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靜江猛地打住話頭，偷瞧了一下孫中山，見他若有所思的樣子，便又繼續道︰「再者，介石對先生北伐之壯舉，竭誠擁護，並有自己獨到的見地，他的軍事才能堪當大任，正確引導，必對吾國民革命大有裨益。♀言情穿越書更新首發，你只來+介石剛直不阿，威嚴自恃，作風嚴謹，此乃治軍治校之首要。以他領導軍校建設，必將大有建樹。」
孫中山邊听邊反復琢磨著張靜江的入情入理之言，權衡著程、蔣兩人的優劣利弊。張靜江見孫中山漸漸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便不失時機地補充道︰「靜江並不諱言自己對介石的偏愛，這一點，先生也是知道的，但舉賢不避親，還望先生明察。」說畢，慢悠悠地掏出一支雪茄點燃，以容孫中山有盡可能多的時間考慮。少頃，孫中山將扶手椅向張靜江身前移了移，面帶微笑地對張靜江道︰「人杰先生，听君一席話，孫文之內心豁然。以往，我對介石使用頗多，而忽略了栽培教導，此乃我之過也！孫文決心已定，就讓介石擔綱軍校，一展身手吧！」
孫中山再次顯現了偉人胸襟，愉快地采納了張靜江的建議，原諒了蔣介石的過錯。5月3日，孫中山下令正式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並兼任粵軍參謀長，使之在管理學校的同時又有一份軍隊中的實權。從此，蔣悉心于軍校事業，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下了扎扎實實的基礎。
張靜江又一次鼎力相助，為蔣介石日後登上國民黨最高權力的寶座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這對蔣介石的一生以及今後中國政局的影響，都發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廣州之亂
張靜江同汪精衛、于右任、葉楚傖等共同主持上海執行部黨務以後，開始為黨內一些事務奔忙。這一年，他的腿疾經長期電療法治療以後，也大有好轉，遂常到戶外走動，開會、作報告、聯絡群眾。在1924年5月的一次執行部會議上，張靜江提出︰「應大量吸收優秀青年加入我黨，以擴大革命力量，並為黃埔軍校輸送優秀分子。」那時，革命的中心仍在廣州，張靜江又同時關心著蔣介石在軍校的發展。
張靜江如此關心軍校，是在同孫中山的多次接觸中，體會到了同一思想︰即中國革命沒有自己的軍隊，永遠也不會成功。因此，他對于來自廣州黃埔軍校方面的消息，尤其重視。
7月份，廣州工人代表會議領導的沙面租界政治罷工取得了勝利，並推動廣州工團軍的成立。♀與此同時，廣州商團卻開始同廣州革命政府對抗。這廣州商團，原是辛亥革命後商人自己成立的組織，後來被英帝國主義和買辦地主階級所操縱，以英國匯豐銀行廣州分行買辦陳廉伯、佛山大地主陳恭受為首領，發展成為一支擁有數千人的反動武裝。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後，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工農群眾運動迅猛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的恐慌。英帝國主義為破壞中國革命，一面以金錢和武器援助陳炯明「反攻」廣州，一面慫恿陳廉伯利用商團勢力，伺機進攻廣州革命政府。
8月10日，商團偷運了大量槍支彈藥至廣州，企圖推翻以孫中山為首的大元帥府，建立「商人政府」。孫中山獲悉後，立即采取了相應的防衛措施，急令蔣介石以「永豐」、「江固」兩艘軍艦，將私運彈藥的丹麥商船「哈佛」號監押，停泊于黃埔軍校門外港灣。這就是當時有名的「扣械案」。
「扣械案」的發生，使黃埔軍校同商團武裝的對抗開始公開化。
張靜江身在上海，一直擔心蔣介石因對孫中山的某些成見，在緊要關頭弄點什麼事出來，造成嚴重後果，所以一再殷殷叮囑，使蔣介石時刻處于清醒之中。他在獲知「扣械案」的消息後，認真分析了當時廣東方面的形勢，寫信給蔣介石以授機宜︰「……俾羈押之槍支彈藥，于革命非常有利，反之落入敵手，則倍力于我。弟當以黨內利益為重，唯總理之命是從，善予處置。」
蔣介石接獲張靜江來信後，心中有了主心骨。不久，廣州商團武裝包圍了大元帥府，蠻橫地要索取槍支並煽動脅迫商民罷市。面對其勢洶洶，蔣介石對全校學生訓話道︰「如果黨里說這個軍械我們可以取用，我們就取用。如果黨里說要我們始終保管，那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個革命軍人模範給人家看。這是我對于扣械案的主張。」
蔣介石所說的「黨里」，也即是張靜江信中所示之「以黨內利益為重，唯總理之命是從」。
8月下旬，廣州商團脅迫廣東一百多個城鎮罷市，英帝國主義集中九艘炮艦于白鵝潭為商團助威，並于8月29日由駐廣州的英國總領事向廣東革命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進行武力恫嚇。但廣州革命政府不為所懼，雙方劍拔弩張，形勢一觸即發。♀
這時，國內形勢也更加復雜。9月3日，齊盧戰爭（即江浙戰爭，系直系江蘇都督齊燮元同皖系浙江軍閥盧永祥之間的戰爭——作者注）爆發，雙方軍隊在松江、嘉定、寶山一帶展開激戰。張靜江擔心蔣介石缺乏大斗爭的經驗，莽撞行事，再次寫信給蔣介石道︰「……介弟需亂中清醒。各地紛亂，均系帝國主義暗中作祟。帝國主義不倒，則中國內亂不止，軍閥各逞其凶。若總理重舉北伐，則黃埔當為後方大本營，弟更顯中流砥柱之作用。在如此激流涌動、渾濁水洋關頭，清醒為首要之，一切應以總理之主張為示，萬望切記！」
不久，北方爆發二次直奉戰爭，孫中山看準時機，兵出韶關，準備再次北伐，而廣州商團卻在此時趁機發動了暴亂。這時，在革命政府中，以胡漢民、汪精衛、伍朝樞等為代表的一些勢力，竟然主張向商團妥協。當時，孫中山正在準備成立對付商團的革命委員會，在此緊要關頭，蔣介石旗幟鮮明地致信孫中山，認為︰「成立對付商團的革命委員會中，組織名單萬不可有胡、汪，否則不如暫緩組織之為上。」
孫中山接讀蔣介石的信後，也覺得在革命委員會中存在妥協勢力，不是一件好事，他明知蔣的意見是正確的，但考慮到胡漢民、汪精衛、伍朝樞等人的勢力影響，更為了有利于今後黨內思想的統一，團結大多數同志，便回信否定了蔣的意見。蔣介石接信後，于不解中甚為氣惱。張靜江得知這一情況，再一次致信蔣介石，勸其在紛繁復雜的政治形勢中，一定要認準方向，韜光養晦，絕不可意氣用事。
蔣介石正在氣憤之中，不知該如何面對孫中山的決定，張靜江的來信，又一次使他「亂中清醒」，並進一步體會到上層政治斗爭的復雜。他權衡利弊，決定听取盟兄張靜江的意見，放棄了自己的主張，堅決擁護孫中山的決定。在那段時期中，蔣介石在廣州發表了一系列符合孫中山思路的革命言論，如「我們今日的革命目標，就是要先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不打倒，軍閥是永久不會消滅的」等，並親率黃埔軍校學生及留守廣州的警備軍、工團軍等部，積極配合從韶關回師廣州的北伐部隊，于10月14日將商團叛亂全部鎮壓下去。
廣州商團叛亂的平定，使蔣介石聲威大振。張靜江聞訊後，在南京路新雅飯店舉辦酒宴，為革命政府的這一勝利慶賀。他在酒宴上對黨內同仁及商界朋友說︰「平定商團叛亂，黃埔軍校師生功不可沒，介石身為校長，當領此殊榮。後方既定，總理之北伐當可大舉矣！」
扶病北上，遍尋良醫，為孫中山會診解危；
奈回天乏力，痛別國父
一國父安危
1924年10月中旬，孫中山對北伐部署進行了積極調整，部分北伐軍部隊已進入江西、湖南兩省，各地革命浪潮日趨高漲。
10月23日，二次直奉戰爭突然形勢大變，直系將領馮玉祥受南方革命**影響，舉旗反直，發動了北京政變，大總統曹錕被軟禁，吳佩孚倉皇逃亡湖北，段祺瑞坐上了臨時執政的交椅。隨即，馮玉祥提議邀請孫中山先生北上，商討和主持解決時局問題。段祺瑞迫于當時形勢，同奉系張作霖一道，對馮玉祥的提議表示同意。
10月29日，孫中山收到了馮玉祥發自北京的電報︰「中山先生大鑒︰辛亥革命未競全成，致令先生政策無由施展。今幸偕同友軍，戡定首都，此後一切大計，仍希望先生指示。萬望速駕北來，俾親教誨是禱！」
孫中山要否北上？孫中山能否北上？一時間成了國民黨人討論的首要問題。在上海執行部，幾乎所有領導成員都否定「總理北上」，張靜江也不例外。他在討論會上說︰「總理北上，于大局看固然重要，然北方乃敵勢久居，僅憑馮煥章（即馮玉祥）一旅，何能保證總理安全？總理單槍匹馬赴程，有無鴻門酒宴之虞？總理此行，實令我輩擔憂。」
「馮煥章究竟何許人也？」對馮玉祥的身世，當時國民黨內尚有許多人不甚了解，于是有人提出了這個疑題。
與會的于右任答道︰「據我所知，馮煥章行伍出身，辛亥革命時參加過灤州起義，但他一直在北洋陸軍中任職，官至陸軍檢閱使。此次政變，他將所部改為國民軍，任總司令，並逐廢帝溥儀出宮。」
「這些很難說明問題，說到底他仍是一個軍閥。」葉楚傖說。
張靜江想了想，表態道︰「咱們一時間也無法弄清北邊的真實意圖，但依總理膽識，竟貿然北上也未可知。我意當迅即電告廣州，陳述我方意見，請總理慎重考慮。」
10月30日，孫中山從韶關回到廣州，即在大元帥府舉行會議，研究北上問題。胡漢民轉述了各地黨內同志意見，大多如張靜江一樣，請總理慎重考慮北上問題。孫中山毅然道︰「孫文一生追求，惟中國之統一和三民主義的實現。今去北京，乃共籌統一建設之方略，縱有凶險，孫文亦當一行。」于是，力排眾議，決定北上，並命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務，命譚延駐守韶關，行北伐聯軍總司令之職。
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了《北上宣言》，三日後即偕夫人宋慶齡及隨員李烈鈞等二十余人，乘「永豐」艦離穗啟程北上。
孫中山的北上，成了張靜江每日懸心之大事。遠離革命大本營而深入虎穴，其凶險何異于闖刀山火海？除了心中再添幾分對領袖的敬佩，更多的就是對其安危的擔心了。然而，領袖已作了決定的事，作為黨的核心人物，張靜江在黨內同仁中不便多言，但耿耿于心益甚，不吐不快，于是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對妻子說起了這件事。
朱逸民似乎不容易理解這其中的曲折復雜，便問道︰「孫先生既然敢去，一定是胸有成竹？」
「不，你有所不知，」張靜江道，「先生做事，顧及自身安危極少。那年討伐陳炯明叛變，先生親率‘永豐’艦在前面開路，敵方炮台密集炮擊，但先生卻挺立艦首甲板，任誰勸阻也不肯下艙去。逸民，你想想看，亂炮齊發中，隨時都有可能被擊中的啊！當時先後就有六發炮彈擊中‘永豐’號，但先生巋然不動，沉著指揮，令將士大為感動。」
朱逸民听了，半晌沒有做聲，突又問道︰「照這麼說來，北京之行乃凶多吉少？」
「是啊，」張靜江嘆息道，「馮煥章雖然掌有軍隊，但張作霖也控制了半個北京城。何況先生公開發表《北上宣言》，明告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政治主張，並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召集國民會議等等。這些，必然涉及段祺瑞、張作霖之流及英美帝國主義的根本利益，他們不從中搗鬼才怪。」
「不明說不行嗎？」
「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張靜江道，「他做事從來都是坦誠在先，更何況，像這等政治主張、國家大事，早晚都要擺到桌面上來談，他又何須隱瞞自己的觀點？」
「唉，這可如何是好。」朱逸民不無憂慮地長嘆了一聲。良久，張靜江打破沉憂的氣氛道︰「但願我是杞人憂天。畢竟，先生名重國際，諒段祺瑞、張作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先生暗下毒手吧！」
令張靜江意想不到的是，孫中山到北京後，雖然未遭不測，卻因過度勞累，加之段祺瑞政府的出爾反爾導致孫中山常常動怒，由此引起肝病爆發，住進了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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