是個老人了。
他們結婚後，時刻都有一種風雨飄搖的不安定。事實上，就是這種不安定感讓張愛玲做出打掉孩子的決定的，她無法保證給孩子一個平安無憂的生活。
到了1957年4月，他們在文藝營的居住期又將再次到期，而且已經不能再次申請了，于是他們就近在彼得堡鎮的松樹街找到一家略有一些簡單家具設備的公寓。
公寓是一幢三層樓房，坐落在一條狹窄的坡型街道上，比較方便，然而公寓的租金是每月61美元，電費還不在內。但是，因為他們目前並沒有固定的收入，這筆房租就不能不說是一筆不小的負擔，而且他們還必須添置床單、窗簾、以及各種用具，又得花一大筆錢。賴雅沒有一分錢的積蓄，他瀟灑慣了，但這一次他也不得不正視生活。賴雅寫信給他的表嫂哈勃許塔月兌太太，請求能支援他們一些日常用品，可悲的是遭到表嫂的無情拒絕。這使他們在搬家時的前兩天焦躁不安。
4月13日，剛剛下過一場大雪，張愛玲與賴雅開始搬家。他們並沒有多少家什，連箱子在內共有二十件，主要都是書和手稿，來往信件等等。極具戲劇效果的是，當他們在乘出租車搬往城里的途中，《秧歌》的劇本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節目中播出，整個文藝營的文友們都在看電視劇《秧歌》，而這時他們奔波于生計。當張愛玲與賴雅後來在舊金山補看時，感覺是《秧歌》拍攝的效果極差。後來張愛玲在給宋淇夫婦的信中說︰「《秧歌》慘不忍睹。」這是後話。
這次他們搬到了彼得堡鎮的松樹街公寓時，直到此時，結婚已經六個月的張愛玲才算在大洋彼岸有了一個真正的自己的家，一個屬于自己的家，一個空蕩蕩的家。盡管如此破落，但也是屬于兩個人空間的家了。張愛玲很是高興。
因為手頭拮據，為了給新家買一些必需用品，賴雅每周兩三次到附近的跳蚤攤上去買一些二手貨，希望能找到些便宜的生活用品，比如面包烘爐、三夾板桌子、木制小床等等。這些東西往往是用戶多余的而只收一些象征性的錢，所以極為便宜。有時候張愛玲就跟著賴雅一道去「淘寶」或去踫踫運氣。
一次，張愛玲看見有幾件漂亮的絨線衫與一件完好無損的浴袍，加在一起才僅有3元7角5分錢，她大喜過望，全買了下來，回去一試穿，竟然也都合身，這讓張愛玲高興了好一陣子。也許，點滴的生活樂趣就只有這麼一點點了。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這句名言我感覺也可以用在名人身上，現在用在他們身上就非常的貼切。
用具添補完後，他們便開始油漆牆壁，這些粗活多半是由張愛玲來做，她把賴雅的房間漆成白色，而把自己的房間漆成藍色，她喜歡大海和藍天的顏色，她希望自己能在海洋般的寧靜里，生活在這樣浪漫主義的「藍色小屋」里，就像睡在大海上，繼續自己的夢幻般的生活。張愛玲是深深地喜歡著這個家的，而且並感受到有一種風雨同舟的快感，和春燕築巢般的融融暖意。
當然，艱苦的生活中還是有樂趣的，這便是他們在苦難中不曾丟棄的幽默。公寓因為年代久遠，居住後不久就發現了螞蟻，于是，賴雅便可以常常看到這樣一幕︰張愛玲全副武裝，拿著她自己選中的一種殺蟻劑如臨大敵地滿屋子噴灑，效果極佳，螞蟻很快就滅絕了。因此，賴雅就送給了張愛玲一個綽號「殺蟻刺客」——極像是一部好萊塢片名。
他們倆簡樸而不失優雅地過著寧靜的生活。兩個人的生活習慣雖然大不相同，張愛玲則習慣夜間工作，白天休息，而賴雅則是中國人的習慣，早睡早起。但他們卻相安無事，相得益彰。
小鎮的生活寧靜而溫馨，就這樣，他們在彼得堡鎮的生活過得比較簡單，也頗有規律，是充滿了愛的日子。賴雅每天起床很早，起來後就到雜貨店去購物，或去銀行、去郵局做些必要的「對外」事務，因為張愛玲不善于和人打交道。在家里，賴雅有時候也在張愛玲的指導下為張愛玲做一些簡單的飯菜︰如漢堡牛排、雞肉餡餅、炖牛肉、小羊肉以及一些簡單的蔬菜之類。
這時候的賴雅承擔了大部分的家務工作，他從前是喜歡流浪的，然而，現在卻很享受平靜的家庭生活，寧願花一個上午的時間研磨咖啡，親手烹煮最地道的意大利咖啡，因為張愛玲有喝咖啡的習慣，她卻自己不喜歡煮。
張愛玲自小在江邊長大，喜愛吃魚，有時候賴雅為了張愛玲還學著做魚。吃飯前，他們還會浪漫的喝一些香檳酒和葡萄酒。不管窗外是多麼大的狂風暴雨，小屋里卻永遠是溫暖的春天。賴雅第一次發現，原來平凡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幸福。
與其說他們像夫妻，毋寧說他們更像合作伙伴，或者說，張愛玲是他的家庭醫生，而賴雅是她的生活助理。頻繁的中風使得賴雅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他又患上了背痛，每當賴雅背痛發病，張愛玲便會徹夜細心地照料他，幫他按摩，放松背部肌肉，減輕痛楚；而當賴雅的身體好起來的時候，她便可以偷一點懶，把家務都交給賴雅做，自己賴在床上等著賴雅來伺候她。
我們來看看賴雅記的一段日記︰
「9月1日星期二
晚上睡得好冷。單人毯子夠兩個人蓋，一個人睡會很冷。九點前把愛玲換到臥室，看來不錯。愛玲起床了，活過來了，幾近快樂。這個月有好的開始。開了一張房租支票，再見了房租。氣候溫和舒適帶點涼意。卷起，透過俗氣的舌頭。」
賴雅有記日記的習慣，他這段時間的日記內容瑣碎平常，都是寫關于今天吃了什麼、做了什麼的小事，卻透出了濃郁的生活意味。早餐通常是咖啡、核果、牛女乃和麥片；午餐有牛排、玉米、意大利面、現煮咖啡；晚飯前有時候會喝一些香檳或紅葡萄酒，並且邊喝邊聊一些關于剛讀過的某本好書的看法，彼此寫作的進度，或是對某部影片的觀感。他們的共同愛好興趣就是看電影。鎮上有家小電影院，他們很少錯過新片上映。
他們住在借來的房子里，錢少得可憐，張愛玲還沒有取得美國公民身份，所有這些，都讓他們的未來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年5月初，張愛玲的作品遭遇瓶頸，作品的出版極其不順利。張愛玲得知一個不幸的消息，司克利卜納公司不準備選用她的第二部小說，即《粉淚》，這是她在文藝營花費近半年的時間才寫出來的，因為《粉淚》是她當時在上海的成名作《金鎖記》的原型。
多少年來張愛玲對自己的作品保持著高度的自信心，她一直對這部小說充滿了自信並寄予了厚望的她非常看重的《粉淚》被司克利卜納出版社公司退稿拒絕了，這家公司曾經出版過她的《秧歌》，而且一直還在支付她的《秧歌》版稅，但他們卻不看好《粉淚》。這個令人沮喪的消息對于張愛玲來說，無疑是一種否定。她可以承擔生活給予她的種種困厄，卻不能忍受自己的創作被質疑——她從小就是天才，23歲便已成名，她是文字的精靈，唾金咳玉，直至珠璣，難道這一切，都永遠不再了嗎？
她沮喪之極，驟然病倒，幾天都臥床不起，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支撐著她的信心受到很大影響。
其實，《粉淚》並不是新的故事，早在1943年上海，張愛玲就已經因為這篇小說《金鎖記》而一紅傾城；這時候的張愛玲認識到《金鎖記》里那樣宏大的場面，那麼豐富的人物，那麼深刻的感情，又豈止一部三萬字的中篇小說可以容納得了的？因此她在美國的這些創作營里，將《金鎖記》拓展改編成《粉淚》，一改再改，一拓再拓，她用英文有血有肉的延伸著里面的人物，拓展故事情節的深化，追求一點異國的情調與筆觸，給這個老故事輸些新鮮的血液。
誰知張愛玲在《粉淚》上付出的心血並沒有得到回報。
這部《粉淚》後來又經過張愛玲的修改，改名為《北地胭脂》，于1967年才在英國凱賽爾出版社出版，並且英國出版社給了它極低的評價。之後張愛玲再度將《北地胭脂》譯成中文，取名《怨女》，在台北出版。從1957年到1967年，漫長的10年，張愛玲听到的是《粉淚》一次次退稿的消息，而這部作品是她根據自己最得意、在中國受到評價最高的作品改寫的，她對它寄予無限的希望，但收獲的卻是一次次失望。
張愛玲病倒後，臥床不起。這期間，多虧了賴雅的悉心寬慰，才使得張愛玲重新找回了失去的信心。她為了感激賴雅對自己的深深理解和有力支持。她在生病休息期間還常常給賴雅做一些他喜歡吃的中國菜。她沉默憔悴，一直拖到6月，才得以漸漸恢復過來。這一次的打擊，無疑是對她的自信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幸好這時候司克利卜納公司仍然繼續付給了張愛玲《秧歌》一書的版稅，約300美元。張愛玲稍微振作，也就是在這種生存環境中，當張愛玲病情一有好轉時就又開始著手寫了一篇為《上海游閑人》的新故事，並立即與香港的宋淇夫婦聯系，請求重新為香港的電懋電影公司寫劇本。
日子平靜無聲，兩個人都努力寫作，希望能改善一下困窘的局面。
世人都以為張愛玲是一個精刮計較的女人，豈不知在她一生的情愛史里，所謂愛，就意味著付出與奉獻，最無私最徹底的奉獻。「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
張愛玲的一生，沒有伺候過父母、公婆，沒有照顧過子女孫輩，她的第二任丈夫賴雅是她唯一伺候過的人。
他們就這樣依偎著從1956年走到1957年，他們在彼得堡鎮自己租來的公寓里共住了1年零7個月。他們還可以相牽相伴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