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言情穿越書更新首發，你只來+」老子所說的「道」，即釋氏所說的「真如」。釋氏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內身外器，都是由真如不守自性，變現出來的。」其說與老子正同。真如者，空無所有也——實則非空非不空；老子所說的道，也是如此。忽然真如不守自性，變現為中和磁電，由是而變現為氣體，回旋于太空之中，幾經轉變，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依次生出了。由是而生植物，生動物，生人類。佛氏所說「阿賴耶識」的狀態，與中和磁電的狀態最相似。此二者都是沖漠無聯，萬象森然，也即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我們可以說︰真如變現出來，在物為中和磁電，在人為阿賴耶識；猶之同一物質，在地球為泥土沙石，在人則為毛發骨肉。今人每謂人之性靈與磁電迥不相同，猶之無科學知識的人見了毛發骨肉，即說與泥土沙石迥不相同是一樣。中國磁電是真如最初變現出來的，真如不可得見，我們讀佛老之書，姑以中和磁電，模擬「道」與「真如」的狀態，也可得其仿佛了。
我們假定︰「人的性靈，由磁電轉變而來。♀」則佛的諸多說法，與夫宋儒所謂「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水，鱖魚肚里水，與鯉魚肚里水只是一樣」，明儒所謂「盈天地皆心也」等說法，都可不費煩言而解。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六祖說︰「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廣成子說︰「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莊子說︰「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這都是阿賴耶識的現象，也即是磁電中和的現象。中和磁電發動出來，呈相推相引的作用，而紛紛紜紜的事物就起來了。所以要研究人世事變，當首先造一臆說曰︰「人的性靈，由磁電轉變而來。」但研究磁電又離不得力學，于是更造一臆說曰︰「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有了這兩個臆說，紛紛紜紜的事物，才有軌道可循；而世界分歧的學說也可以匯歸為一。
以上便是那篇文章的大意。那篇文章後來即作為《心理與力學》的第一章。他所以如此這般窮索冥究，是想為他的《心理與力學》建立本體。必須有此造詣，則「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的說法，才不算無根之言。所以我說︰這是他思想發展的極致。但他的才華，他的精力，到此地步，已可說是發泄盡了。
蓋棺尚待論定
中國政治界的君主，和學術界的聖人，所走的軌道是一樣的。春秋戰國時，列國紛爭不已，後來產生了皇帝，列強就消滅了。同時諸子百家也紛爭不已，後來推孔子為聖人，諸子百家也就消滅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從，如不服從，就是大逆不道，聖人任發一種議論，學者都要信從，如不信從，也是大逆不道。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我與宗吾在青木關相會，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不幸逝世為止，中間的一段生活，我已把它寫入《厚黑教主別傳》那篇文章中了，此處不再贅及。我今只將遺漏的地方補述一二，以作本傳的結束。
記得我們第一次相會的時候，他對于抗建大業，具著充分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干年的消沉歲月又鼓舞煥發起來。他自己竟然忘卻了年邁體弱及其他種種條件，曾對我說︰「我此次外出，暫時不擬返里，打算自費到美國去，宣傳我們的‘中國主義’，讓彼邦人士明了我們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立國的精神，或者借此喚起他們的同情，來幫助我們這次神聖的抗戰，也算盡了所謂國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責任，你以為如何？」我當時不便打斷他的興致，只好漫然應之。其實他當時的壯志是為愛國的熱情所激，完全不顧事實的話。第一，他僅是小康之家，怎能擔負起游美的用費？第二，政府正在討厭他妄言惑眾，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發給他出國護照？第三，他不通英語，他的經濟條件未必即能攜帶翻譯，究竟憑著什麼去作宣傳或講學？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連三地征求我的意見，後來我用委婉的言辭，才把他的意念暫時打消了。
我知道他在重慶時曾和吳稚暉先生數度來往，並曾討論過「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問題。從兩位老人來往的信件中，他們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與幾個重慶區的大學教授攀談過學術問題，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學教授的學問多半是從書卷中來的；而他的一套理論則是憑著想象所及而別有發現的。人家的學問多半是有師承家法的；而他的學說可說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僅可稱之為思想家，不得稱之為學術家或是學者。思想家所見到的，有時為稍後的學者所證成，有時亦為稍後的學者所推翻。思想家與學者，往往不是同時代的人物。無怪乎他與一般教授攀談，他盡管言之諄諄，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由于這種情形，所以他到重慶約有半年之後，就漸漸地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寂寞、冷落、孤獨。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學力不夠，讀書太少，不能與當代學者並駕齊驅。他這種自卑的情意往往流露在他致我的書信中。當時有人見到他這樣信件的，就笑著說︰「厚黑教主垮台了！」但我對他的看法，則以為這是他的進步，是他能虛心研究的美德。假若他能多活若干年，他或者把過去大膽所假設的予以證成或推翻，而有更精深的著作出來。
他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回到北碚來，我們又相聚了。這次我們相處的時日較多，幾乎無所不談。他還是一味地自謙，說自己讀書太少，見聞不廣，而又嘆時不再來，所謂「老大徒傷悲」了！我當時對他說︰「我們中國近代的讀書人，像老先生的成就已很不小了；尤其是戛戛獨造的精神，試問海內究有幾人？就憑你所提出的若干假設，將來有人為你證成一二，也就足以不朽了。宇宙真理的發現，何必由老先生一身獨擔呢？」他听了這話，仍是苦笑著搖搖頭，嘆息不已。
有一次，我問他︰「你對于政治、文化、學術有什麼究極的看法嗎？」他說︰「我在《社會問題之商榷》一書中，最末的一章差不多可以答復這個問題，雖然是十年前的一種見解，但直到如今，我的看法還是依然如故。這莫非是我不能進步的表現嗎？哈哈哈！」
好了，現在我把那一章撮錄于下，以作他自己思想的總介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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