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慮及遺產制，可以發生資本家，那是不相干的。♀不是所有站都是第一言情首發，搜索+你就知道了。美國的銀行大王、汽車大王、煤油大王、商業大王諸人，除銀行大王摩爾根外，都是赤貧之子；而摩爾根之致富，並未依賴遺產。他們之所以致富，全靠個人的努力，從事于經營土地、工廠、銀行及國際貿易而來。憲法上如把四者定為國家公有，私人不得買賣，這些大王，自然無從產生，這才是根本辦法。
土地、工廠、銀行及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公有，大資本家無從產生，是富者削低一級；人人有生活費，不至凍餒而死，是貧者升高一級。兩級中間為人民活動的余地。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不主張平頭的平等，而主張立足點平等；因之經濟上的組織不應主張平頭的平等，使全國人貧富相等，而應主張立足點平等，使全國人致富的機會相等，欲務農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廠尋覓工作；為官吏、為教員、為商賈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勞動種類的不同，所得的報酬即不同，或貧或富，純視各人努力與否以為斷。如此則可促進人民的向上心，社會才能日益進化。猶如地勢高下不平，水便滔滔汩汩，奔趨于海，若平而不流，就成為死水了。♀
宗吾在《制憲私議》中，對于政治經濟的主張，大概如上。他說這次國民代表大會，其權限僅屬制憲，故只能談及政治與經濟，不能談及外交，然他又說，如果舍去外交不管，則制出的憲法無論如何是不能實行的。因此，他于《制憲私議》草成之後，又想作一篇《外交私議》，以備采擇。
也許不盡是紙上談兵吧
國際上的情形是變化莫測的。我們先把自己腳跟立定，再看國際情勢如何變，就如何應。以此時情形而論，中、蘇二國的關系恰是三國時蜀、吳二國的關系，為對付共同的敵人，實有聯合的必要。我國主張聯合弱小民族，蘇聯也主張聯合弱小民族，但我們並不與蘇聯爭取領導權。蘇聯與我國雖說手段不同，而對于打倒帝國主義則目的相同。弱小民族任便加入哪個集團，都是可以的。
宗吾打算寫的《外交私議》，前面已經說過，因「七七事變」突起，他便改寫成《抗日計劃之商榷》了。在這篇計劃書中，為配合抗戰的順利，同時也談到了外交——戰時外交。他更談到了中華民族的特性，自數千年來的文化傳統，是「抵抗而不侵略」的民族，也一並將這種態度昭告于世界。♀他自「九一八」以後，即大講其「厚黑救國」的種種理論，以為世界戰禍，一觸即發。若不思患預防，則事變之來，必有措手不及之勢。因此，他在數年之內，無論是腦中所想的，口中所說的，以及筆下所寫的，都是關于如何救國家、救民族的問題。此次日本帝國主義者無端挑起了侵華的戰爭，立刻便激發他平日胸中所蓄，由空泛的理論步入了實際的問題。他不再開玩笑了，他嚴肅起來了，他把中日情勢和世界全局，作了一番徹底的觀察，于是而有《抗日計劃商榷書》的問世。這篇《計劃書》，據說是隨著「七七」的第一聲炮響，跟即以筆桿應戰，那時正是揮汗如雨的天氣，但他不顧一切，在數晝夜之中手不停揮地把數萬言的《計劃書》一氣呵成了，他把這篇文章和《制憲私議》合刊的意思，就是認為「制憲」與「抗日」是不能分開的。必須制定憲法之後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有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全國的力量才可以充分地發揮出來，以對抗我們的敵人。這樣，才可以說到抗戰與建國同時進行，而中華民族才可以從抗戰中強壯起來。所以他這篇《抗日計劃書》是處處顧到內政與外交的。讀者如欲評判他的得失，即當留意以下數事︰第一，我們不可忘記這篇《計劃書》是在抗戰的最初期寫成的；第二，我們人人心中自問當抗戰初起時，究有如何的計劃；第三，政府在當時所表現的，究有如何的抗戰國策；第四，在當時全國的報章雜志上，更有些何等高見的此類文字。如果把這些情形一一回想一番，然後再來評判這篇《抗日計劃書》的得失，就不至掩沒他的苦心了。那篇《計劃書》的大意是這樣的︰
這次中日戰爭，算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的起點。第二次大戰與第一次大戰，意義迥乎不同︰第一次大戰，是列強彼此爭殖民地，爭市場，因而發生沖突；第二次大戰，是強國侵略弱國，弱國起而抗御，並要求解放的戰爭。中山先生講民族主義時，預料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對壓迫者作戰，而今果然開始了，所以我們此次對日作戰，在本國內，則應全民抗戰，在國際上，則應本著中山先生的指示，組織一個弱小民族聯盟，喊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號，使前次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于此次大戰中實現出來。中山先生又說︰「我們今日要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此才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基于這種訓條，我們又該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把對日作戰的意義擴大，使全世界人知道我們對日作戰是為人類要求平等而戰，是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抗戰的開始者，不是兩國間普通的戰爭。我們把此次抗戰的意義弄清楚了，抗戰與外交雙管齊下，擬具整個計劃，昭告全世界，使參加第二次大戰的民族循著正當的途徑走去。使一戰之後世界永久和平，才不至重蹈第一次大戰的覆轍，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無絲毫代價。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胎于第一次大戰中早已種下。第一次大戰，英法諸國倡言主張公道，打倒德國的強權，許給殖民地以自由，要求助戰；威爾遜又提出十四條原則，主張民族自決；弱小民族信以為真，一致奮力，把德國打倒了，哪知「巴黎和會」列強食言，不惟所許的自由得不到，反增加了許多壓迫，弱小民族才知道是受騙了。如果第二次大戰發生，要想弱小民族再來幫助，這是不可能的，或許還會反戈相向，故英法諸國提心吊膽地恐怕大戰發生。日本窺破此點，「九一八」之役，悍然不顧，陰以世界大戰相威脅，國聯只好听他。阿比西尼亞之役，西班牙之役，意、德都是以世界大戰相威脅，國聯也只好諸多遷就，避免大戰發生。正義既不能伸張，于是講強權者遂愈無忌憚。英、法諸國所主張的集體安全制，等于滿載而歸的強盜勸導初次出馬的強盜放下刀杖、充當良民，宜乎德、意、日三國對于英法等國諸多不滿，主張殖民地重行分割。所以說，第二次大戰的禍胎是第一次大戰種下來的，是英法諸國自身有慚德生出來的。因此，若要主張公道的話，從英法諸國口中說出，就要受法西斯國家的指責；即使勉強說出，也是理不直、氣不壯；必須從中國口中說出，才能理直氣壯，才足以召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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