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視而不見所付出的真正代價︰只要是感到這樣做比較安全，並且什麼也不說，只要是保持心平氣和感覺更有好處，虐待就會繼續。我們維護自尊的渴望往往會使別人付出高昂的代價。
新興的腦科學為浪漫和母愛的犧牲品所經歷的情緒波動提供了一個物理證據。倫敦大學的一組神經系統科學家花了數年時間對浪漫的配偶和母親們的大腦活動進行了研究。他們知道愛本身擁有一種進化優勢，我們相愛、相伴，並且照顧我們的孩子，因為這就是種族繁衍的方式。但是，神經系統科學家想知道大腦的哪些區域會對愛做出積極的反應，哪些區域又與此無關。
他們發現，愛激活了那些與獎賞有關的大腦區域，對食物、飲料、金錢或可卡因有反應的腦細胞也會對愛做出反應，這一結果並不令人非常驚訝。這也就是愛和被愛為什麼會讓人感覺很好的原因。此外，有些證據表明愛甚至可以減少我們對死亡的恐懼。得出我們沉溺于愛的結論可能不太準確，真實情況是我們需要愛。
受到抑制的大腦區域比被愛激活的大腦區域更能說明問題。在自願受試者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掃描儀中，想念他們的孩子或是伴侶時，大腦的兩個特定區域不活躍。第一個是負責注意、記憶和負面情緒的區域，第二個區域與負面情緒、社會判斷和辨別他人感情和意圖的能力有關。換言之，被愛激勵的大腦的化學作用會讓我們喪失對所愛之人進行大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為大腦從不對幻想提出挑戰，我們的幻想得以持續。就像許多神經科學一樣，這為詩人們已經知道的那句話提供了一個具體而現實的證明︰愛不做評判。
神經科學是一個有益的提醒，提醒我們盲目的愛並不等于愚昧或者無知，它是那種對富人、窮人、受過教育的人或其他什麼人不會區別對待的物理存在。我們會對所愛的人產生幻想，並且會保護這個幻想，因為我們感覺我們的生活依賴于它。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那些受到虐待和不幸婚姻關系折磨的男男女女成功地克服了自己的視而不見，並且堅持面對真相時，他們便克服了非常真實的、非常令人畏懼的障礙。
當這樣的障礙受到制度、社會和政治背景的強化時，尤其難以克服。這也是為什麼兒童虐待丑聞會在英國、愛爾蘭、加拿大、奧地利、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教堂里屢屢發生的原因。對教堂的崇敬、對父母的愛戴和對傳統的尊重全都在暗地里促使整個社區的人對他們以某種方式總能知道的事實不聞不問。
「長久以來，每個人都假裝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太悲哀了，太可笑了。如果我們知道這些事，我們會處理它們。可是多年來，每個人都知道，可是又沒有人知道。你還能再說什麼呢。」
科爾姆?奧格爾曼（ColmO‘Gorman）管理著愛爾蘭的大赦國際（AmnestyInternational）組織。他在愛爾蘭是一個強勢人物，眾人皆知，組織性很強，而且效率很高和敢作敢為。但是，他也不是總是如此。20世紀70年代，奧格爾曼在韋克斯福德（Wexford）度過了童年，他曾被當地一個叫做肖恩?福瓊（SeanFortune）的牧師虐待了兩年半。奧格爾曼被他對父親的愛、對母親的愛和他們對基•督教會的愛逼入了困境，進退兩難。當時，他不過是一個孩子，他的自我意識非常脆弱。當福瓊威脅他要把所發生的事告知他的父親時，奧格爾曼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不能允許它發生。
「恐慌籠罩了我的全身，我開始感到天旋地轉。我想要逃離，想從汽車上跳下，想做任何讓我擺月兌那個可怕時刻的事情。只要能阻止他做他說過要做的事情，讓他做什麼事情都行。我父親……知道我做了什麼，知道我是什麼人，他會殺了我的。他會羞死的……如果每個人都知道了，尤其是我父親知道了，我就活不下去了。」
奧格爾曼認為，如果人們知道了對他所做的事，他的生命所依托的一切將會毀于一旦。所以，在虐待繼續進行，而且此後又維持了數年的情況下，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的經歷雖然悲慘，但遠非個例。2005年的弗恩斯調查（FernsInquiry）發現，單在奧格爾曼所在的主教管區，就有針對21名牧師的100項指控。一年以後，墨菲報告（MurphyReport）審查了46名牧師的履歷，他們是從指控已經被提交的102個案例中挑選出來的。僅僅是對這46名牧師的質詢就獲得了320多名兒童有待證實的指控。「有一名牧師承認他對100多名兒童進行過**。另一名牧師則認可，在長達超過25年的任職時間里，他每兩個星期就會進行一次虐待。」該報告稱，「僅僅是檔案中記錄在案的針對這兩名牧師的投訴就超過了70次。」2009年的報告發現，對受害者來說，「保護**、避免丑聞、保護教會的聲譽以及保護教會的財產」比公平正義更重要。報告總結說︰絕大多數的牧師對虐待一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並且對愛爾蘭警方提出強烈的批評，因為警方認為牧師沒有被納入它的管轄範圍之內。教會和警方的關系被認為是「不適當的」。這只是發生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