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度了幾年的小學生活，轉眼到了初中。初中的老師大多是廣州知青，是六十年代上山下鄉時來農場參加工作的。我的班主任是個廣州男知青，姓方，他是從我爸的連隊調去學校的，可能我爸在他調動這件事上幫了忙，所以他對我爸非常尊重，跟我爸的關系很好。我爸對他的評價很高，以前我在家里也見過他。那時我開始有點懂事了，知道他跟我爸關系好，如果我再調皮，會讓他很難做，也對不起我爸，所以也有了認真學習的念頭。
無奈的是我小學數學基礎太差，現在進入中學，想學都很難跟得上。我心里非常焦急，內心真的好想學習，可是在課堂上卻听不懂，下課我也問過老師，老師講解來講解去，我還是沒法弄明白，見老師說得久了，我就索性點頭裝听懂了。問了幾次都是這樣，我就沒敢再問了，我怕問多了老師說我蠢，我連小學的數學都不懂，初中的數學能問得懂嗎?方老師是班主任，教我們語文，我內心很怕他，他對我很嚴肅、很嚴格，跟我講話很少笑，但我知道他很關心我，愛護我。他讓我做過班長、勞動委員。在課堂上我是一點小動作都不敢搞了，上課時我就算听不明白，也是坐得端端正正的，兩眼看著黑板。文科考試我基本能在70-80分之間，關鍵是理科跟不上趟，因為它往往要運用到前面的知識，平時理科作業我不會做就抄同學的，今天抄這個的，明天抄那個的，有的時候一個同學抄一題。這樣，四五題作業就抄了四五個同學的。我是這樣想的，東抄一題西抄一題，老師就很難知道我是抄別人的作業了。如果全部抄一個人的，老師很容易發現我抄別人的作業。有時我也會采取一道題上半部抄一個同學的，下半部份又抄另一個同學的，我也不懂究竟這樣抄行不行得通，會不會牛頭不對馬嘴，更甚的是，有時解題是抄一個同學的，答案卻抄另一個同學的。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老師那時知不知道我在抄別人的作業。
整個初中我都很認真，小學時的抓魚、模蝦、上山采野果、偷紅薯等習慣統統都沒有了，放學後一有時間就看看報紙、小說，跟廣州知青學畫畫，調皮搗蛋的事我一點也不再干了。但即便如此，理科成績還是一直上不去。
初三快畢業的那年，我的性格起了很大的變化，靜的時候我待在家里看書、畫畫，那不去都行，動的時候，熱鬧的場合我也能玩能鬧，而且喜歡結交朋友，只要對方不是奸詐之人，我都喜歡結交。這種性格一直延續到今天，無形中也成為我日後的一筆財富。
上高中後，廣州籍的老師陸續回城了，連隊里的廣州知青也差不多走完了，我心里郁悶了好長一段時間才適應過來。
高二畢業那年，剛好設了高三，所以又多讀了一年。眨眼間就到考畢業試的時候了，我成績差，怕畢業考試不及格拿不到畢業證，就整天想路數(即方法)去應付考試，可路數沒想到壞消息卻來了，這次考試一人坐一張桌子。本來想，要是想不到什麼好路數就抄同桌同學的答案，這下可好了，來了個一人一坐，真可謂「屋漏又逢連夜雨」，那個急呀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世上無難事，就怕有心人」在一次意外的機會里，我發現了一招險棋。那天下課我經過教師辦公室，見老師在里面印試題，門口上鎖著兩把鎖。我靈機一動想到了一個辦法，心想這次不怕沒米下鍋餓肚皮了。
我觀察過，那個辦公室有十個左右的老師在里面辦公，一把鎖可能有四條鎖匙，也就是說只有四個老師有鎖匙，另外幾個沒有鎖匙的老師進出很不方便。1980年的時候，我們那里還沒人做配鑰匙的生意，學校領導為了讓更多的老師都有鑰匙進出辦公室，所以加多了一把鎖，這樣又多了四條鎖匙，基本保證了每個老師都有一條。鎖扣著鎖，打開其中的任何一把鎖都能打開門。
吃完午飯，我去商店買了一把鎖，然後到辦公室把這把鎖扣在其中的一把鎖上。我估計老師人多，還有校長、主任什麼的一大堆，這個老師以為是別的老師加上去的，別的老師以為是這個老師加上去的，校長和主任以為是對方或老師加上去的。七國那麼亂，應該沒人會留意這把鎖。
下午放學後，我等辦公室里的老師都走完了，就走去辦公室看情況。果然他們的兩把鎖都扣著我的鎖，這樣只要我把我的鎖打開拿掉，他們的兩把鎖就互不相連了，門也就開了。
我四周看了看沒見有什麼人，拿出鑰匙打開了我的鎖走進了辦公室。那時的考試題都是任課老師自己出的，也沒有什麼專門鎖試題的櫃子，印好的試題四處堆放，有的放在印試題的油墨機旁，有的放在老師的辦公桌上，一些沒門、沒窗的櫃子里都放有試卷。我找到高三的試卷，數理化三科試卷各拿了一份，然後把我的鎖重新扣上那兩把鎖把門鎖上。
回到宿舍，我將試題抄在作業本上，叫幾個成績在班上處于前四五名左右的同學給我解答。我沒敢叫前三名的同學來解答，我怕到時分數太高與我的水平不般配，老師會看出問題，我只想混個科科70分左右拿到畢業證就行了。就這樣，我的高三順利的畢業了。
可是走上社會後我才知道知識的重要性，任何階段不認真學習，只耍小聰明混日子的行為，到頭來只會害了自己，辜負了家人的期望，日後注定會喝下自己釀的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