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節第三十九章告別「宴會」（下）
「別說假如了，世界上確有許多未曾發生的歷史，用‘假如’是無法說得清的。」唐有神說。
「你倒說說看，有那些未曾發生的世界歷史呢？」申自慶反問道。
「假如美國沒有爆發**戰爭，將會怎樣？假如希特勒打敗蘇聯，將會怎樣？假如肯尼迪還活著，將會怎樣？假如沒有戈爾巴喬夫，將會怎樣？對一個在歷史事件中不走運、並非一帆風順的群體或民族來說，強調機遇和偶然性的作用的理論很容易盛行。成績差的學生總是傾向于認為考試成績的好壞全憑運氣……」唐有神說。
「是的，就像我們坐牢一樣，實際上是運氣太差，社會上比我們官位高、貪污受賄數額大的多的很，可他們就是平安無事，或者有人舉報就有人保護。」申自慶說。
「舉報有屁用！你唐大主任的舉報不就是石沉大海嗎？」畢春西不無譏諷地說︰「實際上，現在紀檢委、反貪局來查案，首先看的就是能在中間撈多少！現在的很多的官員都是自己投資上來的，跑官買官請客送禮化了不少錢，就非常在乎自己的位子，既然化了錢，總要設法撈回來，難免不留痕跡。所以那些紀檢委、反貪局的來查案，幾乎就沒有放空槍的時候，一打一個準，幾乎百發百中。而這些當官的就只能听從人家的擺布，只要抓住你一點問題，那你就算被他們搞定了。五千塊的事情得出五萬塊擺平，兩萬塊的事情得出十萬塊派擺平，然後為你開月兌，不了了之。所以，錢能轉禍為福，轉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
唐有神火氣十足而又冷靜地說︰「我就不相信壞人能夠逍遙法外。有的人慷慨激昂，說自己並不是壞人，坐牢乃命運使然，難逃之劫。我們也相信有的人坐牢的確是命運的安排，人生的神秘就在于，你不知道面前的道路通向何方，或者說上帝為你安排了哪些朋友和敵人。」
林茂深贊同地說︰「唐大主任說得對！我們的罪過的確不像殺人搶劫那樣血腥昭彰，難免一談起來就熱血沸騰、振振有詞。像我殺人，也是迫不得已，對方有過錯造成的嘛。其實，我們不斷重復和嘮叨這些毫無意義的陳詞濫調，是因為我們在潛意識里還是褒揚著善的旗幟，所以身在牢籠，卻不想將自己歸入‘壞人’的行列。好人能青史留名百世流芳，壞人自然百姓詛咒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甚至不得好死。所以，取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需要足夠的時間和耐心，而經驗的取得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
畢春西說︰「是啊，林副市長講得深刻。凡大大小小的官員在案發後總要為自己當初受賄找一塊漂亮的‘遮丑布’。哪怕在審判的時候，也拋出了自己的‘遮丑布’和‘擋光板’——譬如說逢年過節看望是規矩，‘過節收錢’看來很正常，這是慣例。有時候我也不願意收太重的禮，但是沒辦法，他們死活都要把信封放下才行。有時候，部下來看我，只是簡單的幾句寒暄後，丟下信封就走。但許多人對我們的‘高論’不以為然，往往嗤之以鼻，報以不屑和譏笑，誰都知道只有壞人要坐牢，好人怎麼會坐牢？難道都是冤假錯案不成？因此，我們還是要有自知之明，需要在痛苦和教訓中反省，在煉獄毒火和鐵窗生涯中，一點點參悟生活的真諦。因為古往今來成大事者，無有一帆風順的例子。」
申自慶說︰「畢局長反省得蠻深刻嘛！看來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真正做到不為名所累，不為利所縛，不為欲所惑，這是非常難的。」
唐有神說︰「進退榮辱乃勇士常情，不必過于在心，從現在起慎獨省身，正心立品，還為時未晚嘛。」
申自慶說︰「我已經想好，在坐牢期間，計劃讀一些有關性文化方面的書，研究一些東西方性文化的差異，思考一些社會民族問題。十多年的牢獄生活，我好比等于上了兩所大學，一所是知識大學，另一所是意志大學。如果說‘雙規’是上初中，看守所是讀高中，到監獄勞改就是名副其實的上大學了。對于任何落馬的官員來說，知識和意志的加盟，無疑等于一次月兌胎換骨的改造，是洗禮，是修煉，是刻雕。」
其實，申自慶到看守所後有時也很悲觀，他曾經消極地想︰人命危淺，真如朝露。生年歡愛，無幾時，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他有時也悄悄地流淚，尤其是夜晚，想到妻子和孩子，想到毛穎，想到那些痛心的往事，就老淚縱橫，把枕巾都濕透了，以至印在白色的枕頭上都是斑斑淚痕，猶如唐詩所描寫的湘妃竹一樣，印著二妃幽怨的血和淚。
申自慶突然又問林茂深︰「哎，林副市長，你平時在大會上作報告的時候穿的是什麼服裝？」
「就是我現在穿在身上的這套西裝。」林茂深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你知不知道西裝的來歷呢？」申自慶又問道。
「不曾了解。」林茂深答道。
「哈哈，你沒文化！西裝起源于歐洲。據說西裝原來是漁民的穿著，他們終年與浪為伍，在海里謀生，敞領少扣的衣服穿起來方便，適于海上捕魚，後來逐漸演變成如今的樣式。在西裝中最為考究的，當屬背後開岔的燕尾服，它原是中世紀歐洲的馬車夫的裝束。馬車夫穿上後幅開岔的衣服，是為了騎馬方便。穿西裝，按規矩都得系一條領帶，襯衣上還都有著一個硬領，那是古代的將士們防御敵人、保護自己的一種措施，咽喉部位的衣領，都是用皮革和金屬特制的，用以防備敵人的利箭射在致命的喉部上。西裝在清朝晚期傳入我國，很快被激進的青年們所接受。一時，‘西裝’成為新思想的象征。穿西裝的人越來越多，而象征保守思想的長袍馬褂則日趨沒落。你林茂深穿西裝坐牢，悲哀啊。」申自慶好像在給林茂深上課。
「我才不講究這些呢，高興怎樣就怎樣！」林茂深不以為然地說。
「難怪你要栽跟斗。你難道不知道古代就有官服的講究？」
「我好像在電影上看到過。」林茂深說。
「在古裝戲和戲曲片中，常會出現一些大小古代官員身穿各色袍服，袍服上繡著各種圖案。這些圖案究竟是些什麼東西，有何依據呢？古代官服從來都是分別顏色的。從唐代開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魚袋；五品以上的大紅袍，佩銀魚袋；六品以下綠袍，無魚袋。如任宰相而不到三品的，其官餃中必帶賜紫金魚袋，州的長官刺史，亦不拘品級都穿大紅袍。清代公服原則上都是藍色，只在慶典時可以用絳色；外褂則平時都是紅青色，素服平時改用黑色，依官位不同大小不許濫用。僅就其袍服來說，有蟒袍和補衣服。蟒袍是官員穿的上面繡有蟒形的長袍。一品至三品是九蟒五爪；四品至六品是八蟒五爪；七品至九品及未入流為五蟒四爪。補服，是加在蟒袍之外的外褂，正中用金線繡織鳥獸形︰一品仙鶴；二品雞；三品孔雀。武官為獸形︰一品麒麟；二品獅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是海馬。也有例外的御史和按察使等監察、司法官員，卻一律穿獬豸補服，因為古人認為‘獬豸’是一種能辨曲直的神羊之故。」申自慶依然不厭其煩地講了一大套。
「可惜現實中的‘能辨曲直的神羊’連影子也見不到了，社會早已失去了標準。不，事實上也有標準。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利益。為了利益，其他什麼都可以舍去，什麼都可以不顧。處在一個浮躁社會的官員，必然也是浮躁的。浮躁的官員構成了一個浮躁的政壇。政壇中的利益本來就很大，而官位相對較少，于是拼搶得也就格外地激烈。有時為了一點芝麻小官，也會打得頭破血流，我早已經看透了！」林茂深不滿地說。
「的確，我們處在一個特別浮躁的年代，權力的**，私利的膨脹，使很多官員迷失了‘樓台’。其實，我知道，為官者應該是孤獨的。**地思想，**地工作，保持一種清醒，更多地關注在浮躁下面的民生，領略不同的愛，不同的苦，不同的艱辛與溫暖，才能執政為民。」畢春西也有同感地說。
「別唱高調了，我們是做不到的。古人說︰‘金錢如糞土，道義值千金。’品位可以無所不在，伴隨著我們一生。不論怎樣下定義，品位都是一種生活的盛宴，是著重精神層面的風雅情趣，它不僅是一種藝術，一種優越感，而且是一種習慣。但現在就連選拔官員的制度本身，也缺乏監督，品位也很低。」唐有神說。
「這個問題我最清楚不過了。比如現行的官員考察制度，是存在很多問題的。你明明知道這個官員有問題，但你並沒有查出他的問題，現在也沒有充分的理由和證據去查他的問題。所以，只能使用他。而且，在對他的使用上，還有許多錯綜復雜的因素。也就是說，在有些時候，你明知道某一個干部是一個不稱職，或者有舉報是懷疑對象，很有可能是有問題，但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不僅要使用他，甚至還得提拔他。」林茂深說。
「這麼多年來，我們考察干部，提拔干部，走訪詢問對象幾乎清一色的都是干部。于是我們提拔的干部，都只能是干部眼中好的干部，基本忽略傾听老百姓的呼聲。我們干部考察的材料寫得都是花亂墜，冰清玉潔，即使有缺點也屬于太倉一粟，微不足道。我們考察的干部難道都是閃閃發光的金子、都是懷瑾握瑜的楷模、都是十全十美的被提拔的對象？這些年像我們這樣被查處的干部、被判刑的干部幾乎考察的材料也都是清一色的優秀干部！在我的檔案里，年年都是優秀**員！這種現象太令人深思了，太不正常了！」申自慶冷不丁地說。
林茂深說︰「我也獲得過‘優秀黨員’、‘百佳區委書記’、‘市十大勤政廉政建設標兵’等榮譽稱號，組織部門對我個人進行的9次年度考核，有2次為優秀等次，其余為稱職等次，我也曾是公眾視野里基本屬于‘好干部’的形象。縱觀我10多年的從政歷程，先後共經歷了6次職位變動，組織部門按程序分別對我進行了考察，每次考察我都輕松過關，而且評價比較高。其中對于我的缺點，都采用了一樣的表述︰‘從政時間不長，工作經歷較短，工作中還不夠大膽。’考察則是同一個結論︰‘有時有點計較，心胸還要開闊一些。’」
申自慶說︰「如今的干部考察更多地體現為一些形式化的東西。往往是上級派三、兩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三、兩，開三、五個座談會，接觸三、二十個人，不同的人考察出來的結論也都大同小異，如果不看名字就根本判斷不出來這個人是誰。干部考察過程中已經形成一股不敢說真話、說實話的‘好好先生’風氣，有問題的干部也常常被輕易地放過去。」
林茂深說︰「干部考察工作中，不寫出缺點或不足很正常，實際上誰也不願意影響被考察人的升遷，一般的做法是為他‘量身定做’一個無傷大雅的缺點，其隨意性比較大。假如實在找不出缺點，就將‘不注意身體’之類也列為缺點。可笑的是在我的考察材料上竟連續用了3個‘不夠’︰‘全局觀念不夠強，缺乏朝氣，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工作不夠深入，預防違紀違法的措施不夠有力’。但即使這份觸及我的問題最多的材料，也始終沒有指出什麼具體事情，並在下面的敘述中，又將這些問題淡化，為我打了‘圓場’︰‘同時，該同志能夠結合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真正把自己擺進去。’」
申自慶說︰「當時我受賄的行為已經露出苗頭︰我借給孫子過生日、母親去世，妻子住院變相收受賄賂、禮金達40多萬元，在干部群眾中已造成不良影響，已經有人向紀委舉報，而給我的考察材料的評述則分別為︰‘律己較嚴，敢于抵制不正之風’和‘模範帶頭，律己較嚴’。」
唐有神說︰「據我所知，在干部考察中發現了問題不深入，只了解一些皮毛、表面的情況，在眼下已經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了，因為一些考察對象往往是主要領導拍板定好的。如果考察工作出了問題、有了岔子，也不好向領導交代，考察組的人本身也不希望考察出問題。干部考察內容主要集中在政治立場、工作態度、能力和水平、工作作風、廉政建設情況等幾個方面，這些大多是比較原則、比較籠統的，一般對考察對象都會從這些方面去羅列。有人將這個稱為過‘材料關’，在干部升遷的眾多關口中，這是最好的一關。」
林茂深說︰「前幾，有位記者到看守所來采訪我時，記者帶著一些干部考察的問題采訪時問我︰‘你最大的優、缺點是什麼？’我答︰‘優點是不服輸，爭強好勝，有魄力，其實這也是缺點，容易得罪人。’記者問︰‘如果在考察材料里，一個人的缺點是魄力不足，會影響他提拔嗎？’我答︰‘肯定影響，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缺點。現在的考察材料一般都找一些不影響升遷的缺點拿來說一說。’記者問︰‘每次考察後，有沒有人找你談過缺點？’我答︰‘從來沒有，領導只談一些鼓勵的話。’記者問︰‘你知道你考察材料里的缺點嗎？’我答︰‘基本知道。’」
唐有神說︰「你這個人如此好大喜功，听不進不同意見。譬如在擔任區委書記期間，搞了那些所謂的個性化的政治舉措，還搞了那個京城‘標志性’一樣的建築，的確是有點魄力的。」
林茂深說︰「過去我曾經總結過考察干部的通病︰一是缺乏‘個性’，考察材料千人一面，甚至存在雷同抄襲；二是避重就輕，存在著說好話不說真話、只栽花不栽刺、多成事少惹事等‘老好人主義’的做法；三是弄虛作假，蒙蔽過關，忽視乃至縱容了考察對象的缺點或錯誤，最終導致害了考察對象本人，像我本人就是一個例子。」
申自慶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官場上際會風雲固然不易，退步抽身其實更難，像我們這些人，踫到那些煞有介事的紀檢辦案的，幾句話就問得你頭上冒汗，只想他們走得越早越好，誰肯說實話？一個地方要看田里的莊稼、屋里的電器、碗里的菜肴，才能真正體現富裕的程度，用這些來考察一個官員的政績，是賢能？是愚昧？是不肖？哪才叫百發百中。如今看人光看笑臉，看送得殷勤，听左右人的邊鼓，听他本人吹噓奉迎……」
林茂深說︰「我當區委書記的時候也曾經想做焦裕祿，但看到個別領導干部逐漸走向墮落之外，還有他們的子女吃、抽、穿、用極為豪奢，時間一長就知道了其中的秘密，他們這些錢是來自父母的權力和影響，是開公司、做生意牟取的暴利，我既羨慕，又不平，我也握有一定的權力，需要一定的交往。于是我開始思考社會空間向何方發展，將來個人又何以立身，與其一旦江山易主心願落空，不如權力在握之時及早做經濟準備。弄錢的**一產生，信念也就從根本上產生了動搖，受良知的折磨，開始只是讓我的二女乃收錢，我自己受賄還出現過許多次反復。我記得那是個割稻子的時節，我到一個鄉鎮調研的途中，車在路上出了故障。下車後，我看到大片的稻子都收割完了，只剩下一小片沒有割，很是顯眼，地里有個老人坐在地上割稻子，割一點，向前挪一點。我上前問道，‘你怎麼不用收割機呀？’老人回答說割一畝地要15元錢，太貴了。我問道，‘你怎麼不站起來，這樣割太慢了！’老人回答說，腿疼是打仗留下的病根。我很感動，馬上到轎車里，從包中拿出1000元錢給他，老人卻堅決不肯收下……」
唐有神說︰「你這是‘強盜發善心！’」
「不！當時我真是出自內心的良知。」林茂深誠懇地說。
「按照傳統的說法，中國人的‘良知’包括︰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因此，朱熹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這四種‘心’，又是仁、義、禮、智這四種‘德’之所本。假如你經常想到那個拖著病腿割稻老人的貧困，把他們的冷暖放在心中，你會變成囚徒嗎？官員成批‘倒下’絕非偶然，探究官員**的根源，就在于他們對官員良知的淡漠和作秀，而他們所任的又是炙手可熱的‘肥差’，而對此一‘肥差’的選拔任用，卻缺乏有效的考察和監督機制。北方有位市委書記大肆收受賄賂，買官賣官，他被‘雙規’後供認，自己為當上市委書記一職，曾給時任省委組織部長送過80萬元人民幣。如果連選官的官都**了，其所‘選’的官員的廉政生態能讓人相信嗎？」
林茂深說︰「那當然，省委組織部長的地位很特殊，一般他是常委，受同級黨委或上級黨委的監督。但一般來說，書記跟組織部長的關系都很鐵，這種監督往往是乏力的，至于處在同級黨委領導下的紀委，更沒有辦法監督他，而上級部門在實際工作指導中往往監督不了那麼多官員。這樣，實際就形成了組織部長權力監督真空的局面。」
申自慶說︰「以前涉及買官賣官的大都是黨政‘一把手’，但現在隨著領導層對干部選拔問題的重視，組織部門被賦予了相當的實權，在領導班子的任用選拔上越來越起著主導作用。而由于缺乏監督機制，組織部長一旦喪失自律，就有可能使拍馬、送禮、拉關系網等現象蔓延，甚或在轉制時期把國有資產公司當成私人禮物送人，個別組織部長就成為了政體中的‘官員批發商’，網織鄉黨。其結果，在地方干部的任用選拔上不是優勝劣汰，而是有時會出現‘優汰劣勝’的反常現象——不同流合污者下、善鑽營者上。」
林茂深說︰「我太知道了，要是一個地方的組織部長出問題就會危害無窮，要是他憑借自己的關系網去選拔評價干部，這些干部最後都成了利益共同體，所以往往一查就是一大串。而組織部長出問題，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更是體制上的問題。在公眾眼里，組織部是一個帶有一定敏感性和隱秘性的部門，現在連組織部長都大肆受賄，這一‘神秘’機構凸現在公眾視野里，人們就不難發現組織部長一職也呈現出缺乏監督和挾持重權的現實生態。」
唐有神說︰「近年來，在干部的選拔任用機制上采取了票決制、追究責任制等一些改革措施，但這些措施並沒有解決核心問題。票決制運用不好，仍然是一種上級對下級的任命制，只不過這種權利從常委擴大到黨委委員，追究責任制讓行政首長來承擔責任，但實際工作中掌大權的往往是黨委書記，這必然會產生副作用。目前黨內的干部監督機制比較薄弱，‘包括組織部長在內的省委常委一般由黨代會選舉或由中央直接提名，但黨代會的選舉很容易走過場，官員的任命一般是上級黨委‘內定’好了的，甚至連差額選舉都不存在——而沒有選舉，也就失去了對此一‘選舉’監督的基礎。」
「林副市長，你當區委書記的時候，是怎樣批發官帽的呢？」裘德升好奇地問道。
林茂深說︰「我當時作為一個區委書記要批發官帽是件很容易的事，提拔調動干部先由組織部推薦，再由常委會研究討論定奪去留，而我自己只是10名常委之一，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干部作用原則上，若其他常委不舉手同意，我一個人是不可能將誰調動的，但我可以將原來人事調動工作集體審批的做法改為成立調動領導小組，自己任組長，一支筆簽字，大權獨攬，常委會只是走過場，每次討論干部我總是先定調子，只要我認可了，常委會就必須通過。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見，我就馬上安排組織部再匯報一次，直至通過為止。經過對干部的重新洗牌，我既鞏固了個人的絕對權威，又聚斂了大量錢財。我所收的錢也是過年過節他人送的禮金，並且，當事人在送禮金時並沒有提出具體明確的要我幫忙的要求，明說的話很直白，感謝林書記對我工作的支持和幫助，更多情況下是采用暗示的方式，有的甚至是一個眼神。每逢黨委、政府換屆，我每次開會首先講換屆，並不時在言語中露些口風，儼然我主沉浮之勢。于是乎，求高升的，要保位的，想調好崗位的……一個個懷揣生金，粉墨登場。我記得在這些人里面，當時的區財政局長是給我送錢最多的一個，他時年46歲，一心想高升一步，進區級班子，偏偏那年潯溪區的財政工作在睦湖排名倒數第一，我大為生氣，放出話來要擼掉他的局長寶座，這一來，他慌了神。一個春節長假的晚上，他提著一個黑色塑料袋來到我家，我不在，我妻接待了他，他的話很直白︰‘感謝林書記對我工作的支持和幫助。今年財政工作沒做好，林書記的批評也是應該的，今我登門致謝，想請林書記繼續多關照，這次換屆能不能到政府？為了表示謝意，送了點小意思，請你轉告林書記。’我回家後打開塑料袋，發現小意思居然是整整20萬現鈔，便不再提財政局長換人的事，他懸著一顆心暫時落了地，但仍不敢松散又兩次送給我的二女乃魯麗黎4萬元。轉眼到了是年底，區級機關負責人面臨調整，年齡控制在46歲以內，已經到了46歲的他發現自己是可去可留的對象，為確保留任，他以拜年為名再次向我奉上10萬元，這一次我覺得很意外，說你已經表示過了，還搞這些名堂干啥？他說︰這是我們全家的一點心意，你放心！于是我又收下了。這位財政局長輪番發動，重金攻勢，果然見效，換屆後如願留任財政局長，而上任才兩年多的原交通局長因只送了我2萬元，沒能保住位子，換屆後被調到農工辦任主任。一個鎮黨委書記則花15萬元將交通局長的位子弄到手，另一個鎮黨委書記也花十來萬元將區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位攬入懷中。」
申自慶說︰「我就不相信，官場有不收禮的官員，無非多少而已，你林書記也收得太多了一點。因此，收禮也得講點藝術，我一般是三不收︰一是辦不到或沒法辦的事情不收，二是領導或熟人托辦的事情不收，嘴巴不嚴的人不收，兩個人一起送的不收。這是收禮的準則，為降低官場風險而進行的一種適應性調整。小圈子的錢，對圈外人則持有很高的警惕，在小圈子內醉生夢死，盡展其貪婪本性，而在工作和生活的大圈子里則戴著廉潔慎微的假面具，就能賺個完全與事實悖離的好口碑。我也是個言出必踐，老少不欺的人，我收了誰的錢，一定會許以烏紗帽，錢多錢少，帽子的分量就不同，我嚴格地按崗位的含金量，待價而沽，偶爾有辦不成的，必定原封不動的退款。如此誠信買官者自然也就放心多了。一方面，我等于給買官者吃了顆投入必有回報的定心丸，我在單位里每調整一次干部，就能收益幾十萬元，在單位里造成了一種政治小氣候，那些眼看著能力，資歷，人品，政績都不如自己的反而比自己早提拔，心里的滋味也不好受。辦成了事收錢，辦不成事不收錢，可以大大降低東窗事發的可能性。我賣的‘菜’也就是公權力，這種所謂買官賣官的誠信本身就是**果的現金政治交易和賭博，我現在坐牢了，願賭服輸，無話可講。」
唐有神說︰「還有，官場上爭權奪利，鏟除異已，是行政權力的過分集中的表現，成了一些官員為謀取金錢和名利鋌而走險的原動力。如今一些官員遇到不合心意之事，動輒雇用殺手，以黑社會的方法解決問題——這似乎已成為官場中的一個潛規則。細究這些年官殺案件，其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圖晉升，如副職殺正職，有的是保官位，如殺害舉報人，知情人，有的則是因為情變，如殺害妻子或情婦等等，像我們的林副市長就是典型的殺二女乃的凶案例子。此外，干部體制存在的先性缺陷，滋長了上下級官員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以致惟上媚上成為百行不怠，屢試不爽的潛規則。」
「你這個人說話不客氣，怎麼一說就說到了我的頭上？唉，我倒要請教你，啥叫潛規則呀？」林茂深問道。
唐有神說︰「潛規則是人們私下認可的行為標準和約束。這種行為約束，依據當事各方的造福或損害能力，在社會行為主體的互動中自發生成，可以使互動各方的沖突減少，交易成本降低。所謂約束，就是行為越界必將招致報復，對這種厲害後果的共識，強化了互助各方對彼此行為的預期的穩定性。我們對這種在實際上得到遵從的規矩，不管它是否背離了正義觀念或正式制度的規定，侵犯了主流意識形態或正式制度所維護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隱蔽的形式存在，當事人對隱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確的認可，通過這種隱蔽，當事人將正式規則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動之外，或者，將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憑借這種私下的規則替換，獲取正式規則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哦，原來如此。那麼對黑社會充當保護傘，也就是一種潛規則？」林茂深問道。
「那當然。曾幾何時，黑社會似乎離我們的生活遙遠而又陌生。盡管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一次又一次的‘嚴打’，可‘黑社會’依然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近年來，黑惡勢力不斷腐蝕滲透政界，導致公共權力不是為民所用，而是為黑社會所用。有的警察充當了黑社會老大的保護傘，公安局局長、政委長期為黑社會性質組織開賭場和場所提供庇護。在暴力、金錢、權力、美色等的驅動下，官員、記者、律師、警察、法官等都可能成為黑社會的工具甚至一分子。應該說，這樣的黑社會形成了氣候，要鏟除起來更加艱難。」
申自慶說︰「據我所知，是某些國家公務人員利用或操縱黑社會組織，各自扶持一股黑惡勢力，明爭暗斗。有的政府官員甚至雇佣黑惡勢力來鏟除自己的政治對手。重金雇佣當地黑惡勢力行凶報復，或制造車禍等等。有些情形下，有的甚至是黨政干部黑白集于一身，直接導致了權力黑惡化，有的基層公安領導干部敢于無法無，甚至揚言自己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誰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會，誰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關系網，上面有人罩著我，誰能把我咋樣？’」
唐有神說︰「這些黑惡勢力善于通過種種手段直接變‘白’，給自己謀取政治資本，罩上政治光環。毋庸諱言，眼下賣×、販賣毒品、開賭場、走私等黑色活動所產生的巨額利潤，也在繁榮著當地的地下經濟。反過來，巨大利益又滋養著黑社會的發展和膨脹。」
裘德升說，「沒錯，我們農村里也有黑社會，他們出于生存需要，那些富起來了的黑道人物就會尋求保護傘營造關系網，以壯大自己的實力，拓展政治活動的舞台。」
林茂深說︰「我認為，黑社會問題不僅是治安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治本之策不在于通過運動式的方法進行專項掃蕩，而在于清潔政治土壤。如果不能解決權力制衡、責任政府和表達自由等政改問題，並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那麼打擊和遏制黑白合流的前景一點也不樂觀，其中的道理並不復雜。那些黑道人物靠亡命起家，在為非作歹方面具有常人所沒有的膽量，他們為了謀利，啥事都是可以干出來的。無論黑惡勢力進入哪個領域，只要有機會，就會以‘黑’護商，以商養‘黑’，以‘白’保‘黑’，‘黑’‘白’並重，以求長黑不衰！」
申自慶說︰「我好像依稀看到我們已經面臨陷入黑社會資本主義的危險。但我們不能因此就簡單說，現在的中國就是在退化。其實，黑社會並非新生的黑暗，沒有哪個國家曾經根除過黑惡勢力。但遏制黑社會犯罪的出路，不是不要法治，不要憲政民主，不要自由市場經濟，甚至倒退回計劃經濟時代。要知道，雖然那些年月似乎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但那是一個公民犯罪少，國家犯罪多的時代。遏制黑社會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改，在于淡化官念，重建官德。」
唐有神說，「做到這些談何容易！要根治官場肌體中的這一惡變現象，必須完善用人失察責任制度對因考察失察，胡亂提拔任用，導致劣官混入官場並造成嚴重後果的上級官員，並嚴查及追究失察之責，才能奏效。」
林茂深說︰「據說某地有一個外號叫阿太的農民，曾經靠窺探官員**作要挾，成為當地呼風喚雨的人物。最終導致一個市委書記等大小官員幾十人下台。這種轉而尋求地下監督，啟用體制外的非常規手段耐人尋味。建立直接對首長負責，並享有特權的秘密機構，是封建人治社會才常用的手段。600多年前的明朝為鞏固皇權，強化**，先後建立了錦衣衛，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對各級官員百姓的日常生活進行全面監督，但是這樣依然沒有能遏制官場**。」
唐有神說︰「我們都是權力**的犧牲品，說這些都已經沒有多大用處了。」
名為獄友餞行，實為忘情地傾吐一些心中的不滿。官囚們整整聊了幾個小時，東扯葫蘆西扯瓢，但聊的全是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他們全沒有階下囚的自我意識，有的全是一些牢騷和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